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私生活！《私人生活史(Ⅴ现代社会中的身体之谜现当代)》是法国年鉴派经典传世之作！

“星期天历史学家”、本书主编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与马克思并列为20世纪19位最著名的史学家！

《私人生活史(Ⅴ现代社会中的身体之谜现当代)》独特角度，正史和野史合一。

插图版：3000余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

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

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

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

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

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Ⅴ现代社会中的身体之谜现当代)》记录的是：20世纪，大众时代急剧到来，经济与社会日益丰富化，政治上不断民主化，社会呈现多元共生的形态，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因此出现更加复杂的交错互动的局面。无论是国家大规模介入原属于市民社会自律的社会劳动领域，还是堕胎或同性恋等社会伦理问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犹太人或新移民的种族问题等，都使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互为渗透，关联一体，19世纪中产阶级观念中壁垒森严的公私之分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导言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空间的专门化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

 家庭与个人

私人生活的空间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

婚姻的变化

个人即国王

增强体质

受到威胁的身体

 从社区到都市的过渡

破坏与重建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规范

走向一个更宽松的社会

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影响

自由遵从

2.秘密的历史？

 历史之密与身价之谜

源泉

金钱在哪里

国家和法律

无法探取的秘密

记忆的作品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

身份之谜

 家庭秘密

避孕的合法化

堕胎的合法化

与不育症的斗争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

成长：亲子关系

离经叛道

同居

挑战婚姻

伴侣选择

婚姻中的爱情

离婚无愧

男性的没落

 身体与性之谜

土地的果实

受到威胁的身体：从病人到顾客

心理疾病

衰老

谁死了——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死后

寻求性和谐

同性恋

性与社会节制

中性

3.法国的文化多样性

 天主教徒：想象与罪恶

基督教徒的假想

忏悔，海罪，转化

新的罪恶感

 共产主义：一种生活方式

好战

离开共产党

辞职？

 法国的犹太文化

两次大战之间的犹太人

1940年以后的法国犹太人

 移民的地位

二战前的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

二战以后的北非移民

4.各国家庭

 瑞典模式的兴衰

反私密模式

隐私的各个方面

神话的兴盛与衰落

 意大利家庭：隐私的矛盾统一体

20世纪20-80年代的家庭人口统计状况

家庭空间

夫妇与孩子，关系与关爱

私人家庭到底有多私人？

 德国家庭：介于私人生活与政治之间

 美国家庭：神话与现实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2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与工作有关的变化。概括地说，即生产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这种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空间上的独立化和专门化：工作场所不再混同于居住空间。与空间的独立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规范方面的分化：家庭规范不再像以前家庭作坊时代那样与工作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作规范也不再由私人订立，而是变成了集体合约。

空间的专门化

在20世纪初期，一个人是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别处工作，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待在家里，不用工作。如果不得不工作的话，也最好能在家里做——比如做做缝纫。只有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才会迫不得已到外面去工作。1900年，法国工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或者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工作。而今天则与当时形成鲜明对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工作。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

在家里工作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另一种是为别人。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折中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这两种基于家庭的工作形式都在日渐衰落。

在家工作的工人(也称家庭雇工)数量很难确定。在20世纪之初，几百万人在家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人口普查数字中，记录了一种“游离”工人，这类人在1906年大概有150.2万人左右。在这人中，有些人无疑是日工，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他们实际上外出为不同的雇主工作；但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在自己家里工作，而且主要都根据商人的订单从事纺织品、衣服、鞋子、手套等的生产加工，也有一部分做眼镜、首饰之类的产品。有时候商人会给工人运来原料或半成品；有时候也由工人自己在去交活儿的时候提取下一批原料。付酬方式是计件支付。

不同的家庭作业之间，条件也大不相同。大部分家庭雇工所得的报酬都极为微薄，比那些工厂工人要低得多。为了维持可怜的生计，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活，梅梅·桑泰尔和她的家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桑泰尔一家都做纺织这一行，这个行业的生产体制是这样的：家庭雇工从包工商那里拿来原材料进行加工。这种体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大工厂所代替。家庭成员们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做纺织工人；到了春天他们就在下塞纳河省的农场里做季节工；在秋天他们回到家里，用挣来的钱还掉去年冬天欠下的债务。就连做仆人都比在家当织布匠挣得多。不错，桑泰尔一家有自己的织机，并且纺织技术出众，但这都无济于事。虽然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已经差得无以复加，但仍然没法靠织布挣来的钱来养活自己。早上4点钟，全家人就得起床父亲和孩子们到地下室去织布，母亲则去准备机架，就这样一刻不停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他们都要在阴暗潮湿、不点蜡烛就没法干活的地下室里工作15个小时左右。只有一日三餐时他们才能歇一歇：在早晨他们会就着面包吃一碗菊苣；中午和晚上会喝点汤。到星期天，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们会去做弥撒，回来后接着干活。就连凯瑟琳，桑泰尔举行婚礼的那天——一个晚宴有羊排吃的喜庆日子——这家人还在干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贫困。

与纺织工人的困苦生活相比，其他家庭雇工的境遇要稍微好一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米洛的手套工人可以算得上是工人中的贵族了。因为在那时，米洛出产的手套是一种奢侈品，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工厂里大批量生产的手套跟这种手工制作的手套根本无法相比。然而，一般来说，家庭雇工们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这也是他们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

这种情况下，关于家庭雇工私人生活的问题也大量涌现。凯瑟琳·桑泰尔在哪儿才能享受所谓的“隐私”呢？在她家旁边的山坡上跟她的恋人——她未来的丈夫短暂相会？在她筋疲力尽地入睡的床上？在她的织机旁？在这里丁作全面渗入到私人领域，更精确地说，是生活和工作之间根本没有分界线。不过，在桑泰尔家里，工作和生活的空间还是分开的：工作仅限于地下室，而日常琐事都在地上进行。这家人并不在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工作。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空问分离并不具代表性。通常情况下，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在一个空间里进行。在《母亲》中，莱昂·弗拉皮耶对学院派的清规戒律——“所有的东西都各归其位，井井有条”——进行了讽刺。根据他的描述，一个生活在巴黎第二十区的缝纫女工必须首先清理好餐桌，才能腾出地方让自己工作，和让孩子做功课。空间对典型的19世纪——或者我们本书中所讨论的20世纪——工人的住所实在是太珍贵、太奢侈了，要想为工作单独留一张桌子或留一个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在家里工作，工人的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对陌生人开放。缝纫女工要在家里接待客户；纺织工人或手套制作工要对商人及其代理人敞开大门。这种工作和生活并存的家庭空间有时还会变成劳工纠纷的场所。让·盖埃诺就曾这样回忆他小时候遇到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在富热尔，他的父母用买来的成打鞋楦头在家里做鞋，在20世纪初的一次鞋业罢丁中，让的父亲用完了所有的积蓄，再也挺不下去了，就出去找鞋楦头，罢工的工人们知道这事以后，就冲进盖埃诺家，指责他父亲破坏了罢工。因此，即便最公众性的的冲突有时也会在私人场合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家工作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

虽然经济原因起着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家庭作业并不单单是由于经济原因才消失的。工人们向往更高、更稳定的工酬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用给老板打工的时间就完全是自己的，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时间也稳步增加。下班后，不在家工作的工人们可以真正地“在家”休息。从这个方面看，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反映了人们对私人生活权力日渐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然而，家庭作业并没有完全消失——远远没有。193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35.1万名工人仍然在家里工作。这个群体持续存在的原因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立法往往限制外籍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对移民们来说，在家里做一些计件的零工比找一份稳定的工厂工作要容易。而事实上，这不仅有利于一心想要降低成本的制造商，也很符合从波兰和东欧来的大量移民的习惯和传统。结果，巴黎地区的皮革业中，家庭雇工的数量增加了。马努齐安派在被出卖给盖世太保之前，是在抵抗运动中地位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主要从这种个体的工人中发展力量，其中许多都是犹太人。

如今，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与当前的观念格格不入：现在的人们认为家是防护隐私的堡垒，业余时间属于工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看，现在我们连在家里为自己工作都不愿意了，谁还愿意在家里为别人工作呢？

P9-13

私人生活并不是与世俱来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私人生活的界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总在变化之中。只有与公共生活相对比，私人生活才有意义；私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法国，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意义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对于“美丽年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私人生活的围墙”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个保护栏的一边，私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生活相重合。一些诸如家庭财产、健康、道德和宗教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私人领域”。如果父母非要通过公证人暗中调查孩子的婚姻对象的情况，这肯定是因为他们也在同样小心地掩盖自身的情况，比如孩子的叔叔行为无赖，或者姐姐患有肺结核，或者哥哥为人放荡，抑或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情况。当饶勒斯因为他的女儿在家里接待教友而受到一个社会党议员的指责时，他反击道：“我亲爱的朋友，很显然您按照您本人的意愿改造了您的夫人，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了他如何着意区分自己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从另一个方面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也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方面的规矩得到加强和深化。比如，斯塔芙男爵夫人提到过立下面几条规矩：“一个人越少打探别人的私事，就越值得邻居尊敬……在火车车厢里或其他公共场合，有教养的人从不跟陌生人交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私人的事情。包括同行的亲友。”在上流社会的住宅中，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和家中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区别。公共房间用来展示和陈列所有“体面”的东西；所有不应在别人窥探的眼光中出现的东西都被“驱逐”了。家庭本身绝不在会客室中出现。斯塔芙男爵夫人告诉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许进入会客室，而且家人的照片也不应在会客室里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房间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在上流社会，每一位女士都有她自己的“会客日”(而在1907年的讷韦尔，每位女士至少有178天的“会客日”)，不过，在拜访一位尊贵的女士之前，你必须先托人介绍。这样，住宅中的公共房间就成为公共领域和严格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不过，19世纪末中产阶级所保持的这种清晰的“公”、“私”界限在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这么明显。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掩藏仅仅因其被掩藏而成为“私人的”那部分生活。举个例子吧，让我们跟让·保罗·萨特一起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每栋楼房的底层都有无数个小房间，房门正对着街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在这些房间里，人们不仅睡觉、吃饭，而且还工作。但是……人们都喜欢到街上来。他们到外面来是为了省钱，因为在外面他们不用点灯；或者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求归属感，是出于一种与别人交往的渴望。他们把桌子和椅子拉到街上来，或者把桌椅放在门槛上，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屋里，他们就在这种中间环境中进行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既然无所谓外面还是里面，既然街道只是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延伸，于是他们就让街道中弥漫着自己私人的气味，塞满了自己私人的物品，也充满了自己私人的历史……外面和里面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昨天我看见一对夫妇在门外吃饭；而门内，他们的婴儿在父母床边的摇篮里睡觉，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在点着煤油灯做功课……如果一个妇女病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会是公开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望她。”

很显然，“私人生活”对于那不勒斯的穷人们的意义，跟对于“美丽时代”法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比较很可能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所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的互相渗透很可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渗透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里也广泛存在着。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在鲁贝或者里昂的克鲁瓦一鲁塞区，或者在法国北部矿区的城镇上，工人们同样无法避免邻里们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贝里或洛林的乡村居民没什么不同。事实上，私人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只有那些通常依靠私人收入生活得比较奢侈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特权。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则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织。从这方面来考虑，20世纪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最初仅存于中产阶级当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慢慢扩展到了大众的各个阶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的历史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历史。

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民主化看作一个自动的或者简单的过程。20世纪工人和农民们所得到的私人生活与1900年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私人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这种缓慢发展而成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形成的、我简称为“公共领域”的那个领域，也与一个世纪前有着不同的标准。越来越深刻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而且改变了公共生活。两者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遵循着新的规范。同时，随着新的界限的转移和巩固，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隐私的需求和形成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再加上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差别，就使得这一课题更加错综复杂。妄称本书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极为荒唐的。我们的愿望只是：识别主要的发展方向，提出重要的问题，确定关键的划分。若能实现这个愿望，吾心足矣。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像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像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