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冈崎久彦离开了人世。
确切的日子是2014年10月26日。
那日午后，闲在家里无事，电话忽然响了，孩子他爹来的。这天他去北京见一个旧友，日本人，从前的民主党外相玄叶光一郎的秘书。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开幕前，在日本各界纷纷揣测首相安倍是否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时刻，他来到北京，旅游。按常理讲，这样的时刻丈夫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除非有特殊之事。
一张嘴便说：“冈崎去世了”。
的确是特殊的事。
玄叶的秘书也知道我与冈崎相熟，到了北京便告诉了孩子的爹，于是便在他们会面中打电话给我。
丈夫体贴，电话里嘱咐我上网查查，打开了久违的雅虎日本网页，日本国内新闻中冈崎的死讯虽不能说是头条但也十分醒目，说：“安倍首相在集体自卫权解禁方面的‘指南役’冈崎久彦去世了。”
日文此处的“役”字表示的是担当的角色，我知道这意味着舆论对冈崎的极高评价。
那个1930年生于大连、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老人，那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右翼代表人物，那个曾与我一同谈论古今、研习唐诗、评说书法、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风雅儒士，那个一生主张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敌人因而必须强化日美同盟的日本政府谋士，那个给了我人生重要影响的老头儿不在了。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因为他给我的思考，也因为他虽然与我互为政治上的敌人但却互相欣赏，这个大我36岁的日本老人为我的生命涂上了一笔重重的油彩。
冈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是我一生的敌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
冈崎让我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怎样与自己的敌人合作。在冈崎身边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着小小五星红旗的我交下了许多道不同但可以开怀畅饮的朋友。因为冈崎对我的认可，在满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
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过，影响我人生的是三个老头儿：一个是村山富市，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无论按中国的说法还是按日本的说法都是一个左派人物；一个是冈崎久彦，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有人说那是日本的FBI，中国政界、学界都称冈崎是极右翼分子。
这两个人迥异的政治见解和价值观，在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的红孩子身上冲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也学会了爱国，并最终投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爱国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们都说我一点儿也不似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呆过，我的博士论文被许多专家评为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这与那两个日本老头的影响有关。
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国人，比起两个日本人似乎名气小些，但也是一个奇人，他是生于1931年的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刘德有先生。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被称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国宝级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文翻译，见证了当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与变迁。因为将他60万字的回忆录翻译成日文，我这个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热流体力学的博士摆脱了对中日关系几近无知的状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交往历史有了一点儿粗略的认知。
有趣的是，这三个老人都曾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日本天皇勋章。
这一点真的是意味深长。
一切都源于冈崎久彦的秘书小川彰。
后记
2010年，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离开东京，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国史大师朱佳木先生的博士。
本来，我打算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老师的博士，但被拒绝了，理由是：即使再有实力，也会被认为是凭关系上的，因为我先生李春光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为了避嫌，没有人肯收我。
仔细研究中国社科院的其他专业，我发现中日关系史是当代中国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部分，于是找到了朱先生。
朱先生为学严谨，对于我这个文凭上没有任何文科记载的人很是怀疑，但因为我素来擅长考试，成绩竟然居所有考生前茅，朱先生不得不收下我，但在同门聚会上多次毫不客气地说：“我根本不想收她，但是她的成绩竟然比其他人都高……她就是占了日语好的便宜！”
我十分惶恐，因为自己的入围让其他基础更好的人落选，唯有更加努力，以回报朱先生的不弃之恩，也能略微减轻一下心中对那些落选之人的愧疚……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我先生李春光在成田机场不眠不休三个日夜，当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他的身影时，感到了他为中日两国“友好”所付出的努力。
我的公爹是个教授日语四十年的老师，李春光从小耳濡目染，对“中日友好”充满了期待，也希望自己能为“中日友好”尽力。
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一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开始出现，成为中国早期中日关系追求的最终目标，并因为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深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内心。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这个词一起长大的，李春光同样是相信中日已经实现“友好”的一个人，所以，原本可以留在军中的他选择了赴日本留学。
而他如果留在军中的话，现在也许已经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军官。
对此，李春光从来没有后悔。
只是，现实的日本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友好”，而“友好”实际上更应该说成是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为中日关系所设定的既定轨道，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下，中日关系最终按照他们的思路上了轨道。
对此，日本的右派人士（包括许多自民党鹰派议员在内）是十分不满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自建交伊始，右派人士对中日的“友好”就十分的不以为然。只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大量的石油，中日贸易又能为日本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美国也与中国关系缓解，所以，这些人士也就随波逐流般地搭上了“中日友好”的便车，说起来，也是日本集团生活特点的一个必然表现。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中日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在2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冷战的结束，又使美国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手，中美关系不再具有上世纪70年代的意义，而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因此，不再希望中日关系太好……而且，中国的石油不再有能力出口日本，这一点对一直勉强维持“友好”的一部分人来讲，十分重要。
于是，日本的右派人士开始公开否认中日之间曾经有过的“友好”，开始希望和中国建立起所谓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就是说：要从讲感情变为讲利益。
如何打破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中日友好”这个习惯性思维，成为日本政府绞尽脑汁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先从靖国神社的参拜人手，一点一点地摸索着从“中日友好”中独立出来的方法。
于是，习惯于“中日友好”的李春光，躺着中了枪。
2012年，“李春光事件”发生，一时间，污水铺天盖地地泼了下来，善良单纯、有时甚至是不拘小节的李春光一时间成为中国军方去日本筹集经费的工作人员，各种谣言，令人心惊肉跳。
而正在北京两耳不闻窗外事地读博士的我，就此，与日本的许多朋友断了联系。
博士毕业后，我跟先生一起来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小城，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生活节奏舒缓。
我生活得懒散，每个星期教两天日语，闲时种种蔬菜，徒步五分钟接送小女儿上学下学，淹没在市井生活的烦琐之中，日本似乎已经成了遥无可及的记忆。
小城旧名渠阳，阳春三月，到处是弱柳扶风，春花鲜艳，穿城而过的小河蜿蜒着，岸上绵延着的桃红让人不觉想起东京缤纷的樱花。
倏忽二十年，日本于我似乎已成一梦。
当时，我正在学习写诗，于是写了一首《乡居》，记录自己的心境：
嫩柳池边发黄芽，东邻蜀锦探枝桠。扶桑廿栽终一梦，三月渠阳种桃花。
吟着诗，种着草，不闻世事，人竟真的也似在桃花源里了。
2014年，因为要办一些行政手续，我再次来到东京，距离上次离开，相距整整两年。
时间虽然不长，但一切已经物是人非，而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加疙疙瘩瘩，漫步在东京街头，我的内心十分感慨，想“中日友好”是如此的脆弱，而我们为“中日友好”的付出竟然是如此的结果。
领着出生在东京的小女儿，来到从前居住过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别馆附近，看商店里人来人往依旧，公园的梅花红的正浓，水池里的乌龟仍然是那样悠闲，一切都显得祥和，而我们生活中的祥和却被剥夺了。
眼里不由浸满了泪。
从前常买菜的小店老板依稀记着我的模样，笑着打招呼。我习惯性地选了一把香蕉和一盒草莓，付了钱后发现这个“购物”实在太有感情色彩，因为我要拎着香蕉乘一个半小时的电车回住处。
这在日本非常少见，因为所有的居民区都非常方便，买水果根本不用跑远路，而且，一个穿着还算得体的妇人拎着一个装有水果的塑料袋乘坐电车，看上去不仅不美，而且显得怪异。
回到住处，望着那袋“跋涉”买来的水果，想着过往的一切，内心很是伤感。当晚，写了一首诗，用短信发给了我的老师朱佳木先生，老先生几分钟后便回了信：“很美，很受感动，看样子你更适合写诗……”
当时我刚学诗，完全不懂诗的规则，后来，知道了一点皮毛，曾经想按格律诗的规范将其修改一下，但因为真的是有感而发，所以害怕改动了之后反而丢掉了当初的真情，于是就没有改。
冬日再访有栖川宫公园
2014年2月27日
甲午元月，冬日温暖，路经东京驻日使馆。数年前曾居其别馆，不远处之有栖川宫公园，乃皇族有栖川宫（人名）旧邸，当年亦曾每日流连。
庭园冬日暖红梅，池寐鸳鸯岸卧龟。树底顽童秋千舞，石旁闲客钓丝垂。昔年稚稚垒沙女，今日婷婷执手回。孰料无端风乍起，他年谁定是与非？
写这本书时，曾经遇到一个朋友，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写“亲日”内容的……
他的话很不经意，却不知怎么触动了我，我发现提到日本，我们除了“亲日”，便是“反日”，似乎只有两种态度，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好像很少听到既不简单“亲日”也不简单“反日”的“知日”。
其实，“亲”也好，“反”也罢，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我觉得对于更多人来说，更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对日本的了解。但愿这本书能够为我们了解日本、知晓日本提供一点帮助，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如此交融，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国关系根本不可能存在，怎样更加理性地认识我们那具有实力、曾经和我们有过诸多恩怨的邻国，也许是今后中日关系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日本，因为文字的相同，长相相似，我们常讲“同文同种”，以示亲近并很容易互相理解。然而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对我们正确认识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使得中国人在认识日本时常常按照自己的臆测来想当然，而忘记了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这一事实。
的确，日本人读《论语》、写汉字，并沿用很多中国的习惯，但那些东西都不过是“拿来主义”的具体表现，因为没有文字，就将中国的文字拿来用，但文字表达的内容却是日本式的。
所以说，中国和日本也许“同种”，但绝不“同文”。
在日本，我认识的几乎都是普通的市民，他们不信仰什么主义，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对国家、政治不感兴趣，在他们眼里中国绝对是一个外国，一个很大很大的外国。
国内常有人说，中国这个从前强大时让日本纳贡、弯腰的国家的再次崛起，让许多日本人心里不是滋味，而这也是现在许多日本人反对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谬解，因为，日本是个情商很高的民族，他们都非常识时务，中国人认为的面子上的东西其实于他们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对日本的关系上一些人容易激动，因为侵略成为许多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因此，有时便缺乏理性。相反的，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表现得非常现实而理性。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可见，力量强时是侵略与掠夺，而战后无法掠夺之时则一直在讲战略。从吉田茂的专事经济以求得在夹缝中的生存到其后的日美同盟，日本政府始终是在权衡国家利益之后决定着国家政策，对华政策更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味道。
面对着拥有五千年文明与历史的中国，日本统治集团最具代表性的智囊人物冈崎说必须与美国结盟，
因为那是合纵连横。
有中国人批判日本，不屑地说人家“傍大款”，但对于日本来说，要想获得最高国家利益，“傍大款”也许是最好的方法。十余年前，原海军提督山本城曾对我说：“200年之后若美国不再强大，我们也就不需要搞日美同盟了”。
冈崎曾经于冷战时期说过：“如果从力量关系考量，即使仅仅为了生存和维持和平这样简单的目的，日本都必须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选择一个并对另一个进行遏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冷战已经结束，苏联的威胁似乎变得弱小了很多，但中国的崛起同样使日本必须做出选择。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因为不被联合国承认也不被日本承认，许多时候不得不牺牲具体利益以顾大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所以，对日本问题也应该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考虑。
关于日本，我听得最多是对日关系、“中日友好”等词汇，却很少听到“对日战略”。日本一直对我们讲战略，我们的国民与学界对战略却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
从前，我们曾经被封锁、遭禁运，四面受敌，形势严峻，这使得最擅长战略的国家领导人放弃了现实利益的计较，采用了斗争加“友好”的方式，满足日本人想同中国做生意搞贸易的愿望，并由此改变了我们自身的处境。
其实，贫穷的新中国不计得失地尽量争取日本的“友好人士”，并最终实现中日两国的“友好”，说到底，也是一种战略，是出于政治考量的大战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必须承认，日本早晚要成为“正常国家”，修正和平宪法，拥有军队等举措是我们无法制止得了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冷战时期，日本左派势力在国会中力量不可忽略，那个时候，中国曾经通过对左派人士施加影响对日本政策的制定有过牵制，“中国问题”也曾影响到执政党派系的决策。但社会党（现在的社民党）执政之后，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党首村山富市表示要坚持日美同盟，承认自己是自卫队的首长，这些与社会党一贯主张背道而驰的见解使得社会党在村山下台后分崩离析，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其成为“正常国家”的趋势。对此，常有学者说：“整个日本都在右倾化”，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笼统、太表面话，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也可以说成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对这样的日本中国应该拥有怎样的战略？
我以为，中国必须改变希望影响日本国内势力而达到影响日本执政方针的想法。安倍第一次执政时便提出了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的关系，这一观点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统治集团多年的夙愿。安倍是想向中国暗示并提议：他希望在战略层面上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努力构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这个关系首先是“战略”层面上的，不带感情色彩，因此便可以抛开“友好”这个让他们不舒服了许多年的字眼；其次才是“互惠”的。
冈崎久彦是安倍的重要顾问，我相信冈崎对安倍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冈崎的思想便是一切以战略为先，要想知道安倍的真正意图，便需要研究冈崎对战略、对国家利益、对实力的观点，这将是在平等层面上考虑今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基准。
冷战时期已经结束，意识形态早已经不是决定方针政策的唯一标准，除了领土主权等不能让步的问题，也许应该寻求与了本妥善解决其他容易伤及国民感情的问题。
其实日本一直都在寻求与中国摆脱“友好外交”的途径，以求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平等”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我在此将“平等”加上引号，是因为20多年的“友好交往”，一直使日本外务省被日本相当一部分人诟病，他们批判外务省搞的“中日友好”是唯中国政府之命是从的屈膝外交。
对于中国来说，在义正词严地交涉领土和历史问题的同时，核心问题应该是怎样和日本坐到谈判桌前，与已经“正常化”了的日本展开有利于双方国家利益的交往。
这也是我之所以写冈崎其人的目的，所谓知己知彼，才可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个朋友说，他对日本非常抵触，连开日本车都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是一个生意上非常成功的人士，曾经相当诚恳地与我探讨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我对他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其实与做生意相同，到了必要的时候个人的好恶便不是决定生意伙伴的最重要因素，他点头，又诚恳地问我如何化解心中的仇恨。我看着他认真的眼神，和他推心置腹：其实，仇恨无法化解，也许也没有必要化解，因为那是既定事实，关键是要超越仇恨，因为，总不能不交往。
一句“超越”，让这个发誓一辈子不会去日本的人决定有时间和我去日本看看。
也许，接触是我们逾越内心障碍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其实，出国最大的好处便是开阔视野，体会异文化可以使人不盲目偏执，并能够反省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而到一个曾经有过民族仇恨的国家去，更是一件辛苦且“心”也苦的事情。
其实，文化本没有优劣，在这一点上，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显得非常明智。
这是我从热爱中国文化但却视中国为敌人的冈崎身上学到的最好的东西，君不见，樱花飘落之处，牡丹阵阵幽香。
冈崎的去世是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契机，但力劝我写书的却是我的两个异姓姐姐。去年夏天，久住日本的裕玲姐姐将我领到了她的故乡，她的挚友美丽姐姐立即将我视为知己，像母亲一样柔声地“逼”我：“你要听我的，立即写书……”又说：“你这么多年没有动笔就是因为懒……”
美丽姐远离尘世，为人高洁，我内心深受震动，自觉无法辜负，便下了动笔的决心……
当第一个一万字写完的时候，我将文稿寄给了吕洪明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媒体人，很有见识，且能理性地热爱祖国，我一直十分敬重他，称他为大哥。吕大哥读后马上回信，嘱我一定将书写好：因为将有益于国家与民族。
书稿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发给了他，他十分欣喜，很快便写了一篇推荐文章，读他的文字，我感到了他的理解，内心满是感动。
书是我一个人写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感谢所有爱我、护我的朋友与亲人。
2015年7月29日于鸣石苑
王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