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情，他都无保留地说给大家消遣。
特别重视调查研究
这个例子，若干年前，新华社的《瞭望》找我写过，无人注意，今再简单一述。
1947年12月13日工作团到了冀中区党委的一个村庄(因头天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日，故记住了)，第二天早饭后，叫大家休息，于却不见了，大家不知什么原因。哪晓得，午饭前于回来了，说他一早就到近处几里地一个叫做什么村庄的地方去详细参观了一次。那村庄出了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所以他要去看看，而我们的土改计划又没有这个庄子。他还讲了这个庄有九条或七条进出道路，浪费耕地太多。依他看有四五条就完全够了。
于的这次个人行动，使我大吃一惊。这真是又调查又研究，又有科学结论。这事教育了我一生，无地无学问，无事无学问，我也总是尽可能学习于的这种精神。
主动教人的一个特别例子：由于于是清华物理系毕业，自然极富科学知识，他学的那些东西，是一般人不懂的，他倒不讲。但估计你能懂得的，他总是从不吝指教。
1947年约8月盛夏时，我们土改工作队剩下的张琴秋、张越霞(博古夫人)、高文华、贾琏(夫妇)、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七人，奉命离开晋西北，赶到河北建屏县(今河北平山县西半部分)西柏坡去参加全国土地会议。我们沿途有介绍信，所到之处，均要由当地县级当局再发介绍信，解决四个老同志的毛驴或大车问题，于光远等“三青年”则一路步行，并以全力照顾几个老同志。一次，好像是过了繁峙县城以后，进入河北方向某一山谷中，两边是不高的黄土山坡，如同壁立，中间有一条宽不过一丈的谷底通道，全都平铺着一些光滑石头，为纺锤、鹅卵状等不一，一点土壤也没有。我忽然说，大水一来，我们就完了，无法躲呀！光远同志接下去说，水不会来的，你放心。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条路已经不知有多少万年了，肯定荆轲时代就是如此。多少万年了，也不知上游多远，把这些石头冲成这个样子，硬是在这里冲出一条路来。后来上游洪水改道了，这里已没有大水冲来了，很久以后，就成为这条路了。这些卵石不知从高原上哪里冲来的。一听，我大致懂了，这不就是现在的“泥石流”理论吗？不过，那时这个理论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光远同志是逆推而来，看来是合乎科学的。
同他在一起，等于有个百科老师在旁边，一般均能给出比较科学的答案。
政治上我最信任的一位老大哥
我认识于很晚，是1947年春在上述中央土改工作团时才认识的。我看他工作汇报时不讲官话，不讲流行话，总是要提出些新问题，对人诚恳，我就十分佩服他。于又是一个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当然最容易受到革命青年的尊重，因为他政治、科学均是内行。因此，我在政治上也就特别信任他。因1957年划了右派，1960年，我被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光远同志到上海来总要叫我去看他，因此，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反动派看。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春，他又到了上海，住在淮海路一家很讲究的招待所，他打电话来叫我去看他，当天下班后我就去了。他要谈什么，我说：“下楼到马路上谈吧”。他问：“为什么？”我说下楼再说。到马路上我才说，“四人帮”在上海的毒害不可轻估，上海说是怕影响了生产，从没有批过他们。打倒“四人帮”之初，马路上有大字报说，凡北京来住招待所的人，他们都装有窃听器。于说，这么厉害呀！我说大字报如此说，不知真假。我告诉于，我已写成了向上面的三个建议，正不知道送哪里。现在这一批人，除了叶帅，我一个也不敢相信。我告诉于：张闻天必须迅速平反；康生是个大坏人，要把他全翻过来，我们都很清楚；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必须平反，他们出狱的全部详细经过，不正是1948年春节那一天康生详细对我们讲过的么？（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