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分为“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和“健在作家的作品”两辑，丛书意义在于给“新文学”定位，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蒋光慈编著的《蒋光慈选集》为丛书其中一本。

蒋光慈（1901～1931）安徽霍邱人。 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文学活动，曾任上海大学教授。民国16年与阿英、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拓荒者》等文学杂志，宣传革命文学。著有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等。

《蒋光慈选集》选登了蒋光慈的中短篇小说6篇，其中1926年，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在1926年一经问世就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27年11月，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之一。本书还包含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弟兄夜话》、《鸭绿江上》等中篇小说。

出版说明

编辑凡例

序黄药眠

蒋光慈小传黄药眠

蒋光慈著作年表黄药眠

少年飘泊者

短裤党

田野的风

冲出云围的月亮

鸭绿江上

弟兄夜话

六

丧事匆匆地办妥。有钱的人家当然要请和尚道士到家里念经超度，还要大开什么吊礼；但是，我家穷得吃的都没有，哪还有钱做这些面子？借贷罢，有谁个借给我们？——父母生前既是穷命，死后当然也得不着热闹。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几个穷亲族冷清清地，静悄悄地，抬着两口白棺材，合埋在乱坟山的东南角。

于是黑暗的人间再没有他俩的影迹了——他俩从此抛却人间的一切，永远地，永远地脱离了一切痛苦……

维嘉先生！我飘泊的历史要从此开始了。父母在时，他俩虽是弱者，但对于我总是特加怜爱的，绝不轻易加我以虐待。他俩既死了，有谁个顾及一个零丁的孤子？有谁个不更加我以白眼呢？人们总是以势利为转移，惯会奉承强者，欺压弱者。维嘉先生！我又怎能脱离这弱者的遭遇呢？父母生前为人们所蹂躏，父母死后，一个孤苦的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受人们的蹂躏更不足怪了！我成了一个孤苦而无人照顾的孩子。

伏着新坟痛哭，痛哭一至于无声无力而啜泣。热泪涌透了新坟，悲哀添加了夕阳的黯淡，天地入于凄凉的惨色。当时会有谁个了解这一个十五六岁小孩子的心境，谁个与他表一点人类的同情，谁个与他一点苦痛中的安慰，谁个为他洒一点热泪呢？他愈悲哀则愈痛哭，愈痛哭则愈悲哀，他，他真是人世间不幸的代表了！

维嘉先生！你当然是很知道的，在现代的社会中，穷孩子，特别是无父母的穷孩子，是如何受人们的欺侮。回忆过去十年中的生活，我真是欲哭无泪，心神战栗。我真了解了穷孩子的命运！倘若这个命运是上帝所赐与的，那我就将世界的穷孩子召集在一起，就是不能将上帝——害人的恶物——打死，也要骂得他一个头昏目眩！人们或者说我是上帝的叛徒，是呵！是呵！我承认，我承认我是上帝的叛徒……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睡在床上，又冷清，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是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族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大好受。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到处都不认识我，到处都没有我的骨肉，我，我一个小孩子怎么办呢？

维嘉先生！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条路上走。你恐怕无论如何也猜不出这一条路是什么路。

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我还记得我十三岁那一年，读《史记》读到朱家郭解传，不禁心神向往，慨然慕朱家郭解之为人。有一次先生问我：“汪中！历史上的人物，据你所知道的，哪一个最令你钦佩些？”

“我所佩服的是朱家郭解一流人物。也许周公孔子庄周……及各代所谓忠臣义将有可令人崇拜的地方，但是他们对于我没有什么趣味。”我回答先生说。

“朱家郭解可佩服的在什么地方？”先生很惊异地又问我。

“他们是好汉，他们爱打抱不平，他们帮助弱者。先生！我不喜欢耀武扬威有权势的人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尊敬圣贤，我专佩服为穷人出气的……”

我说到这里，先生睁着两只大眼向我看着，似觉很奇怪，很不高兴的样子。他半晌才向我哼一句：“非正道也！”

维嘉先生！也许我这个人的思想自小就人于邪道了，但是既入于邪道了，要想改入正道，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到现在总未做过改人正道的念头，大约将来也是要走邪道到底的。但是，维嘉先生！我现在很希望你不以为我是一个不走正道的人，你能了解我，原谅我。倘若你能与我表一点同情，则真是我的万幸了！P17-19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其出了11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11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馀20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