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妻宋清如在支持他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又为重塑朱生豪形象献出了最后的精力。但宋清如还有其独立的自我，她早年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施蛰存先生对她的高度评价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骆寒超先生也认为她所写新诗的水平并不亚于朱生豪。当然，宋清如的一生更主要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宋清如在50年代曾有调到高校去工作的机会，可是她最终没有去。在谈到与学术“成就”有关的话题时，她常说“我是一个中学教师”。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是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为其父母作的传记。书中分别讲述了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求学的过程，以及两人从相识到相恋，最后走到一起的经过。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是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为其父母作的传记。书中分别讲述了两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求学的过程，以及两人从相识到相恋，最后走到一起的经过。重点讲述了两人婚后的生活。当时时局动荡，朱生豪致力于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而其妻子则给与了他最大的支持。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生活拮据，环境恶劣，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朱生豪就去世了。之后漫长的日子，都是宋清如一个人支撑这个家，还不断为了朱所译莎剧不断奔走，并最终促成了译著的出版。本书从两人的幼年写起，一直写到两位老人的去世。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关于两人真挚美好的感情。

楔子

第一章 西南湖边的少年

 一、家道日落

 二、得来不易的男孩

 三、可爱的童年乐园

 四、在大姑妈家

 五、失去母亲

 六、秀州钟声

 七、新的高度

 八、家庭小报

 九、来之不易的升学机会

第二章 跨出家门的女孩

 一、栏杆桥日晖坝

 二、文静好学的“二小姐”

 三、短暂的洋学堂生活

 四、慧灵女校的寄宿生

 五、不要嫁妆要读书

 六、三道大门里的天地

 七、受益于良师

 八、难忘的南京请愿行动

 九、遥望之江

第三章 弦歌塔影秦望山

 一、“门对江潮山横塔影”的之江大学

 二、“渊默如处子”的之江才子

 三、年轻的“现代派”女诗人

 四、积极的社团生活

 五、之江诗社

 六、《中国的小品文》等三篇论文

 七、一笑低头意已倾

 八、别之江

 九、萋萋芳草

第四章 世界书局

 一、两地书

 二、平凉路上的亭子间

 三、刻骨相思始自伤

 四、人间暂聚易参商

 五、孤独、寂寞和彷徨

 六、梦境中的现实

 七、进入莎士比亚的世界

 八、从《暴风雨》到《第十二夜》

 九、母亲开始教学生涯

 十、在战争的阴影下

第五章 狂涛卷尽华年

 一、流离颠沛的日子

 二、屈原是、陶潜否

 三、发表在《青年周报》上的作品

 四、一声流亡曲，满座泪沾衿

 五、《中美日报》

 六、“小言”——与法西斯战斗的投枪和匕首

 七、“孤岛”的沦陷

 八、春天里幻灭的悲哀

 九、十年苦恋终成眷属

 十、赴川计划搁浅

 十一、在常熟

第六章 父亲的最后岁月

 一、艰难的日子

 二、“一同在雨声里做梦”

 三、我的出生

 四、埋头伏案、握管不辍

 五、最后的日子

第七章 等待天明的日子

 一、凄风苦雨

 二、永恒的呼唤

 三、为歌颂光明的云雀们祝福

 四、让亡灵安息

 五、世界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问世

 六、“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成就

第八章 迎着共和国的曙光

 一、在杭高

 二、我有了妹妹

 三、创业临天桥

 四、跨虹桥下

 五、《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再次出版

 六、“要把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第九章 走出炼狱

 一、母亲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我进了大学

 三、风云突变

 四、在“劳改队”

 五、我也成了“小牛”

 六、母亲“解放”了

 七、之江出生

 八、母亲在和田

 九、迢迢回归路

 十、莎士比亚的“复出”

第十章 一抹淡淡的晚霞

 一、叶落归根

 二、追寻父亲的踪迹

 三、海峡彼岸的知音

 四、超越时空的交流

 五、《朱生豪传》问世

 六、珍贵的晚年知交

 七、捐赠手稿

 八、八十高龄的“飞天奖”

 九、残简情证

 十、亲情

 十一、无价的精神美食

 十二、走入永恒

尾声

后记

第一章 西南湖边的少年

一、家道日落

朱家的祖上，可能是因为缺乏显赫而值得标榜的人物吧，所以记载谱系的材料少而又少，所能查证的情况，也就非常有限了。

在朱家有一张上代留传下来的写在红纸上的《立嗣议约》，这是父亲的叔祖母吴太于1925年邀集亲族议决出嗣的签约文件。根据该文件上记载，朱氏谱系为：

据文振叔回忆，在过去多次丧事中，常请僧众或道士做法事或道场，超度亡灵，此时在所奉祀之列祖列宗的黄纸疏表中，多次以树村公为“高高始祖”（远高于高祖），但其后并无“昌”字辈一代而有“山”字辈一代，如琢山、馨山、钜山等，均列在春泉、寿泉等曾祖辈之前而居于高祖辈。树村公与“山”字辈高祖之间则空白缺位，故认为对上述《立嗣议约》中前两代的准确性应有存疑。

从以上情况看来，以树村公为本支族始祖已属历代公认，但其人其事，概无流传，已完全无法考证。树村公与寿泉公究竟相隔几代，“昌”字辈及“山”字辈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许都只能作为永久的疑问了。而朱家的历史能够有具体记载的，大概只能从寿泉公开始。

我的高祖朱寿泉，约生于1822年，原住在嘉兴城内南门大街某段，经营商业，一度颇具规模。太平天国军队攻占嘉兴期间（约在1860年），住房被烧毁。后来就在南门外东米棚下购地另建住宅。东至槐树头，西至东米棚下市河边，占地约一亩七分（一说为一亩九分）。此时朱家家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所以造的主楼结构偏小，出檐颇低，影响了房屋的实用性和光照。园中部原来拟建一个大型厅堂，也因财力不足，结果只造了一间小型栈房。倒是临槐树头的三间楼房，靠仙洲公妻子钱太以其私蓄贴补了一些，造得比较像样。新宅西面临街四间楼房作为店面，独资开设裕盛商号，经营油麻铁锅粗瓷，等等，属徽帮。但风云不测，可能店号遭受损害挫折，人们多疑为店内亲信人员作怪，寿泉公竟吞食生鸦片自尽（约在1868年）。作为“善后”安顿，店号改为十股合资，店名改为“聚和”，朱家只占其中三股（长房仙洲公占两股，二房云峰公得一股）。由于朱家无人善于经营，更无法与店内实际操持经营的人员“斗法”，每年只凭主事者分给“官息”。高祖母洪太（寿泉公妻）精明能干，在家族隆盛时期襄理家务，出力不小。寿泉公亡故后，一应家事，乃至参与商务，概由洪太承担，勉力维持一家局面。洪太寡居约四十年，享寿八十有四。洪太生有三子一女，我曾祖父仙洲公居长，次为云峰公，议定出嗣老三房浩泉公后，但不幸婚后仅二十二岁就早逝了。妻吴氏无子女，守寡近六十年，后由文振叔承嗣为孙。洪太幼女适顾氏，幼子宝沄公早夭。  曾祖父仙洲公，原名宝濂。幼年虽值太平军战祸，但当时其父经营商业，家境小康，得以专心学业，攻读经史诗文，以期家风渐转书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中秀才，但当时在地方上颇有文名。

仙洲公既已一心走读书科举之路，实际上也就再无心经营商业了，加上那段时间家中事故频频，使他既难以专心翰墨，对祖传店号的经营更是一无成就，一任同伙之人玩弄手段，中饱私囊。

仙洲公虽然先后娶了钱氏、陈氏、徐氏三位妻子，却未得男丁，所以仙洲公以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凡家庭大事均以“堂名”作为对外的代表，称“朱巽顺堂”。家中无男丁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也给朱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仙洲公去世（时年不到五十岁）后不久，就有与仙洲公同辈的本家支族长发难，认为仙洲公身后既无男子承继父业，就应由本支族中决定承嗣人选，以继承仙洲公家业，以后又有其子或侄辈反复提出强硬争议，最终夺走了东米棚下和槐树头临街的部分房产。后来还挑起过多次争议，直到1925年以后方始平息。

由于仙洲公身后无男丁，且朱家其他各支男丁也不多，所以由洪太做主，由待字闺中的仙洲公幼女朱佩霞招赘西塘陆润为婿，以继承家业。这就是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朱佩霞（1888—1922）幼年丧父，从小禀赋聪颖，尤为其祖母洪太喜爱，故决定由她择婿入赘，支撑门户。当时其母徐氏亦已亡故，家中事务仍由洪太主持，至于商店事务，则悉凭经办人员操纵。

我的祖父陆润（1886—1924），字朗轩，嘉善西塘人。青年时曾在嘉兴永鑫布店当学徒，有兄弟各一人。婚后因不谙朱家祖传经营之油瓷店业务，且店为人操纵无从插手，乃和祖母商量后，将所留私蓄，主要是洪太分拨遗赠之财物，在丝行街开设小布店。但因其秉性忠厚，不善经营，且乏得力助手，故小布店仍连年亏损。后又和他人集资办小型摇袜厂（工场），亦很快陷入困境。所投入的资金，以及聚和油瓷店原属仙洲公名下之两股资产亦先后抽用亏耗殆尽。至此可谓家道中落，再难恢复祖辈的殷实门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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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后悔写这本传的考虑开始得太晚了。也许因为我做的是工程技术工作，又一直比较忙，不大有往这上面想的机会。也可能是因为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跟母亲的共同生活，已经习惯于母亲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中一个最普通的成员，并且安于斯乐于斯的思想方法，因此当美国传记协会来信告知母亲已被推选入下一版的《世界杰出人物名录》时，我也几乎和母亲一样感到吃惊。当然，吴洁敏、朱宏达两位教授撰写的《朱生豪传》的出版，也一度使我感到父母亲的足迹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因为在两位教授写《传》的过程中母亲和我确实是倾囊相助的。

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我从未见到过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使我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父亲去世一周年和两周年时母亲的两篇祭文，每读一次都不能不使我热泪纵横，母亲收到的大量学生来信更是每一封都使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洗练。我认识到，父母亲的一生正体现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他们正直、勤勉，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却又常常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执着、顽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而从不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因此，当朋友们建议并鼓励我为父母亲写一个合传的时候，我动心了。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我讲起过去的种种往事，听的时候我虽然饶有兴味，却从来没有认真记录过。到这时候，那些极为珍贵的具体细节，都成了时间、地点、人物十分模糊的“印象”了。在惋惜之余，只能从头开始，一方面仔细阅读研究父母亲留下来的每一张纸条、每一封书信，一方面抓紧时间向父母亲昔时的同学、同事、学生等征求材料，并在1997年年底到1998年间跑了上海、杭州、常熟、张家港、北京、南京、苏州、香港等地，访问了不下二十余位同志，还从上海图书馆查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材料的积累使我有了信心为父母亲写一本更详尽一点的合传，一方面借此来反映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点思索和回味；另外也尽可能为我国文化界多保存一些第一手的史料。

母亲曾经对父亲做过这样的评价：他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爱国者，然后才是一个翻译家。诗人的才质使他有能力驾轻就熟地将莎士比亚这位天才诗人和戏剧家的神韵介绍给我国人民，而炽烈的爱国热情则是使他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巨大工程，以至以身殉之的根本动力。

人们对父亲的了解，最主要的当然是出于他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上的成就。但是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只是因为过早的夭亡才使他的才能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父亲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实在要是我一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对我说：“你是只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翻译翻译的。”那么我一定要请求他把我的生命收回去。其实直到大学三年级为止，我根本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遇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做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现在能收集到的父亲的文字作品，除了莎剧的译著外，主要还有幸存下来的大约五十余首诗词作品（只占他实际作品的一小部分）、父亲在1933年到1937年间写给母亲的三百余件书信（其中236件曾经删节整理出版过）以及他在1939年到1941年间在中美日报社工作时所写的一千篇左右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短论“小言”。我在本书中对这几方面的内容都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希望能对父亲的文学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映。

母亲作为父亲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知己，在支持父亲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又为重塑父亲的形象献出了最后的精力。但母亲并不仅仅是父亲事业的助手，她还有其独立的自我。母亲早年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施蛰存先生对她的高度评价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骆寒超先生也认为母亲所写新诗的水平并不亚于父亲。当然，母亲的一生更主要的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能和学生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爱戴，这是对她的辛勤劳动和广博爱心的最好回报。这个事实本身也为教师这一行业的伟大作了很好的诠释。母亲在50年代曾有调到高校工作的机会，可是她始终没有去，在谈到与学术“成就”有关的话题时，母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母亲深知这样的定位很可能使她与学术的光环无缘，才学再高，恐怕也只能默默地作“人梯”。但是她培养出了大量取得卓越成就的栋梁之才以及普通的“螺丝钉”，同样使她欣喜和满足。这正是母亲一生中最平凡而又最伟大之处。

回顾父母亲的一生，悲剧的成分似乎比较重。但“悲”与“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无论是父亲稍纵即逝的生命火花，还是母亲漫长而充满坎坷的一生，虽然都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都是在悲中益显其壮。这正是我虽然力不从心，却仍想尽力表达的主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尽可能跟踪了父母亲的成长过程，反映他们的爱情生活，探寻他们的感情世界，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展现给读者。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承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热情帮助，范泉、彭重熙、王福基、朱宏达、吴洁敏、范晓华等同志热心指导和鼓励，黄源汉、陈馥楠、陈宝璜、邹瑞、巫和林、唐佩渠、史曾瑞、厉晓放、钱旭洋、孙绳武、章伟祥、祝育华、卢菊英、褚元强、钱维权、许泽兰、蔡纪淑、陆晋三、郭巧卿、赵桂素以及许多未能一一列举的同志，还有上海图书馆及许多母亲工作过的学校单位都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我所工作的嘉兴毛纺织总厂和下属的嘉春毛纺有限公司及红宝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也都给了我热情的支持，这才使我这个虽然非常喜欢文学，但从未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的新手能基本顺利地完成了这部“引玉之砖”，多少为以后的研究者们留下一点史料。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9年4月于嘉兴

时光苒荏，初版的《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又过去了十五年。父母亲的一生已经定格在离我们渐行渐远的那个世纪中，但他们的“传”却并没有到此结束。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欣喜地发现，父母亲的知音越来越多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还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对父亲的了解(如果“了解”的话)也多仅限于他让中国人读到了莎士比亚的不朽作品；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历史的认真反思和再认识，有更多人在更深的层次上了解了我的父母亲朱生豪和宋清如。除了称道于父亲译作的文采和神韵，人们也为父亲对译莎事业百折不挠，要为中华民族争这口气，最后以身殉之的精神所感动。父亲横眉冷对日寇，在敌伪环伺的险境中以笔为武器，奋起挞伐法西斯侵略者的事迹，更成为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一个范例。此外，父母亲那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悲歌也被人们所传颂。

父母亲的“传”还在继续写下去。

2007年11月，嘉兴西南湖旁出现了一处新的人文景点，朱生豪故居重新修复后对外开放了。雕塑家陆乐的作品“诗侣莎魂”铜像屹立在故居前，深情地注视着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除一般游客外，这里还特别吸引了许多莎士比亚的喜好者和朱生豪的敬仰者前来参观。故居除了向人们展示父亲(和母亲)的生平、业绩和精神外，还致力于收集有关朱生豪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各地致力于朱生豪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2012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嘉兴市政府举办了简约而隆重的纪念活动，由嘉兴市图书馆主持出版的影印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也同时发行，这不但使父亲的译莎手稿这一珍贵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存和利用，也为学界对朱生豪翻译工作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素材。

一些年来，学术界对于父亲译作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大的方面如译文体裁的选用(诗体或散文体)，总体翻译原则的探究(如“信、达、雅”和“传达神韵”)等，小的方面如一些具体片段甚或词语的理解和处理(如一些双关语的处理)，等等，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朱生豪故居开放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都同时举行了有关朱生豪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在会上交流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此后，又先后有朱安博等著的《朱生豪的文学翻译研究》(2014年2月)、段自立著的《朱生豪莎剧翻译经典化研究》(2015年3月)等专著问世，说明对父亲和父亲译作的研究已经越来越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了。

我在本书中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有人对“全集”中仅以“有一定的特色”来评价父亲的译作表示不满意，母亲和我觉得那是大环境使然，倒也并不在意。  父亲在他《译者自序》的结尾中说：“知我罪我，惟在读者。”不过读者对父亲译作的了解和评价，也是有个过程的。1954年作家出版社《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出版说明中说“……这个译本的优点是文字明白流畅，也多少保存了原作的精神；我们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有较完善的译本以前，将这个译本略作必要的修订重排出版……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评价只是“多少”保存了原作的精神，连“比较完善的译本”都够不上(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左翼作家”圈子以外的作品提法都比较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说明则在肯定朱生豪的译本“有一定的特色”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但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译文也还存在误译和删节的缺点”。所以这次出版时，对译文作了一次全面校订，“力求既保持原译的特色，也尽可能订正错误，补上删节部分，使译本比过去有所改进”。

应该说，这个出版说明的说法是客观的。“误译”和“删节”也都确实存在，而且不少。一些前辈翻译家为校订父亲的译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使译文更完善，我对他们由衷地尊敬和感激。但到那时为止，这个“有一定特色”的概念一直还比较含糊。后来先是罗新璋先生1983年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文中提出了“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辞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的评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在1978年版本的基础上增编后的8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中，由屠岸、章燕合写的“前言”一中，总结了以后许多研究者的看法，认为“朱译莎剧文辞优美畅达，人物性格鲜明，已成为广大读者所珍爱的艺术瑰宝”；认为父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终竞成为播莎翁文明之火的普鲁米修斯，成为译莎事业的英雄和圣徒”。那确定是很高的评价了。

由于1947年世界书局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印数很少，又历经战乱和劫难，所以真正读到过未经校订的朱译莎剧的读者并不多，有不少读者产生了希望看到原汁原味朱生豪译作的想法。2012年《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影印本的出版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条件，201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此(和1947年世界版莎集)为基础，出版了未经修改和校订，包容了父亲译本中原有“误译”和“删节”的《莎士比亚戏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对照校订本和原译本，可以发现，校订本纠正了原译本中的缺陷，确实比原译本有较大改善。但有得也有失，校订本除了有语言风格一致性上的不足和某些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做了“过度校改”外，一个较突出的特点是将父亲原来使用的一些较为冷僻的或带些文言色彩的词语都改掉了，好处是更加通俗易懂，缺点则是在词语的表现力上不能不打了折扣。我们知道，正是莎士比亚在世界英语文学作家中首屈一指的浩大词汇量支撑了他作品非凡的表现力，而父亲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他所掌握的丰富词汇也是他能“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陈才宇教授在再次校订和补译新的《莎士比亚全集》过程中，我们也达成了共识，对父亲的译文中可改可不改之处一律不改，校改之处也都加以标记。希望这个全集已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能最大限度地纠正朱译莎剧的缺陷并保持朱译莎剧的“神韵”。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是在父母亲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后至今发生的一些事，我觉得也有必要向尊敬的读者们做个简单交代，就放在这里，可以说是《诗侣莎魂》的一个“后传”吧。

1999年版的原《诗侣莎魂》出版后，得到了许多前辈和朋友们的鼓励和指正，也发现了里面尚存的一些疏误，包括一些史实的局部失准，一些漏校的文字输入中的失误，特别是在引用的一些史料上也有少量认错或输入错的字符，因此特别希望能有一个纠正的机会。估计许多出过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有关我父母亲史料的发掘也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国家和地方各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为查找各种历史资料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多篇原来只是听说过，甚至根本不知道的父亲的佚文。现在父母亲除莎士比亚译作以外的诗文作品和父亲给母亲的书信都已经结集出版。这些都为我进一步增补、修订原来的《诗侣莎魂》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我重新修订这本书的愿望更为强烈了。

感谢商务印书馆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使我得以在所剩不多的余年里实现这一愿望！希望这次修订后的《诗侣莎魂》能在我国文艺园地的边角处缀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为人们留下那一段绝非轰轰烈烈，却也能使人心动的历史。

朱尚刚

2015年9月5日

吾中华地处亚东，神山屹屹，五洲钟奇，晚清海通以来，夷学东渐，自兹莎学以降，译者论者语流百年，将莎剧神理，融会于心，译而戏之，歌而论之，朱生豪为其佼佼者也。“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朱生豪的天才译笔，是在民族和国家饱受外来凌辱时期成就的，也是在诗人宋清如之爱的浇灌下译竣的，其译文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涵养以及对莎剧内蕴准确之理解，使其译本在中国莎学史、翻译史上已经成为文化符号、翻译标准、经典文本和里程碑式的标志性工程。《诗侣莎魂》以详实的笔法为我们还原、描绘了作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朱生豪、宋清如平凡的一生和译莎的传奇经历。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李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