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的《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介绍: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钱理群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钱理群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作者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作者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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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钱理群作品精编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钱理群 |
出版社 |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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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钱理群著的《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介绍: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钱理群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钱理群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作者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作者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内容推荐 钱理群著的《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是即将出版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之一种,属于汇编性质,内分两辑。第一辑“生命之根”,是作者书写家人的怀念回忆文章,共十二篇;第二辑“脚下土地”,是作者书写第二故乡贵州文化、人物的文集,共十五篇。这是钱理群先生对他的两个精神家园——家人和家乡——的一份记录。第一辑写家人,多为祭奠之文,也有学术研究,以及个人小传式文体,通过记录个人史、家族史,描绘出一幅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漂泊的图景,涵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第二辑写作者的第二故乡贵州,有怀念贵州友人之作,有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也有对个人心灵史的描画。书写背后,作者关心的是如贵州安顺这样的边远地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发展中所曾经发挥的作用、如今的尴尬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前景。 目录 前言 辑一 生命之根 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哦,你是我的父亲 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 悼大姐 哭好哥 心系黄河(节选)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龚姐,一路走好 无以表达的悔恨 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 辑二 脚下土地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我读戴明贤其书其人 我的怀念温馨而恒久 痛悼同代人的“死” 给亡友尚沸 我们共同的坚守和追求 民间思想者:我的精神兄弟 “土地里长出的散文” 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 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方法、组织与困惑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附录一:钱理群著作目录 附录二:钱理群编纂目录 试读章节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一哨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竞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浑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P7-9 序言 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我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首先是我出身的钱氏家族。在我的感受里,我和家人之间,不仅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更有一种精神的交融。我曾以“对内谦让,对外奉献”来概括钱氏家风与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家庭在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曲折命运。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分离,最终导致了“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大悲剧。我们家庭集中了中国近现当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乡绅,父亲是作为亲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体制,三哥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大哥是一个爱国的自然科学家,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四哥与二姐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这样,我们的家庭,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缩影;因此,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所面对的就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家庭,或者说是在研究自己。而且家人政治选择的巨大差异与内在的相通,又决定了我的研究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我对父辈与兄长的不同选择都有同情的理解,更自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最感自豪的是,我还有第二故乡贵州。我从1960年被发放到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青春时光,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我曾说过,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具体地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化大革命’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漂泊的家园·后记》) 我在1978年离开贵州,回到北大,依然保持了与贵州乡人的联系。于是,我就拥有了北大与贵州两大精神基地,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最大财富。在退休后,逐渐远离了越来越陌生的北大,贵州的乡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可以说,我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我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我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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