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选辑》是1959年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倡导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起，以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生动鲜活地记录戊戌以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史料专辑。中国政协文史馆编著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67辑)》收录有13篇文章，这些珍贵史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助于了解许多历史事件。

《文史资料选辑》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起，以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生动鲜活地记录戊戌以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史料专辑。中国政协文史馆编著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67辑)》收录有13篇文章。其中包括：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范小建对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回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驻阿盟全权代表吴思科从事中东外交工作的回忆等。这些珍贵史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助于读者从中了解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特 稿

 范小建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与启示

口 述

 罗 箭 我所亲历的共和国核武器发展历程

人物

 卢晓光 苟利国家生死以马革裹尸慰笑还

——记我的祖父卢广伟将军

 高理文 我与蒋经国

 罗南英 我与蒋方良

 廖黄伯溶 记先夫廖耀湘二三事

 王铁锤 从民间艺人到演奏家之路

纪事

 玛依努尔·哈斯木把一生献给新疆妇女儿童工作

 吴思科 投身中东外交40年

 石兴邦 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辉县发掘

 蒋思豫 一蓑烟雨任平生

——百岁老人记忆深处的抗战往事

杂忆

 王春景 在王振乾书记身边工作的日子

 宋利民 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担任警卫

珍藏

 溥仪、廖耀湘手稿

199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办发[1999]3号文件，标题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小组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通知指出：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一项十分复杂而且敏感的工作，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大局。……为保证今年春节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的社会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要在此期间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闭工作。要注意做好安定民心的工作，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好预案。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何等机构，有何等影响，需要如此认真对待?这还要从农村改革初期，废除人民公社之后说起。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人民公社全面解体，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村级集体经济依然存在。公社化2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批可观的集体资产，虽然在大包干时期也分散、损失了相当一部分，但据1986年的统计，账面集体资产大约还有800亿元。如何处理这部分资产，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成为农村工作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基层同志们，主要是乡镇经管站与村委会的同志，顺应农村形势发展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需要，开始按照“有偿使用和所有权不变”的原则，把这些钱借给村里的农户，用于发展生产。当时，有部分农户拖欠集体资金，通过这个办法，实行“欠转贷”，也有利于集体收回一部分个人的欠款。这一方面可以使这笔集体资金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地方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活动一般是以乡镇经管站为依托，它的组织载体开始有多种名称，后来经过逐步规范，被统称为农村合作基金会。

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和经管总站一直负责指导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工作。1990年2月成立合作指导司之前，是经管总站负责，经管总站站长是赵明同志，副站长张毓琮同志分管基金会工作。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成立之后，由我任司长，司站合署办公，基金会的工作继续由张毓宗分管，具体工作放在总站财务处，杨绍品同志任处长。1992年农业部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办公室，由我任主任，张毓宗同志任副主任，业务工作还在总站财务处，杨绍品同志为处长，袁志军同志为副处长。1994年1月，杨绍品接替张毓琮同志任副站长，12月总站专门成立了合作基金会处，王正谱同志任副处长主持工作。1997年2月王正谱为处长(1997年2月至12月，王正谱去涡阳县挂职)，刘景枢同志任副处长。

到1993年底，也就是我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基金会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几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4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可称为试办阶段。1984年河北、江苏、湖北、辽宁、山东等省陆续开始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试点，收到了良好效果。到1986年底，全国有数千个乡镇建立了农村集体资金融通组织，筹集可融通资金近50亿元。

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基金会无论是名称还是活动形式都很不规范；二是管理和融通的资金基本上都是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金；三是规模都比较小，资金量少；四是社会各界对其褒贬不一，有些部门甚至对其发展设置了一定障碍，个别基金会甚至被有关部门取缔了。

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可称起步、发展阶段。1986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在考察农村时就此发表重要意见，总体上认可这种做法，同时明确指出，利用集体积累资金开展融资活动要坚持做到三点：一是“不吸储”，即不能吸收存款，只能融通本金；二是不出村，即只能在本村范围内开展借款活动，不得跨村；三是不得收取利息。只要符合这三条禁令，人民银行就不会加以干预。中办发[1986]27号文件明确：“近年来，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把集体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采用有偿使用的办法用于支持本乡、村合作经济和农户发展生产。这种办法只要不另外吸收存款，对外发放贷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应当允许试行。”中国农业银行[86]农银函字第414号指出：“对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用集体闲置的资金试办内部融资活动，只要不对外办理存贷款，不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农业银行不要干预，并通过信贷业务给予引导。”在以上文件的基础上，中发[1987]5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发展多样化的资金融通形式。……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群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有的地方建立了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信用活动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不同要求，有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缓和农业银行、信用社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

自此，全国范围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在当时情况下看，虽然陈慕华的三条禁令和相关文件规定得比较死，但毕竟是承认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在，这项事业就在这有限的政策空间里生存下来。到1991年底，也就是我到合作经济指导司的第二年，全国已有33％的乡镇、16％的村建立了以农村合作基金会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资金融通组织，筹集可融通资金99．9亿元，年内累计投放资金10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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