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幅明著的《追忆与仰望——35位文化名人探访》是—组现当代文化名人群像。
笔者选人,不以学历高低、学术职务大小和知名度为唯一尺度;而看主人公有无真才实学,在精神和学术层面有无超越时空之点,有无令笔者倾心仰望之处。
全是追忆与印象,只能称为侧影。有的可称为回忆录,有的则近似评传,因人而异,不拘一格。用文化人物随笔通称或更确切。传主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都具有独立人格、担当意识、上下求索和淡泊名利的士人情怀。他们的意识里传承着前贤的血脉,具有自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环。一言以蔽之:古风犹存。
因此,他们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和求索精神已经或正在超越时空,成为当今和后世文化人的精神财富。
一组用充满诗意和深情的文字雕塑而成的现当代文化名人群像。王幅明著的《追忆与仰望——35位文化名人探访》讲述了35位人物,横跨两个世纪。色彩凝重,兼具传与评的双重特色。重在诠释传主的独立人格、担当意识、上下求索和淡泊名利的士人情怀,以及在不同领域里做出的杰出成就,从而破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一、乡贤
乡贤是故乡人的共同骄傲。如果较起真来,其中大多数人未必真正与乡贤有多少联系,但在心理上,总想借此沾一点光,沾一点灵气。去蜀南参加一个笔会,当地领导敬酒,问起家在何处,我答河南唐河,他立刻兴奋起来:“你是大哲学家冯友兰的老乡?”我平静地说:“是的。”此时的我,便是这样一种心理。这也许是一种虚荣。但在某些时候,特别是阅读冯先生著作“贞元六书”,顿生高山仰止之感后,也会静下心来扪心自问:称冯友兰为老乡,你,配吗?
我与冯友兰同县,他家在祁仪乡,我家在上屯镇,属于广义上的老乡。
脑海里有关乡贤冯友兰的印象,最初来自大学生活。1972年春,我来到位于古都南京东郊孝陵卫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求学。担任材料力学课的老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周培源先生的高足。他是一位健谈者。课余,他谈起大学时代的老师显得神采飞扬:“印象最深的老师?冯友兰。他是你们河南人。他教中国哲学史。因为是公共课,大课,物理系全系学生都去听。用的是最大的教室。听课的人除了学生,也有教师,还有一些外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座位全坐满,过道上还有不少人站着听。”几十年过去,因为改行从文,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几乎全忘掉了,课下讲的关于这位乡贤的逸事却还清晰地记得。我颇感惊奇。一个老师能赢得如此多的听众,应该属于学富五车的大师。但对他的学问,我却一无所知。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政治课除了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又加入“批林批孔”的内容。此时,冯友兰的大名在课堂上被政治课老师提及。老师说,老一代学者过去绝大多数都尊孔,包括郭沫若、冯友兰等,但通过“批林批孔”运动,不少人转变了,比如冯友兰最近就发表了批孔的文章。这是表扬的话。但这个紧跟政治形势的举动,却为他的晚年带来莫名的痛苦。
1995年深秋,唐河县文联举办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笔会,我有幸受邀参加。冯友兰已经去世5年,这位世界知名的世纪学人生前颇具争议,按照中国习俗,此时终于可以盖棺论定了。这是家乡对一位乡贤的特殊礼遇。会上,听到对冯友兰的生平介绍和有关冯氏的一些珍贵信息,我颇感震撼。印象最深的有三点:其一,冯友兰一生获得的博士和荣誉博士学位竟然有30多个。其二,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号召国民读两本书,一本是蒋介石写的,另一本是冯友兰写的(记不清是哪一本了,大概是“贞元六书”中的一种)。其三,冯友兰晚年重获自由后,于1980年(85岁)开始,用10年时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写完两册后,由于眼疾严重,几近失明,不得不采用完全口述,由助手记录的方式。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加上各种疾病的困扰(仅1989年8月至1990年7月,一年之内就曾五次住院治疗),所有这些困难都未能阻挠《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的进程。一次,家乡人去看望他,因他正在口述,不便打扰,就在旁边静听等候。冯友兰在口述新段落前,先口述改正前一天的个别内容,然后再口述新的口容,包括用什么标点,何时另起一段,都交代得清清楚楚。90多岁的老人尚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常的毅力,如果不是听他的亲属的直接介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完成这部哲学史巨著几个月后,哲人便与世长辞。冯友兰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拼命精神,创造了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在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笔会上建议县政府出资,修复冯友兰先生的故居,作为唐河县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对外开放。笔会专门安排与会代表去祁仪乡冯友兰故居参观。看了才知道,冯家旧宅已被拆除,不复存在。冯家原来家业很大,是祁仪乡有名的士绅之家。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大约有1500亩土地,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家祖上是清初从山西省高平县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日久就落户在祁仪乡了。大概因为祖上没有功名的缘故,冯家特别注重读书应考获取功名。不负祖辈的期望,冯友兰的伯父冯云异、叔父冯汉异都考中秀才,而最有出息的则是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他是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后被委派为湖北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总务长)、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最后被委派到湖北崇阳县任知县。不幸的是,大约在1908年前后,冯台异患脑溢血死在县官任上。那年,冯友兰只有13岁。
据说他家的仓库曾经当过乡镇电影院,也被拆掉。冯氏故宅及临街的老门店已经片瓦不存。看到这些,大家颇有些失望和遗憾。好在院子里留下了一棵树龄180多年的银杏树,还有一棵冯友兰小时候亲手种下的蜡梅树,给人以慰藉。这两棵默默无声的植物,见证了冯氏故里的百年沧桑。大家争相在已经受到保护的银杏树和蜡梅树前合影留念。
我们还参观了一所学校。冯友兰20世纪80年代曾捐资为该学校兴建了一座教学楼。我们远远就看到冯友兰亲笔题写的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清芝楼”的牌匾。1982年夏天,冯友兰出访美国在机场候机时写过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这次出访由女儿宗璞随行,故有“扶我云天万里飞”之句。诗中洋溢着他对母亲吴清芝、妻子任载坤、女儿宗璞的感激之情。因为少年丧父,他的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一手安排的。这座教学楼寄寓了冯友兰对母亲的深切缅怀。(P1-3)
序一
善作善成 善始善终
——读王幅明文化人物大作《追忆与仰望》
王幅明先生的这本人物大作,既别开生面,又不拘一格。
别开生面者,所写人物之类别出新也。此书所记人物,作者的选择标准基本是两个:一是与自己有过生活交集或工作交集的文化名人,二是自己所熟悉的现当代河南籍文化名家。也就是说,不以“史有定论”的名人伟人为对象,而以自己的真实了解度为基础来确定人物的取舍,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出新点。写法之不拘一格者,因人而异也。对实际交往甚多或有共事之经历者,作者笔触之细致、记事之清晰,确有“青史不移”之风格;对相对熟悉的本土文化名人,作者则既有传记式纪实,又富适当的诗意的境界揭示。两种风格交相辉映,这本书自然就活了起来,在林林总总的人物著作领域生成了一片自己独有的气象。
在这本书中,我是幅明兄记录的最后一个人。
我与幅明兄的人生交集,因工作而开始,因了解而融合,是典型的君子之交——淡若清风,深如静水。在幅明兄的人生中,多年出版社社长的经历,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人生时段了。所谓最为核心,一是这段经历最充分地体现了幅明兄的文化价值追求,二是这段经历最充分地体现了幅明兄的任事风格与工作精神。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幅明兄在任期内殚精竭虑,凝聚河南文艺出版社上下同心,克服重重难关,成功推出了六部十一卷本长达五百余万字的大型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这一时期,河南文艺出版社成为全国历史小说出版的重镇,业绩彪炳,在全国出版界的位次大大前移,实现了历史性的提升。应该说,为官一任,价值有成,幅明兄不枉文化事业之俊杰也!
作为一个学者作家,《大秦帝国》是我耗时16年磨砺的旨在厘清中华文明史症结的一部作品。这段时光,我正处在43岁到59岁的人生盛年之期。唯其如此,这部书的逐步出版,也是我至为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这部书出版到第三部(六卷)时,发生了变数;出版到第四部(八卷)时,出现了停顿。基本原因是对作品内容的删改问题。此时,王幅明到任了。总体状况是,从那时起直到2011年幅明兄卸任,《大秦帝国》的出版进入了快车道,整套十一卷本于2008年在郑州图书博览会一举推出。其后3年,典藏版、纪念版又相继推出。这一时期,我们的合作很愉快,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人生的秋天不期而遇的。
从性格上说,我与幅明兄的交叉处很少。幅明兄不喝酒,不抽烟,不饕餮,温文尔雅,少言木讷。我则是又喝酒,又抽烟,又饕餮,遇事从不讳言的粗豪之客。有段时间,我住在郑州修订最终书稿,住地河南省总工会宾馆距离河南老字号“合记羊肉烩面”老店很近。大对胃口之下,我每天中午一顿结结实实的大碗羊肉烩面,晚上则是自由小吃。其间,责任编辑许华伟基本天天来陪我,偶尔幅明兄也亲自出马陪吃一顿。有次吃过烩面之后,我们同游炎黄广场。将近黄昏,我已经饥肠辘辘,幅明兄却揉着肚皮皱着眉头说,中午的羊肉烩面太顶人了。随后,他慢言慢语地说出了一个典型论断:“羊肉烩面一周一次差不多,咋能天天吃?”许华伟立即表示赞同,连说:“对对对,我都陪不住孙先生了。”我不禁恍然大悟,开心大笑不止。
两极相遇而能聚合,心乎?性乎?诚难料也。
幸运的是,我们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都没有固执己见,都没有听任性格驱使,都在大局本位的基础上寻求着最为妥当的结合点。“选准切口,顽石可破”,此之谓也。久则解人,同年而长我一个月的幅明兄,原是那种古人非常赞赏的刚毅木讷的真君子,是兼听于纷乱而明决于内心、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弘毅之士也。正是基于这种外在风格的随和谦逊,幅明兄独能聚集人心于散乱之际;正是基于这种坚毅明断,幅明兄独能乱云不惑正向前行。用古话说,幅明兄是一个善作善成又善始善终的厚才。厚德载物,此之谓也。
我们相互磨合着,相互理解着,一步一步地顺利走过来了。
可惜,宥于中国当下“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幅明兄在最有出版掌舵经验的盛年之期退休了。这里,我们不须假设历史的延长线。但是,这条延长线一定是令人向往的。在出版界,我对另外一个出版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总裁陈昕先生同样抱有此种遗憾。陈先生拥有坚实的业绩、丰厚的阅历、非凡的精力、过人的才华、罕见的作品辨识力与策划力,但在最为巅峰的时段,也不得不按制度谢幕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制度能够达到“具体分析”的境界,我们对人才的鉴识与使用也就相对完备了。人不尽其才,是历史的遗憾。
宁静致远,是幅明兄性格中的天然禀赋。
相信幅明兄在工作业绩之外,一定会辟出一个人生的新天地。
2015年深秋于海南积微坊
这是—组现当代文化名人群像。
“名人”一词,近些年用得过多,近乎泛滥。—些人挤着当名人,另一些货真价实的大师反而显得落寞了。起初我为本书起的书名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国士人”,两个世纪指已经远去的20世纪和正在经历的21世纪。在我的心目中,“士人”较“名人”更接近我想表达的意旨。后经过斟酌,确定采用现在的书名。
士人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统称,既是国家政治参与者,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是古代中国独有的特殊阶层,是创建中华文明的精英群体。士人是雅文化的主体,同时又主张雅俗共赏。在美学层面,崇雅斥俗是其普遍性格。“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的诗句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说起知识分子,社会上总拿它与学历画等号。这样的看法有失公允,忽视了自学同样可以获取知识的客观现实,特别在人文学科。笔者选人,不以学历高低、学术职务大小和知名度为唯一尺度;而看主人公有无真才实学,在精神和学术层面有无超越时空之点,有无令笔者倾心仰望之处。
全是追忆与印象,只能称为侧影。有的可称为回忆录,有的则近似评传,因人而异,不拘一格。用文化人物随笔通称或更确切。传主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都具有独立人格、担当意识、上下求索和淡泊名利的士人情怀。他们的意识里传承着前贤的血脉,具有自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环。一言以蔽之:古风犹存。因此,他们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和求索精神已经或正在超越时空,成为当今和后世文化人的精神财富。
现当代文化名人成千上万,为何只写书中的35人?这与作者与传主的因缘有关,某种意义而言,也与局限性有关。河南籍的名人在本书中占有较大比重。笔者大半生从事期刊和图书出版工作,接触过不少文化界人士,或组稿,或采访,或志趣相投成为友人,因而积累了一些资料。此前,因为刊物需要,仅写出其中—部分,其他的则无暇写出。如今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旧梦重温,遍产生出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在《天堂书屋随笔》出版之后,这部书稿便列入日程。大部分内容为新写。一些发表过的旧作,收入时作了适当增补。需要特别说明两点:其一,我所接触的文化名人中值得一写的尚有许多,最初列出的题目有40多个,限于本书篇幅,只能就此打住,其余的留待以后再写。其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中人物并非完美无缺;我侧重写出他们一生的主要方面和在某一领域的突出贡献。
除去新写的几篇,书中文章大都在刊物发表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在《名人传记》发表,有的文章在《时代青年》《报告文学》《散文选刊》《时代报告》《莽原》《诗歌月刊》《老人春秋》《草原》《鹿鸣》《翠苑》《大河诗歌》《书法导报》等报刊发表(有些是全文发表,有些则因版面所限发表时压缩了部分内容)。一些文章发表后获得好评。为方便读者阅读,部分文章在收入本书时题名做了改动。谨向这些刊物致谢!
孙皓晖先生与石楠女士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他们的时间都异常宝贵,孙先生尚有未完成的文学和学术工程,石楠大姐患有眼疾,去口都不吝赐序,给予笔者以温馨的鼓励。谨向他们深深地鞠躬致谢!
王幅明
2015年深秋于郑州天堂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