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由周恩来总理的贴身警卫员高振普所著,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高振普在总理身边工作了15个春秋,是离周恩来总理最近的人之一,他每天和周总理生活在一起,照顾周总理的饮食起居,在总理生病之后更是寸步不离身边,在总理离世之后亲手撒下他的骨灰。高振普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周总理身边的许多事,他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在晚年身体承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要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繁重工作。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和生活,高振普早已把周总理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周总理也把他视为家里人。他们之间已经不仅是工作关系,更有一份深厚的亲情。在周恩来总理去世40周年之际,高振普写下此书,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如今很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对于高振普来说还是历历在目。很多情形,每当念及,必然泪下,高振普用自己平和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感人的瞬间。
《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高振普记录下他在总理身边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如今很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还是历历在目。
周恩来总理患病之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一段非常岁月,周总理身上的重担无人能及也无人可以分担,此时他还是一个癌症病人,也是一位人生走入暮年的老人,可是他却完全将自己置之度外,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事情放在心上去考虑。他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苦苦地支撑政治危局,他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两年多的患病岁月里,高振普亲眼看见周恩来慢慢由一个非常健康极有活力的总理变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病倒在床的病人,他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从听到总理患病时的震惊到总理做手术有所好转时的欣喜到总理又能去参加活动参加会议时的希望到最后的绝望和痛苦。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比高振普更加知道总理都经历了什么,总理在人群背后的疲惫和病痛。这一切,高振普用真实的笔触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周总理,也更加能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敬爱的周总理到底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付出了什么。
这是一位晚辈对长辈的深情怀念,这是一段亲历者对历史的真实描述,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史料,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人和他经历的人生最后岁月。
生病
1972年5月12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说,这一天却非同寻常。因为在这一天,他的尿检被发现异常。
这一天,在为周总理例行的尿样化验时,中南海保健处的化验技师李培英发现了四个红细胞。从医学上讲,对男性来说,尿中有两个红细胞,就要引起注意。
这是最早发现总理尿样异常。
化验师及时把情况报告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张佐良报告了有关专家,引起了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保健处处长、总理前任保健医生卞志强立即召集几位医生,经研究后决定:注意观察,多化验几次。同时,将检验结果上报。
医生们将此情况最先报告邓颖超大姐,随后他们又告诉总理以后要多留几次小便。总理知道留小便的原因后,同意了医生们的意见。
总理非常配合医生,遵从医嘱,他每天把小便留在尿壶里。张树迎和我两个警卫每天轮流把总理留好的小便交给医生或护士去化验。
化验的结果是尿里的红细胞时多时少,时有时无。这些情况随时报告总理,总理淡然置之,他的正常工作如开会、会见来访外宾和生活都未受到影响。有时总理陪外宾离京外出,除保健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随外,又临时增加了保健处医生陈士葆,主要为了便于随时取尿化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尿里的红细胞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有时显微镜下为满视野,这意味着红细胞不计其数。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大夫们可能对病情已基本得出结论,但由于出现在周总理身上,为慎重起见,又派保健处董长城医生,带上尿样赴天津和上海,请那里的专家会诊。天津、上海与北京的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一致:就是癌细胞。在后来的检验中,这种细胞时有时无。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除有关医务人员知道总理尿里有癌细胞外,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厨师、司机、服务员)总理得癌症的消息。张树迎和我只被告知总理小便中发现了不规则细胞,我们并不懂得“不规则细胞”的具体含义。随着红细胞越来越多,张树迎和我在私底下交谈时,甚至还埋怨医生:怎么就诊断不出总理得的是什么病?我们哪里知道医生们已经确诊!
批判极左思潮
从1972年5月12日发现总理尿样异常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医生只是对总理的尿样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即使是普通人,也会猜想到身体出了问题,更何况总理,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总理纪律性很强,没人告诉他,他是不会主动问的。总理既没有向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打听,也没有向医护人员打听。在中央没有批复保健处的医疗报告前,他仍一如既往地为国为民操劳着。
这时的总理以主要精力肃清林彪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流毒。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曾说,我难啊,难的不仅仅是林彪。他清醒地认识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还在台上,在前进的道路上荆棘密布,一场场恶战将不可避免。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三百余人参加。周总理先后参加多个组的讨论,消除极左思想在领导干部头脑中的影响。
由于“文革”长时间的干扰,我国的科技、教育等事业都荒废殆尽,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显落后。(P1-P4)
后记
2000年11月,我将自己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15年中经历的往事集辑成册,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为书名出版。15年来共计发行近10万册,对人们了解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代伟人的平凡生活和其中蕴含着的精神风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书也被广大读者肯定。为此,我感到欣慰。
今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40周年的日子。转眼间,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来,社会各界朋友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情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周总理身体那么好,怎么得了膀胱癌呢?按照总理的地位和医疗条件,应该可以治愈的,为什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这也是我多年思考的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1961年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总理不分昼夜为国为民操劳,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为了维系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他的生活规律被全部打乱。周总理曾深有感触地说,“文革”至少要让我少活10年。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在例行体检中被发现尿检异常,1973年1月5日,开始尿血,被告知患了膀胱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周总理不仅与癌魔抗争,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政治命运,他还不得不一次次忍受“四人帮”射来的暗箭,直至耗尽最后一滴心血。
今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相关的事情写出来,供广大读者去思考。为了说明问题,也引用了《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的部分章节,并对其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正。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廖心文、安建设、费虹寰、李清平同志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医院、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故居、南京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绍兴周恩来纪念馆给予了帮助;杜修贤、吕厚民、吕相友、崔宝林、周描坤、周铁男、刘文辉、顾保孜、王飞宁等为本书提供了照片,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马新艳、高薇、高凝的协助,在此一并感谢。对所用照片的作者,能联系到的都得到他们的同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联系上的请予谅解。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刘文欣同志为本书的撰写查找和核实史料作了大量工作,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有些篇章如《批判“极左”思潮》等为其所写。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由于水平和工作的局限性,撰写的内容难免会出现差错,欢迎批评指正。
高振普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