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是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的时政文化月刊。近年来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作者，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2009年获“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之“年度媒体奖”。颁奖词说：《同舟共进》“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言论旗帜。《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

这本《史家随笔》(作者王家声、应春山、孙宏光、郭芙秀)收录了该月刊中《“一切浮夸、弄虚作假，都是有害无益的”——战争年代如何反对形式主义》；《坦荡悲情的书生，壮丽凄美的烈士——饱受争议的瞿秋白》；《红军早期将领余天云之死》；《杜鹃啼血：湘鄂西红军将领如何被冤杀》等作品。

这本《史家随笔》收录了《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在广东》；《被张国焘杀害的几位英烈》；《战将风骨尤太忠》；《“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沧海一粟”——粟裕大将轶事》；《“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等作品。

《史家随笔》的作者是王家声、应春山、孙宏光、郭芙秀。

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

——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朱德的感喟

“朱德的扁担”之考证

任弼时：领导干部的一面明镜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李先念“杞人忧天”？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在广东

被张国焘杀害的几位英烈

战将风骨尤太忠

“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

——彭湃《绝命词》另有寓意

“沧海一粟”

——粟裕大将轶事

“万岁军”军长梁兴初

江一真：风雨雷电中的“一根筋”

“一切浮夸、弄虚作假，都是有害无益的”

——战争年代如何反对形式主义

坦荡悲情的书生，壮丽凄美的烈士

——饱受争议的瞿秋白

红军早期将领余天云之死

杜鹃啼血：湘鄂西红军将领如何被冤杀

徐海东在肃反扩大化中逃过一劫

鲜血为他作证

——不应被遗忘的一位烈士

“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关于田家英之死

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

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陈公博留下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献”

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

——王明的回忆

王明的这一生

西湖毁墓风波与胡乔木的一首词

1980年代的周扬与胡乔木

从晚年三首新诗看胡乔木的两重性

再看胡乔木的两重性

“可怜一觉金陵梦”

——吴晗谈片

“文革”风潮中的洋人李敦白

“朱可夫事件”的涟漪

“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辨疑

“九一三”事件考疑

——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

“我含热泪抑悲愁”

——读陶铸的三首七律

60年前的“中国道路”

庐山1959

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

林彪如何对待抗美援朝

林彪夺权海军内幕

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

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

1956：波匈事件的“中国因素”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

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

党的历史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值得回味和传颂。其中，父子三人在党的“五大”上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就曾被传为美谈。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4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通常人们会猜想，他们这么年轻，在党内升迁却如此之快，肯定和总书记父亲的影响有关。可党的“五大”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对他的批评还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人选党的领导核心，应该说非同寻常。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大革命期间，我祖父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从事党的工作，和延年、乔年兄弟时相过从。“文革”期间，祖父被迫闲居在家，曾两次和我谈到他们的往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深扎在我心中，几十年时光都未能冲淡。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二人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非常好，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为此曾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得知后不为所动，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两人如此艰苦，当时便流下泪来。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

延年和乔年到达法国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法共党员。阮爱国对兄弟俩孜孜以求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父”的胡志明。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延年奉召回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广州区委秘书，升至中共广州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占到当时全国党员的35％。而区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陈延年在党内职务的跃升，应该说和乃父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法、苏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不多的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而早年深入社会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的成长益处也很大。我祖父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惊讶不已：一张旧条桌用来办公和放文件，一个堆满书报的衣架，一把已渍得发黑的旧藤椅，一张铺着草席和补了一大块粗布的蓝被单的木板床，除此之外便空空如也。尽管当时党的机关都比较简陋，但作为全党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也未免简陋得过分了。而陈延年本人的朴素衣着和他黝黑的皮肤、粗大的手脚，与其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人们也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这与那些热衷于到广东政府当官、经常在酒桌上应酬的共产党员，如“三二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形成极大反差。

陈延年不仅深入群众，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欲组织左派力量反击，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对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当蒋介石专横地要求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即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登记时，陈延年和周恩来毅然决定，凡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不予理睬。这才使后来发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李济深集团屠杀军校共产党员时，和祖父一样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许多政治教官得以幸免于难。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