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实是复杂而具有多重性格的。他的冷峻背后的小得意，他的严肃背后的小狡猾，他的宽厚背后的小性子，并没有损毁他的伟大。拂去浮尘，鲁迅依然是鲁迅。成健编著的《戎马书生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真实鲁迅)》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更注重还原历史原貌和细节真实，语言更加通俗和鲜活。

成健编著的《戎马书生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真实鲁迅)》通过对鲁迅作品和生平的细致研究，撷取鲁迅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为我们展现了在民主斗士、文学泰斗的光环下，在冷峻峭拔、孤傲犀利的外衣下，一个深情、慈悲、俏皮、率真的大先生形象。文字细腻，充满情趣，读来寻常又饱蕴温馨。

前言：无饰的，才是真实的

第一辑 舌尖上的鲁迅

 有争议的酒量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走进咖啡店

 曾经是个水果控

 下馆子不等于奢侈

 鱼，我所欲也

 吃在广州

 一碗炒饭下酒

 故乡的味道

 糖的诱惑

 江南一煮夫

第二辑 时节上的鲁迅

 新年的梦想

 清明时节

 端午的“钱”景

 月到中秋分外明

 难忘今宵

 40℃的煎熬

 最后的十月

第三辑 情感上的鲁迅

 一本人情账

 父爱的年轮

 “景宋”的由来

 一盆文竹里的柔情

 最浪漫的事

 谁知寸草心

 北方是伟大的

 无法排遣的乡愁

第四辑 生活上的鲁迅

 烟是戒不掉的

 见或不见

第一次买房子

 装修，又是装修

 口袋里的一元钱

 温暖的火炉

 两个人的五十大寿

 一年才理几次发

 戎马书生的风采

 心如大海

第五辑 细节上的鲁迅

 与车夫的几件小事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捐款

 拒写招牌

 书里人生

 一支金不换

 回眸时看小於菟

 与属蛇无关

 三十三件快事

 原地不动的官儿

第六辑 文坛上的鲁迅

 对课也是课

 标点咋就不算钱

 “马上”日记

 母亲是张恨水的粉丝

 小说中的小偷

 诗词里的秋天

 婉曲的批评

 对得起那份顶薪

 1935：翻译年

 仰望诺贝尔奖

后记：永不远的往事

有争议的酒量

从古到今文人多善饮，相比之下，鲁迅并不算“酒负盛名”，但他的人生却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闪现出真性情、大智慧的光芒。

在鲁迅自1912至1936年这二十多个春秋的日记中，凡有酒事几乎每回必记，或自饮，或公宴，或朋友相招，或治馔待客……他自谓没有酒瘾，喝酒也不挑，白酒、红酒、黄酒、啤酒之类都喝。

鲁迅的酒量很难考证。据鲁迅日记，一天晚上，他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又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

这些还都不是鲁迅饮酒最多的纪录。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记述，1925年端午节下午，他喝了烧酒六杯，葡萄酒五碗……据说当时鲁迅并未醉倒，只是有了七八分酒意。此番纪录曾引起质疑，是否虚夸不得而知。

曾与鲁迅在厦门大学共事的沈兼士回忆：“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地喝，以后又觉得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交往甚多，经常一起宴饮。郁达夫则认为，鲁迅的酒量并不大，只是老爱喝一点。

二弟周作人对鲁迅酒量的判断与郁达夫大致相同：“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

以上关于鲁迅酒量的回忆，其实都不算错，因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遇上不同对象，喝酒的状态肯定不一样。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是不怎么喝酒的。日本的清酒不好喝，不喝也罢；葡萄酒和啤酒很便宜，也不喝。周作人也不明白鲁迅那时为什么对酒不感兴趣。

许寿裳这样说起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鲁迅也曾劝诫朋友不要贪杯，而且十分鄙视那些纵酒无度、丑态百出之徒。如1913年5月5日日记记录：“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

照鲁迅本人的说法，有时喝醉是因为有人劝酒，看来他也是性情中人，喝起酒来属于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那种。他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因此，鲁迅给别人的印象会出现较大偏差，甚至会形成片面的结论。30年代初鲁迅在上海时已年届五十，酒量早就不在巅峰状态；或许，他是因为身体原因在饮酒方面加以控制了。

但在这之前，鲁迅确实在喝酒方面缺乏自律，经常借酒浇愁，有时也一人独酌。有一次他大病一场，接连好多天只能以粥为主食，但略觉好转后，竟喝起酒来。192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应该说，鲁迅的这段自我检查分析十分中肯。

1925年9月，鲁迅去医院做了体检。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

鲁迅酒品爽直，杯酌之间透着一股会稽豪士的气概。在北京期间他就已因喝酒而伤胃，后来又因支气管及肺部疾患，医生严肃告诫他勿再喝酒。许广平则曾坦言不敢劝老师戒酒，但希望能自爱节饮。鲁迅在信中回复说，他到厦门后酒已喝得极少了，体质和心境都较前大好。

30年代初在上海，鲁迅在一些场合也会喝酒。他喝酒不太喜欢用细小的酒盅，而是用碗。萧红回忆说，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和朋友对饮，他“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

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两年肺病加重，不时有性命之虞，他这才下定决心，基本上戒了酒，为了所爱的人们而努力好好活下去。P3-5

前言：无饰的，才是真实的

1925年的一天，十四岁女孩马珏放学回到家里，听见父亲书房里有人说话。父亲马幼渔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平日里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马珏隔着窗子一看，来客瘦瘦的，平头。进去见了面，按惯例行了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

生在书香门第，马珏年纪虽小，读书不少。她平常最爱看鲁迅的小说，觉得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之前她没见过鲁迅，想象当中，鲁迅应当是个穿西服、留分头、拿拐杖的爱漂亮的老头儿。

可是，站在真人面前，这些想象被彻底颠覆了。“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而是“一个不爱收拾的人”。马珏还注意到鲁迅的帽子：“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得一丝一丝的。”

这些印象保留在马钰的习作《初次见鲁迅先生》里，并登在她就读的孔德学校校刊上。鲁迅看了此文，很欣赏。 小孩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含杂质的真买。 一年过后，一个秋天的下午，雨后放晴，距北京数千里的厦门，湛蓝的海水泛着粼粼波光，一阵一阵的细浪冲上沙滩，似乎在欢迎一位刚从北国而来的远客——一个留着平头、身形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沿着海边，欣喜地拣拾着美丽的贝壳。这人正是鲁迅。

鲁迅后来想到一句自己认为挺精妙的话，来形容这里的厦门大学，那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有人说他孤傲冷峻，许多场合“只会龇着满嘴黄牙在那里冷笑”，但他在给爱人的信中却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厦大流传的笑话：“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人者日‘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日‘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

也许在辽阔的大海边，鲁迅才会流露出一点孩子气，才会回到《故乡》里闰土描绘的那种童话世界里。

说鲁迅也有孩子气，大概不会招到太多反对；说鲁迅傻，肯定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洞察深透的思想家，如何与“傻，，字挂得上钩？更何况鲁迅还曾被冠以“世故老人”的头衔呢。然而，人非圣贤，总不免有犯傻的时候。  ．

鲁迅与许广平是同车离京南下的，一赴厦门，一往广州，两人相约各自奋斗两年之后再见。离别后的相思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聊以慰藉的则是两地间的鸿雁往来。鲁迅甚至每天都算计着何时收到广州来信，而等待迫切，猜想过多，却耽搁了写信。另一头，许广平因几天未见鲁迅来信，便以为他感冒了并为之焦急。鲁迅后来说：“回想那时，也有些傻气，因为我到此以后，正听见英人在广州肇事，遂疑你所坐的船，亦将为彼等所阻，所以只盼望来信，连寄信的事也拖延了。”

厦大的邮政代办所设有邮筒两个，一在所内，一在所外，夜里寄信只能投所外的那个。后来邮政所换了一个伙计，鲁迅看他“满脸呆气”，有一次担心他会忘了去开所外的邮筒，于是又另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上午投进所内的邮筒。许广平知道后立即下了命令，从此不准半夜投信，以免让人担心，并且告知：“所外”的信上午收到，“所内”的信下午收到，正和寄出的次序相同，因此“殊不必以傻气的傻子，而疑t代办所里的伙计’为‘呆气’的呆子，其实半斤八两相等也”。

然而，简直傻气十足的鲁迅，有时竟狡黠如市井无赖。

对厦门的蚂蚁，他曾用“可怕极了”四个字来形容——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在。那些蚂蚁时时觊觎他的点心和糖，即使住在四楼也是如此，他经常无奈地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但他后来想了一条妙计，就是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这样形成一道四面围水的防御工事。他很为这个小智慧而自鸣得意。

在《两地书》里，鲁迅还记述了这样一些细节：“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不过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将受训斥；然而这是因为知道没有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这里颇多小蛇，常见打死着，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除了寄信，鲁迅这期间还有许多事显得傻里傻气，常受许广平揶揄。比如，班上有五个女生，他起誓一般对许广平说：“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许广平回信笑话他孩子气十足。

傻气和孩子气，常常就是一回事。

的确，作为在当时就被敬为“青年领袖”和“思想界先驱”的尊长来说，这种事情本来只可天知地知的，但是他却毫不掩饰地对亲密的爱人说了，而且在把他和爱人之间的书信结集出版时，也并没有将这些似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文字删除，这是一种率真的勇气。

鲁迅一生在文学、教育等方面成就卓著，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同时代中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或许有人觉得这是上天对鲁迅的特别眷顾，但其实，他平时的运气并不怎么好。“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曾作诗《自嘲》。

鲁迅并未交上华盖运，但在生活中未免会遇上“碰头”的倒霉事。就在他写《自嘲》一诗赠给诗人柳亚子的一个月后，1932年11月，鲁迅因母亲生病赴北京探望，19日午后，他“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趾，稍肿痛”。

纵观鲁迅一生，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不少——

1912年8月7日，“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

1923年3月25日，“星期。黎明往孑L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1923年11月25日，鲁迅休息在家，冬天家里要烧煤炉，“上午击煤碎之，伤拇指。”

上述几次小小的受伤，有些是由于不小心，有些则是由于逞能，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岁月不饶人”。

年轻时的鲁迅意气风发，曾有一方“戎马书生”的印章，曾以“戛剑生”为笔名，也曾留下夜走乱坟岗、脚踢盗墓贼的传说。然而步人中年之后，他疾病缠身，是个身体瘦弱、行动迟缓的文人，属于小偷眼中易于下手的弱势群体，有些倒霉事就这样降临在他的头上。

还有他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很明显传承了魏晋风度的一些因子。在厦大的时候，不少人就觉得他身上有“名士气”，换句话说就是过于清高，难于相处。

钱玄同与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就同在章太炎那里听章太炎讲音韵和文字。钱玄同生性好动，不时在座席上爬到这儿爬到那儿，鲁迅于是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来爬去”。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得力干将，常去绍兴会馆找鲁迅约稿催稿，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鼎力相邀，中国现代文坛恐怕就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因此，他们二人的交谊一度被认为是文人友情的经典范例。然而，鲁迅离京南下后，两人渐行渐远。1929年5月，鲁迅北上进京探母，26日去孔德学校拜访马幼渔的弟弟马隅卿，恰逢钱玄同也在那里谈天，但鲁迅对他表现得极不友好。曾经的好友之间最终竞产生如此隔膜，形同陌路，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例子在鲁迅一生中却并非绝无仅有。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指责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林语堂等人堕落蜕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道不同不相为谋”来解释。朋友之间发生矛盾，责任常在双方。比如说，鲁迅生性多疑，这是他与一些朋友反目成仇的重要因素，而他对自己多疑这一点也直言不讳。

鲁迅比许广平大十七岁。他们之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但也有为了些许小事闹别扭的时候。有一回两个人生气了，鲁迅就独自跑到阳台上默默地躺下，这显然是冷战的节奏啊。小海婴一看，觉得这样子很好玩，也跑过去跟父亲一起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  你真的很难想象一位文坛巨擘也会耍这样的小脾气，尽管初为人父，但毕竟那时的鲁迅已经五十多岁，阅人无数。然而这是真实的。

许多年来，我们研究和宣传鲁迅，总是把他定位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这固然不错，但由于一种思维惯性或者某种需要而将其神化，似乎这样的大师就不食人间烟火，更不能有些不够高大、不够辉煌的生活花絮，其实这反而扭曲了人们对这位大师心灵的理解。

鲁迅自己早就说过，他不过是一个活在人间的能够交着“华盖运”的常人。如果只是仰着头看他的伟大，而忽略了他平凡的一面、率真的一面，那只能是将他的形象片面化了。

鲁迅其实是复杂而具有多重性格的。他的冷峻背后的小得意，他的严肃背后的小狡猾，他的宽厚背后的小性子，并没有损毁他的伟大，拂去浮尘，鲁迅依然是鲁迅。多多接触他的另一面之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真实，如此完整，如此可亲可近。

鲁迅已逝去整整八十年，如何让他转身展现另一面？

其实，需要转身的是我们，是每一个读鲁迅的人。我们不应当朝着神化的殿堂顶礼膜拜，而应当转向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乱世红尘，去寻找在艰难困苦中那个曾经彷徨、曾经抗争的鲁迅。

后记：永不远的往事

去年7月初的某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打开自己的新浪博客看一看。我的博客虽经营了五六年，可是访客却寥寥。我一向是不太介意博客的人气的，从不想如何推广它，因为里面收录的只是这些年来发表过的一些散文和随笔，若有喜欢的便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也不介意。

这天晚上，我看到博客里留有一张纸条。留条的来客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王金秋老师。她看了我关于鲁迅的博文，觉得视角比较独特，有别于书市上一些将鲁迅形象固化了的著作，建议我结集出版。

这些博文，是我在四五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起初只是写着玩玩而已。后来积少成多，有几位朋友便鼓动我出书，也算是早日修成正果，可我总是觉得还不够。出书本是好事，但若是草率为之，既对不起读者，也会给自己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出于这种考虑，我向金秋老师表达了我的意愿，希望再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完善。

我和金秋老师素未谋面，几次邮件往来，让我感到她是一个认真、干练的编辑。7月中旬，出版社有一个选题论证会，她觉得时机难得，忙发邮件让我先拟一个目录，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那封邮件我没有收到，她自然也未能得到我的回复。情急之下，她帮我拟了一个目录，将样张和选题一起提交了上去。结果，很顺利，社里同意将这本书稿列入选题计划。

接下来的半年，我便减少一些杂务，推掉一些应酬，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有人说，发表是检验一篇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如今对于报纸副刊来说，写手多，稿源足，而版面有限，若说编辑用稿是百里挑一可能夸大其词，但一般来说至少也是十里挑一的。

我也有一些稿子，自我感觉良好，却被编辑否了。我从不抱怨那些编辑的挑剔，而是相信他们选稿的眼光，并且感谢他们，使我的若干劣作并未流布于世。

二

王瑞老师便是我所相信的编辑中的一个。

和王瑞认识，大约是2008年冬季，那时他在天津《城市快报》做副刊编辑。当时这家报纸的主编很重视副刊质量，为了争取到一流的稿源，他们开出了千字三百元的稿酬。在大多数报纸副刊的千字稿酬还是两位数的情况下，这个价码，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写手蜂拥而来。

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数是在《城市快报》发表的，并且基本固定在一个栏目，叫《大师背影》，文章下面，还有关于作者本人的三言两语。我的简介有这样一句：“行走在学术研究的边缘，从博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寻求我们的精神依存。”  正当这家报纸的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有一天王瑞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要调到《滨海时报》当编辑了，我今后有稿子仍可以寄给他。于是我的阵地也随之转移了过去，仍然有《大师背影》的栏目，也仍然有不菲的稿费，和从未漏寄的样报。

每次我给王瑞投稿，通常不出两天便有回复，多数情况仅有一个“好”字，然后不出一周便见报了。若他认为不合用，则会提出意见，虽则一两句话，却具体明了，绝不会为了顾及面子而含含糊糊。我有几篇稿子，多少流露出拔高鲁迅的意味，王瑞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建议我在平等的视线上来写鲁迅。

我和王瑞也没见过面，只通过几回电话。头一回接到他的电话，至今印象仍很深刻。那是刚开始向他投稿的时候，他看过之后打电话来问：“你不是在一家企业上班吗？怎么会写鲁迅的文章这样得心应手呢？”我如实相告：“我过去曾在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文学，后来到辽宁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主攻方向便是鲁迅研究。”

三

我考进辽宁师大读研是1993年秋，师从王吉鹏先生。

1982年初秋，开学在即，我们当地中学的复习班只办了两个，可是报名的学生却有近两百人，这就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只能去别的更差的学校，或者就不能继续念书了。母亲这辈子是不愿求人的，更不懂得请客送礼，那天晚上，她把家里两只生蛋的母鸡捉了，装进蛇皮口袋，带着我去了校长家。校长与我们非亲非故，说什么也不肯收礼的，而在复读问题上态度模模糊糊，不置可否。母亲认为不收下两只鸡就等于不收下我，苦苦央求了好一会儿，几欲泪下，校长才勉强都收下了。

母亲没多少文化，却明白没文化就只能在农村种田，而且将来连种田也干不好。因此，她下定决心，就算举债，也要供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去考大学。

母亲也姓王，叫王巧英，这是乡问妇女常用的名字。

母亲没读过鲁迅的文章，甚至于鲁迅这个名字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她不知道，1898年，在浙江绍兴，也有一位没进过学堂的母亲，送十七岁的长子去南京念书，将好不容易凑来的八元钱塞进了儿子的口袋里。在送别的时候，这个叫鲁瑞的女人哭了。

有些邂逅，本属机缘；有些巧合，却是必然。有些往事，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刻浮现在眼前，即便是几十个春秋逝去，也恍如昨日．而且再过许多年，你也不会觉得遥远。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它们是你情感或精神上宝贵的源泉，而这源泉就在你心里，从未枯竭，也永不枯竭。

为此，我要将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献给我的母亲。

2015年2月5日，作者记于苏北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