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梦想的边疆》，本来是我与好友戈叔亚先生合作撰写的一篇有关中央飞机制造厂历史的文章标题。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2007年底在中缅边境的缅甸南坎和云南垒允等地的田野调查。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9期《航空知识》杂志上。
这个标题是我起的。后来叔亚在凤凰网的博客上说，他最初对这个标题不是很理解，慢慢才感觉到这个飞机厂的确是中国航空人几十年的一个梦想。
记得我读历史系大一的时候，有一门公共选修课，吴岩老师每周从北师大本部到辅仁这边的北校来给我们讲授科幻文学。吴老师多次强调过一个意象，幻想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应该是没有疆域的。
像鸟儿一样自由飞行，曾是人类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幻想。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中，像孙大圣那样腾云驾雾，又或者可以变化成昆虫、飞鸟，任意飞行者比比皆是。随着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12月17日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持续且受控动力飞行，这个古老的幻想，抑或说是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像其他科技一样，新兴的航空技术很快就应用到了军事领域。近代中国由于军事工业落后，吃尽了西方坚船利炮的苦头。然而，中国在全新的军事航空领域起步并不晚。晚清末年，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军事航空潮流的影响下，当时的满清政府就注意到了航空在军事上的应用，除了派员出国考察，试制、引进航空器，还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飞行和飞机制造技术。
中华民国成立后，执政的北洋政府沿袭了晚清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军事航空。1915年，北洋政府命令前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造船的海军留学生巴玉藻、王助等人转赴美国，学习新兴的航空技术。他们考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深造。1916年，他们从麻省理工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彼时美国的航空工业也还处于萌芽时期，这几位科班毕业的中国飞机设计师自然成为美国各飞机生产厂家竞相延揽的对象。例如王助就受聘成为后来鼎鼎大名的波音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
十余年后，就是这个在美国航空业界都堪称“大字辈”的王助，成为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处第一任监理，即中方负责人。
1930年代初，怀着“航空救国”的梦想，为了积极备战一场终将到来的中日大战，包括王助在内的那一代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们与美国航空界合作，在杭州笕桥机场创建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这个简称在迁到云南垒允后仍被沿用）。这是一个生产军用飞机的军工企业，其生产的霍克Ⅲ双翼战斗机在抗战初期曾为中国空军立下赫赫战功。
由于“卢沟桥事变”。的意外爆发，中日两国全面开战的时间骤然提前。著名的“八一四”空战当天，杭州笕桥机场就遭到日军轰炸，中杭厂被迫停产。随着东南沿海战事的急转直下，中央飞机制造厂不得不向内地西迁。
几经辗转，在世外桃源般的云南垒允，中缅边境上这个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美两国航空界的前辈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重建了中央飞机制造厂。在这个从未有过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近代化的飞机制造厂。
在垒允那片神奇的土地上，梦想得以延续。
2007年底，当我在垒允茂密的热带丛林里，亲眼目睹当年中央飞机制造厂遗留下的那些断壁残垣时，那种强烈的震撼完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那里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那里也是中国一代航空人“航空救国”梦想的最后守望之地。他们已无路可退。
梦想本是无疆的，然而当梦想为疆界所阻，局促于一隅时，似乎也就注定了结局的悲剧性。P1-3
由于官方档案文件的严重缺失，目前中杭厂历史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靠收集整理和分析考证各种个人回忆和部分相关史料保留下的历史碎片。本书尝试着在这些碎片的基础上，拼出一个大略完整的历史图景。然而本人的学养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在拼图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很多偏差、谬误之处，还有待方家多多指正。如果这本小书能对中杭厂的历史研究起到一点儿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将是本人莫大的荣幸。
本书能够最终得以付梓，要感谢方方面面的朋友们一直以来热心的支持和鼓励。感谢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和刘小晖女士，如果不是她一次次的鞭策和鼓励，我也许不会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完成全书的写作。
感谢昆明的戈叔亚先生，他对我而言可谓亦师亦友，我不仅最初从他那里了解到中杭厂，还跟随他在垒允的丛林里见证了那些令人震撼的断壁残垣；更重要的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与传统的文献史学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研究的执着。
感谢原中杭厂员工，南京的朱亚泉先生和北京的戚少俊先生，两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家不仅耐心地给我讲述中杭厂曾经的过往；更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文稿，并亲笔绘制草图，让我对中杭厂老员工严谨的作风有了最直接最深刻的体会。
感谢成都的两航老人傅昌铨先生和周礼忠先生，感谢陕西航联会的常耀先生，他们不顾年事已高，积极认真地协助查找线索，提供资料，可谓不辞劳苦。
感谢原云南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先生和台里的一千好朋友们，我曾有幸跟随他们的摄制组在滇西往来奔波，对滇西的山山水水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感谢云南瑞丽的好朋友赵胤宏先生，他在我两次去瑞丽采访时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他对抗战史的热情甚至让我自叹不如。感谢瑞丽的另一位好朋友，几年前不幸遇难的钟泽能先生，想不到2007年最后的互道珍重却成永别!
感谢缅甸南坎的埃丝特·波女士及其家人，2007年12月在南坎度过的那一天，我不仅有幸走进了西格雷夫大夫的南坎医院，更得到了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感谢雷允的傣族老人雅麦很女士和她的侄孙女品旺女士，她们不仅让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垒允厂的遗迹，也让我见识到垒允傣家女子最朴实无华的一面。
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熊伟老师、王亚男先生和吴佩新先生，自2008年在《航空知识》杂志上发表《寻找梦想的边疆》一文以来，我的几篇与中杭厂有关的文章全部发表在了他们的杂志上，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为这些文章顺利面世所付出的心血。
感谢澳洲布里斯班的好友尹怡红女士，她从语法的角度为本书全文逐字逐句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感谢昆明的好友保国雄先生，他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书昆明民俗地理顾问的职责。感谢江苏常熟的好友金晔先生，他从常熟地方史的研究角度让我了解到中杭厂常熟籍人士的许多珍贵史料。感谢中国民航博物馆的刘金龙先生，他为我研究中杭厂历史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还在历次中杭厂子弟聚会时承担起摄影的任务。
感谢我结识的所有中杭厂子弟及其家人，胡理昌先生的女婿张必俊先生、女儿胡飞霞女士，金超先生的儿子金垒允先生、女儿金红雨女士，翁小生先生的儿子翁国魂先生，朱亚泉先生的儿子朱敏辉先生、女儿朱宁玲、朱惠玲女士，宋荣生先生的儿子宋新德先生，潘志成先生的女儿潘晓邦女士、儿子潘乃中先生，苏守法先生的儿子苏敏龙先生，楼阅楝先生的儿子楼允先生，梁志民先生的女儿梁露曦女士，沈伟仁先生的女儿沈爱英女士，杨斌先生的女儿杨力女士、儿子杨鹏先生及其夫人林黎东女士，汪企远先生的女儿汪小源女士，吴敬诚先生的儿子吴发源先生，斯逸龙先生的儿子斯如文先生，汤亦新先生的儿子汤宁先生，戚少俊先生的义子李二德先生及其夫人季兰香女士，以及远在加拿大的陆子为先生的女婿王敏先生、女儿陆敏女士，旅居美国的黄玉瑜先生的女儿黄美清女士。
正是所有中杭厂子弟的支持和推动，才让我把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坚持了下来，也正是通过与中杭厂子弟们的接触，这种血脉的延续，让我对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中杭厂员工的名字变得开始熟悉起来，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悲欢离合，都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真实。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都是一部厚重的人生巨著。
感谢所有同样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过支持和帮助的两航子弟：李光宇先生的儿子李强先生、徐定中先生的儿子徐国基先生、陈达礼先生的儿子陈绍曾先生、陈维龄先生的女儿陈安琪女士、张镒先生的女儿张蒲真女士、林树棠先生的女儿林晋如女士、容天量先生的女儿容洁鸿女士、路家瑁先生的女儿路璐女士、沈嘉年先生的女儿沈红女士、朱聚田先生的女儿朱海兵女士、徐克胜先生的儿子徐新先生、张克达先生的女儿张正心女士。
感谢美国的比利·麦克唐纳三世（Billy McDonaldⅢ）先生、英国的尤金尼亚·巴肯（Eugenie Buchan）女士、杭州的吴缘先生、南京的钱肖松先生、广州的陈晓平先生等为本书的写作提供的帮助。
在此，还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家人：我的父亲谭凤儒先生、母亲张玉麟女士、大哥谭毅先生、姐夫常辉先生和姐姐谭立蓉女士。
最后，感谢我的儿子谭亦山，他作为一名业余的英文网络小说作者，为我起草了很多英文信件。如果您收到过我的英文邮件，那么很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笔。当然，如果没有他持之以恒的“捣乱”，或许本书早就可以完成了。
谭立威著写的《寻找梦想的边疆（中国航空1934-1942的烽火岁月）》是作者耗时10余年不断采访航空界亲历者及其子女和相关人士，收集档案资料、探访战时遗迹的力作，首次讲述了中央飞机制造厂自上世纪30年代初至1942年5月大轰炸期间的历史，真实记录了怀着航空救国梦想的一代人，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工业基础相当落后的大背景下，于炮火动荡中，为中国抗战竭尽全力。
谨以此书向抗战期间所有曾工作在航空和军工战线上的前辈们致敬。他们大多不是军人，却以平民的身份支撑着我们国家、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还健在的老军工们都垂垂老矣，或许他们依旧无法得到一枚抗战纪念章，但他们往历史的篇章里早已书写下属于自己的荣光。
谭立威著写的《寻找梦想的边疆（中国航空1934-1942的烽火岁月）》是对近年来中央飞机机制造厂历史调查的一个回顾和小结。这项工作尚未结束，调查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