美国现代间谍史的间谍大师比尔·多诺万的传奇人生。

他是罗斯福时期的大红人，他一手创建了战略情报局。

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被誉为美国最后的英雄。

由道格拉斯·沃勒所著的《美国中情局教父》讲述了一手创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情局的前身）、被誉为现代间谍鼻祖的“野小子”比尔·多诺万的非凡人生，尤其是他情报生涯中与罗斯福、胡佛、希特勒、杜鲁门、戴笠等政治大腕之间的恩怨情仇。

威廉·约瑟夫·多诺万是美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军事将领之一，曾被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为二战期间间谍行动的最高首领——战略情报局局长（战略情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道格拉斯·沃勒所著的《美国中情局教父》讲述了这位左右了美国现代间谍史的间谍大师的非凡人生。尤其是他情报生涯中与罗斯福、胡佛、希特勒、杜鲁门、戴笠等人的恩怨情仇。

作者道格拉斯·沃勒依据大量真实资料，凭借充分的调查和生花妙笔将“美国情报之父”还原成真人，带领读者领略了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惊险也最非凡的一段时期。

序言

第一部分 序幕

 第一章 第一区

 第二章 伟大的战争

 第三章 公诉人

 第四章 政治生涯

 第五章 家庭生活

 第六章 风雨欲来

 第七章 外交大使

 第八章 情报机构

第二部分 战争

 第九章 珍珠港事件

 第十章 筑造蜂巢

 第十一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十二章 敌手如林

 第十三章 大使馆风云

 第十四章 火炬行动

 第十五章 瑞士伯尔尼

 第十六章 中立国

 第十七章 潜伏

 第十八章 意大利西西里岛

 第十九章 巴尔干半岛

 第二十章 和平试探

 第二十一章 亚洲之行

 第二十二章 苏联人

 第二十三章 诺曼底登陆

 第二十四章 情报失误

 第二十五章 阴谋

 第二十六章 次要问题

 第二十七章 斯德哥尔摩

 第二十八章 梵蒂冈

 第二十九章 情报泄露

 第三十章 哈利·杜鲁门

第三部分 后果

 第三十一章 纽伦堡

 第三十二章 恢复

 第三十三章 泰国

 第三十四章 沃尔特·里德

后记

第一章

第一区

斯基伯林是位于爱尔兰南部科克市的一个海滨城镇，这里培育出了不少有为之士，至少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样的。1828年在此地出生的蒂莫西·奥多诺万正符合这些传说。被当教区牧师的叔叔抚养长大后，奥多诺万成了一名教会教师。不过，这对于坐拥科克市北部大片土地的马奥尼家族来说，实在是太过卑微的一个职位。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女儿玛丽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跟这个比她大8岁的教师在一起。然而他们无法阻止这两个人真心相爱。在参加了别人的一场婚礼之后，他们决定也要这么做，而且是马上就做——当天他们就私奔了。

爱尔兰的生活愈发贫苦，因此美国遍地黄金的传闻对于像刚刚结婚的奥多诺万夫妇这样的成千上万名爱尔兰年轻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世纪40年代末，他们怀揣着玛丽的父亲极不情愿地拿给他们的安家费到了加拿大，然后想办法从加拿大的南部边境进入了纽约西部的布法罗市。

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布法罗很快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中西部的谷物、木材、牲畜和其他原材料被运到这里的伊利湖畔的码头，然后经过伊利海峡往东运往奥尔巴尼，以及更远的东部沿海地区。奥多诺万夫妇在布法罗市西南部的第一区安顿下来，而且他们很快就把姓里的“奥”去掉了。这里嘈杂、混乱、肮脏、排外，与布法罗河对岸的布法罗市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数千户爱尔兰家庭挤在狭窄坑洼的街道两旁那些简陋的小木屋里。

蒂莫西沿着河岸走到磨坊，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拿着铁锹把船上的谷物铲到岸上。这份工作还不错，足以养活玛丽还有他们后来生的十个孩子。他加入了当地的天主教会，远离饮酒，还提供自己的家作为当地芬尼亚会的活动场所，他们是一个致力于爱尔兰独立事业的秘密部门。

多诺万家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于1858年的小蒂莫西，是个叛逆的孩子，经常逃学，辜负了多诺万对他寄予的读大学、成就一番事业的厚望。相反，“小提姆”——家人都这么叫他——去了铁路工作，在密歇根大道附近的码头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主管。有一次，布法罗教区的天主教主教叫他来帮忙平复码头的工人暴乱，小提姆完成了任务。后来，他继续特立独行，成为他所在地区的一名积极的共和党人士，与民主党相抗衡，这对当时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来说是很难得的。

1882年，小提姆迎娶了安娜·利蒂西亚·伦农，一个与他同岁（24岁）的棕发爱尔兰美女。她10岁时就成了孤儿。她的父亲生前负责看守谷物升降台，有一天失足落下码头，在布法罗河里淹死了。她的母亲在头一年死于横行第一区的流行病。安娜去投奔住在堪萨斯市的表亲，18岁时回到了布法罗市，成了一个热爱优秀文学、年轻却又成熟的女子。

为了省钱，这对新婚夫妇跟父母一起住在密歇根大道74号。“老提姆”（别人这么叫他的父亲）和家人住在一楼。小提姆一家住在二楼以及大大的阁楼改造成的一间卧室。这个时候，小提姆已经开始深深地悔恨当初没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他开始广泛阅读，在后来他跟安娜购置的位于第一区之外繁华大道的两层砖楼里，书房里摆了几百本书，都是他买来看的。小提姆最终离开了铁路，在圣十字架公墓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和安娜成了“有蕾丝窗帘的爱尔兰人”，这是心怀妒意的“小木屋爱尔兰人”对搬出第一区的家庭的称呼。到中年的时候，小提姆一家甚至被布法罗市蓝皮书列为杰出人士——在一个大多数招聘处挂着“不招收爱尔兰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小的功绩。

在跟父亲一起住的时候，小提姆和安娜孕育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给他取名为威廉姆·多诺万。1883年元旦那一天，他在密歇根大道的老宅出生，由一位上门服务的医生接生。玛丽选了“威廉姆”这个名字，跟家里所有人的名字都不重复。这个小男孩后来在父亲的允许下，自己选了中间名“约瑟夫”。他的父母叫他“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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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周五傍晚，在夜幕的掩护下，美国情报部门的700多名职员悄悄涌进了河畔溜冰场。他们中既有隐藏身份的间谍、久经沙场的突击队员、情报分析员，也有在总部工作的秘书、电报员、接待员和话务员。跟华盛顿很多其他的溜冰场一样，二战期间，这里的冰被人为融化，地上铺上了胶合板，改造成了战时急需的政府办公场所，离他们位于E大街的总部只有几步远。

这一天是1945年9月28日，一整天都又闷又湿，这种天气在华盛顿的初秋时节十分常见。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从而结束二战，距离现在不到两个月，首都跟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已经恢复了生机。船队已经从海外接回了又一批。7000多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士兵，而且军方承诺会尽快安排他们退役。华盛顿的政务人员全部放假，去参加为太平洋战场上的英雄——切斯特-尼米兹将军而举行的游行活动。社会生产效率突飞猛进，因此股市再次创下新高。在新教练保罗·“大熊”·布莱恩特的率领下，马里兰大学的橄榄球队在首都北部的伯德球场以60比6的大悬殊将吉尔福德大学球队打得落花流水。军乐队在林肯纪念堂附近的露天剧场不问断地演奏着乐曲。报纸上大幅版面登载着各类求才若渴的招聘广告。商店的货架上开始摆满了商品——卡恩商店的运动衫19.75美元一件，赫克商店的格什温新专辑只要1.25美元。

在这个周五晚上走进河畔溜冰场的这些男人和女人心中都百感交集。他们是来这里见证和平时代的到来，但是同时也要见证美国第一个国家级间谍机构——战略情报局的终结。新上任的总统哈利·杜鲁门下令要求该机构要在月底之前解散，其在情报方面的工作职能在战后将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来承担。当天上午，战略情报局的每位成员都得到了一张证书和一枚写着“战略情报局”的金质徽章，以纪念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不过这一点儿也没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他们还要付1美元才能拿到这枚徽章。

所有人都就座后，在过去四年一直带领他们的威廉姆·约瑟夫.多诺万少将站了起来。他拨弄着手里的汉密尔顿怀表，在讲台前打开了讲稿。那块表是在他视察美国“进取号”航母时，全体船员送给他的。他已经62岁，个子不高，微胖，满脸横肉——多诺万的外表跟他这么多年来赢得的绰号“野小子比尔”完全对不上号。在亚洲从事宣传工作的情报员伊丽莎白.麦克唐纳曾经像其他女性一样，被多诺万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深深地吸引，然而现在在她眼里，多诺万的身材就跟“企鹅”一样。在瑞士活动的间谍玛丽.班克罗夫特觉得他不像光芒四射的特务头子，更像一个“丘比特娃娃”。

多诺万到此刻为止的人生的确非常传奇。作为一个出身于布法罗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他通过自己的奋斗从法学院毕业，娶到了一个富有的新教徒家庭的千金，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凭借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赢得了一枚荣誉奖章。战后，他频频出现在报纸头条，被誉为“惩恶扬善的公诉人”，然后在华尔街做公司法人发了财，再后来引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注意。1941年夏天，罗斯福下令让他着手组建一个新的国家情报机构。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多诺万将这个机构，也就是战略情报局，发展成了一个遍布世界各地、拥有一万多名职员的情报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成就，要知道，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机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

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情报头子的性格很有特点。他每天晚上只睡不到五个小时，一周至少能快速读完三本书——大部分都是军事历史和政治书籍，不过也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是他的最爱）——并且把他想记住的词句摘抄在笔记本上。他无所畏惧，他在一战中的随军牧师弗朗西斯·达菲认为多诺万是少数几个真正享受战斗的人。他对宗教十分虔诚——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要做一个牧师。他是大学橄榄球队的风云人物，舞技超群，喜欢用男中音吟唱爱尔兰歌曲，还曾经买来活页乐谱揣摩当时流行的百老汇音乐剧。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不过喜欢美食，这是他发胖的主要原因。他花钱如流水，跟着他出行的随从人员经常需要带着现金，因为他自已是不带的。他灵活机智，常常在他觉得有意思的事物面前咧嘴一笑，不过他很少大笑出声。他几乎不讲下流笑话。他几乎不在人前发火，只是让怒火在自己心里慢慢消褪。他有一种沉静的难以捉摸的态度，能在瞬间吸引很多人，而且他还是个极富感召力的领袖，能够唤起他的下属近乎盲目的忠诚。大多数时候他用询问而非命令的语气，他们就会完全服从。

“我们已经结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实验。”多诺万对溜冰场的听众们说道，他的嗓音低沉、柔和、高贵，就像唱歌一样。“这场实验是为了检验一群不同种族、不同性格、不同才能的美国人是否能够与建立已久、训练有素的敌方情报机构相抗衡。这场实验有多成功，是用你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你们的成就得到的认可程度来衡量的。”接着，他描述了他们是怎样“融合”成为“一个这样的团队——一个不仅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和学者，而且还有行动力一流的情报人员的团队”。是的，他们也犯过错，但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勇于尝试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虽然他们要解散了，但是这个房间的男人和女人在离开的时候都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向美国人民证明，只有基于准确情报来制定的国家政策，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多诺万的讲话很短，再加上萦绕在听众心中的那些情绪，这些话并未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给站在讲台前的14名突击队员胸前别上纪念徽章之后，他和在场的每个人都握了握手。这场告别仪式平淡无波，然而多诺万心中却有着深深的失落，以及对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强烈的怒火。怒火也同样在该机构驻海外的很多间谍心中燃烧。白宫甚至收到了一名海外间谍寄来的一封充满恨意的信——是用拉丁文手写的，还画了一幅画，上面是战略情报局的墓碑。就在国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情报搜集体系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的时候，杜鲁门却让美国情报工作“倒退回18世纪”——多诺万在给《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亚瑟·克罗克的信中这样写道。后者过去一直都对他透露的情报很感兴趣。多诺万的分析家们警示，苏联将会成为最大的威胁，中国也是。他们还警示，原子弹已经彻底改变了未来战争的特征。一旦苏联掌握了原子弹——对这一点多诺万毫不怀疑——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爆发的大规模战争的后果将超乎人类想象，因为这意味着两败俱伤。多诺万的分析家们当时正在准备一份机密报告，描述将来有一天，一种敌方神秘武器可以通过敌方外交人员的口袋潜入原子能设备，“在边缘城镇的第一颗炸弹爆炸前几分钟而美国宣战”，然后要求美国政府投降，不然就要引爆“美国最大城市”的炸弹——在1945年来看，这个想法有些太过牵强，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广岛爆炸的炸弹重达8900磅。不过再过几十年，政府真的要担心这种可能性了。

杜鲁门对即将面临的威胁并非一无所知。他明白他需要一个世界级别的情报机构——他只是不想让多诺万或者他领导的战略情报局参与其中。多诺万在华盛顿的政敌对他的仇恨就跟他的崇拜者对他的仰慕一样深，他们把他视为跟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的权力野心家。其中最恶毒的中伤来自约翰·埃德加·胡佛，他主管的联邦调查局一直把多诺万和他的部门视为纳粹部门，暗中进行监视。胡佛和战略情报局的主管互相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安排一名联邦调查局问谍向杜鲁门汇报了一条恶毒的流言，说多诺万跟他的儿媳妇玛丽搞到了一起——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此事。玛丽对多诺万十分忠心，经常在他的各种社交场合充当女主人，而多诺万对她也像对女儿一样亲密——但只是把她当作女儿来看。尽管如此，基于多诺万曾不止一次背叛他的妻子露丝的事实，这个流言还是有可信度的。

这条丑陋的流言并不是促使杜鲁门于9月20日签署解散战略情报局命令的最终原因。他的办公桌上还有厚厚一叠关于这个让他头疼的情报部门的负面报告。一名白宫军事参谋联合几名美国军方情报人员，向总统提交了一份言辞极为激烈的备忘——这份长达59页的备忘控诉了多诺万的部门与流氓团伙并无二致，罗列了他在大战期间数不胜数的情报失误以及各种不为人知的丑闻。这些记录让杜鲁门对多诺万产生了强烈的恨意，而这股恨意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褪。三年后，当他的秘书把圣帕特里克协会晚宴的演讲草稿送给他看时，他把列在爱尔兰裔美国英雄名单中的多诺万划掉了。  关闭一个如此庞大的情报机构，并把后续事务转交到其他机构，这个工作极其复杂。工资单上的告密者和接受贿赂后泄露情报的外国官员现在都来要求兑现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战时承诺他们的现金和特惠条件，但是没人知道这些承诺的真假。成千上万件间谍工具和破坏性武器——密码本、冲锋枪、带消音器的手枪、炸弹引爆管、手雷、燃烧弹、自杀胶囊、迷魂药、开锁工具、火柴盒摄像机、短剑——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包运送到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多诺万担心这些器具会落人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尤其是战略情报局之前为实施暗杀而研制的那些更为危险的生化武器。多达几百万页的情报文件、间谍报告以及加密电报需要加以清点、装箱，然后分别运到对应的储存场所进行保管。多诺万悄悄让人传话给参与这项工作的几名官员：销毁所有外交文件，例如在那些快速进行的活动中本该减免的钱财交易记录。“这些会给你们招来麻烦的。”

在河畔体育场解散后的第二天，多诺万把公车交还给白宫，政府同意继续聘用他的司机詹姆斯·弗雷曼。这位非裔美国司机在过去四年尽职尽责地开车送他到华盛顿的各个地方，很多次都是去参加非常机密的会面。多诺万接下来去了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录音室，录制了一段关于创办未来美国中央情报组织的宣传录音，他手下的问谍希望全国的广播电台都能播放这段讲话。多诺万对着话筒疲惫地说道：“美国战后国家政策将根据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程度来制定。美国不能像战前那样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了。还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在和平年代担负起战略情报局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多诺万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与几个信任的助手以及一名来自战略情报局影像部门的技术人员一起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在办公桌上支起三脚架和相机，赶在成千上万份文件被送往国会之前，不分昼夜地拼命拍摄。他派人把这些照片——因为拍得匆忙，很多照片都是模糊的或者失焦的——转到缩微胶卷上，然后送到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哈利·杜鲁门不可能当一辈子总统；也许下一任总统会对多诺万另眼相看，任命他为中央情报组织的主管。到时候他可以利用这些敏感文件的复印件来开展活动。

多诺万也希望这些缩微胶卷能够作为历史记录，向世人讲述他和他的战略情报局的故事。一个出版商曾在战时联系他，商讨给他出自传的事宜。多诺万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好奇，但并没有继续下去。他倒是对他的战略情报局将如何为后人所道有浓厚的兴趣。后来战略情报局历史的官方版本定稿之前，他仔细认真地审阅修改了一番。好莱坞急不可耐地想改编这个机构的故事来大赚一笔，一连拍了三部赞颂该机构的大片：贾利·库珀主演的《斗篷与短刀》、艾伦·拉德主演的《战略情报局》，以及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曼德林街13号》。多诺万和他的助手审查了这几部电影的台词。他们觉得《斗篷与短刀》和《战略情报局》还能接受，但是《曼德林街13号》完全失真，情节牵强附会（卡格尼单枪匹马就赢得了整场战争），多诺万甚至威胁说要是该片不更改台词的话，他就发起对该电影的抵制运动。为了安抚他，福克斯公司把电影中关于战略情报局的背景去掉了。三部电影票房都大卖。

“好莱坞素来以夸大事实见长”，多诺万本人的故事却更为微妙玄奇。朋友和敌人会把他说成两个极端，非白即黑，然而他的真实生活却有更多的灰色地带。

后记

多诺万留下的遗产并不多。大多数钱和房产都留给了露丝。他的资产总额仅有136587.72美元，其中大约四分之一将作为税款上缴。露丝付清所有账单后，仅剩83438.53美元。多诺万下葬一个月后，露丝启程飞往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放松心情，缓解因多诺万去世造成的心理压力。1959年4月中旬回到家时，她又变回了原来的自己，并下定决心不让生命中一连串的悲剧——失败的婚姻和女儿、孙女、儿媳、丈夫的死亡——压垮自己。

七个月后，11月3日星期二的早晨，一辆中央情报局的车开进了教堂山。那一天秋高气爽，棕色、亮橙色和黄色的树叶投下了斑驳的阴影。中央情报局的律师拉里·休斯敦和“十二门徒”的领导人罗伯特·墨菲从车里出来，把露丝接到弗吉尼亚州兰利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

他们下车的地方是在波托马克河南岸的一片140英亩左右的政府土地。一个仓促建成的木质展示台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立在一座半完工的建筑旁边。这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新总部所在地。这座花费了4400万美元的8层建筑将拥有超过100万平方英尺的总面积，16座高速电梯，一个可以容纳1400人的餐厅，一个由气动导管和盘式输送机组成的复杂结构将机密文件运送到不同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可以容纳500人的独立式穹顶礼堂。

露丝被带到展示台后排VIP坐席中的一把金属折叠椅旁。大约5000名中情局职员、行政官员以及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共同参与了这次奠基仪式。来自美国空军的一支乐队演奏了进行曲。艾森豪威尔站起来做了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后，他和艾伦·杜勒斯一起把一个铜盒放进了由工人通过滑轮控制的白色基石中。在这个金属的时间胶囊中，安放有多诺万于1944.年11月18日向罗斯福提交的建议成立中央情报组织的备忘原件，以及罗斯福于1945年4月5日在特罗安泄密事件后对其他机构进行调查的备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用银质铲子轻拍基石上实际由水、砂石、糖混合而成的象征性的水泥。（仪式结束后，基石和时间胶囊被转移，并于一年后建筑落成时永久固定下来。）空军乐队演奏了美国国歌，然后露丝被带到职员车上并被送回家。

中情局总部大楼前厅的大理石墙上刻了杜勒斯喜欢的《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情局并没有一直坚持这个来自《圣经》的理想。就像它的前身一样，中情局的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1981年，曾经领导了战略情报局潜人德国行动的比尔·凯西执掌中情局，下令制作了多诺万的铜像安置在前厅。多诺万已过而立之年的孙子大卫为这座铜像摆了姿势，帮助雕塑师得到正确的比例。

露丝仍然控制着拉姆齐家族的信托资金和农场。她热衷于克拉克县的社区工作和园艺俱乐部。70岁的时候，她还和蓝岭狩猎俱乐部的会员们一起追逐狐狸。大卫经营着农场，成为克拉克县一名杰出的商人。他后来再度结婚，而露丝则一直住在教堂山主屋旁边的房子里。

露丝没有再婚，也没有找男伴。照看孙子孙女使她的生活异常忙碌。她有几位异性朋友，会陪同她参加一年一度在纽约举行的猎狐犬大师舞会。但他们仅仅是普通朋友。

这稍微有点讽刺。多诺万的一生中，他对冒险的追逐、他的政治野心、他建立世界一流间谍部门的决心以及他的出轨毁灭了他的婚姻，让露丝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在守着孩子和孙子中孤单地度过。“有时候我会想自己究竟有多了解他。”露丝一度表示。但多诺万去世后，露丝对他个人的失败置之不理，却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为多诺万树立形象，以保证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她一丝不苟地参与战略管理局老兵协会的每次重大聚会，这个部门是为了保留人们对于这个二战中的部门及其领导人的记忆而建立的。他们设立了一个“威廉·多诺万奖”，每次颁奖露丝都会出席，即使有一年她因骑马事故不慎伤到锁骨，还是忍着疼痛参加了对得奖人凯西的颁奖。

露丝一直在寻找一位作家希望能免费出版一本有关多诺万的书。多诺万躺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露丝和多林就开始甄选传记作者了。最后他们委托在1945年最后一次拯救战略情报局的宣传活动中帮助多诺万的科里·福特写这本传记。福特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一本传记，多林认真地加以编辑。这本传记就像露丝希望的那样，用溢美之词向读者展示了多诺万和他创建的部门。

多诺万真正的遗产是战略情报局，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存在。二战期间他在进行一场战争的同时，创立了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当然这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美国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很多军队将领都是一边建立自己的部门一边战斗。但是陆军、海军、空军在战争伊始就拥有自己的坦克、战舰和飞机，以及专业的骨干队伍，多诺万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当时他面临的来自国家安全机构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指挥官们在每场战争中都会内讧，即使在二战中也仍然如此。多诺万关于情报和非常规战争的概念对当时军方和政方普遍的思维模式来说过于陌生，因此他面临的内部战争也就加倍激烈。早期他在对付盟友上花费的时间几乎与对付敌人一样多。结果，直到美国加入二战一年半以后，战略情报局才真正得以参与到战争中来。

多诺万创建的这个部门对部门理论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它就像是由不同的方案、职能和举措构成的复杂集合，而有些时候，它们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多诺万凭空想象出来的。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多诺万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在执掌战略情报局期问，他违反了商学院或者公共管理学院所教授的几乎每一条规则。他的属下意识到了这种部门上的不足。在战后一次秘密调查中，他们告诉多诺万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而是一个“糟糕的法官”，由此导致部门运营的贻误。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事实上他的确是。没有多诺万的创造力、他的个人魅力、他的智慧、他的开明、他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未来的远见，战略情报局这种标新立异的部门不可能在战争中成立，更不可能支撑到战争结束。

战略情报局对战争有帮助么？当然有。他的间谍因英勇作战赢得了2000多枚勋章，而且是在伤亡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多诺万的部门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因素么？不是。他的“影子部队”是否明显缩短了战争时间？也没有。这也许是过高地估计了他的机构的力量。打败轴心国的是其他更强大的力量：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的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母亲所生育的，为后来的战争主力提供了储备力量；美国的工业和罗斯福的工业战时动员计划；广阔的海洋使得轴心国无法袭击工业基地；商船、陆军军需、海军军需力量可运送比轴心国更多的武器和机械到前线；以及原子弹。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在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就像欧洲战场前线的步兵、太平洋上的海军、底特律车辆调配场上的警察、洛杉矶飞机组装线上的工人一样。多诺万关于间谍战可以独自取得重大战争的胜利，从而取代常规军事行动的想法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他的游击式突袭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是一种困扰，而不是战略威胁。影子战争在蛮力面前并无胜算。

多诺万和他的手下以外行的身份开始工作。“战略情报局的员工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匆忙招募到的，能力往往参差不齐。”他的助理约翰·马格鲁德在一份事后报告中坦陈道。（幸运的是，德国间谍能力更差。）但大多数美国陆军士兵也是以业余身份踏上二战战场的。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的确犯了重大错误，但他们的错误以及搞砸的任务与美军其他部门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他们也像陆军其他人一样在战争中进步。多诺万的间谍在实战中获得经验，发回大量优质情报，为他们带来了来自传统指挥官的褒扬。而那些枯燥的工作——比如间谍们计算敌方车队的数量，专家阅读轴心国报纸，经济学家研究建筑记录和政府报告以选择合适的轰炸目标——都被证明比偷偷摸摸的间谍工作更加有价值。多诺万认识到了这一点。战略情报局获得的情报永远比不上欧洲的超级组织和太平洋的魔术组织的价值。多诺万的手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多诺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存活下来。他的部门没能幸存，但他的思想得以延续。即使是批评家们——他们直到现在还在就他的遗产进行争辩——也都承认他的战略情报局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管理者的摇篮。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比尔·凯西——他们在多诺万手下学习成长，后来都成了中情局局长。战略情报局的大胆、冒险、标新立异的思想以及锐意进取的团队精神，都将潜入到新机构中；而它的缺陷也同样遗传给了中情局——秘密行动就像灵丹妙药可以带来惊人的结果，为了更高的事业目标可以罔顾法律或者道德，这样的错觉也影响了中情局。无论如何，多诺万是改变现代战争模式的人物之一。为此，露丝有理由让世人记住他的名字和他的事迹。

这本书生动描绘了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的精彩程度远远超出了小说所能达到的高度。《美国中情局教父》在事先做好了充分的资料调查的基础之上娓娓道来，既富有感召力、引人深思，同时又妙趣横生。

——里克·阿特金森，2003年普利策奖得主、《1942—1943年北非战记》作者

“野小子”比尔·多诺万是20世纪美国最为重要、同时又被解读得最少的领袖。道格拉斯·沃勒的这本一流传记让这位现代美国间谍行动的奠基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沃勒令人惊叹地成功再现了过去那个时代，那时候像多诺万那样令女性倾倒的男人既能够教育整个美国抛开天真，开始窃听其他绅士的秘密，同时又可以把整个华盛顿变成他一个人的间谍活动场地。沃勒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时代，当时美国中央情报机构还没有陷入官僚僵化，美国间谍们的生活就像电影一样精彩。

——詹姆斯·赖森，《战争状态：中央情报局和布什政府的秘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