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还能重建吗？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吗？《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精)》由张冠生著，听费孝通讲中国故事，探寻“中国方案”。

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我很怕在我‘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费孝通十七岁写下的话，已然昭示毕生志向。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费孝通的一生著述，是一笔特殊遗产。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深入骨髓；对美好社会的探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躬身实践。他为这世界留下来的数百万字，如果确定一个总题目，“乡土中国”可作首选。

每个期待身处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费先生明白晓畅的文字。多听费先生说话，能更多读懂吾国吾民，自己的寻常日子也会更有意味。

费孝通说，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农村”，一篇“民族”。

张冠生著的《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精)》以闲适的书话体重述费先生心路、学路、思路与书路，游刃有余，亲切可读，既发挥出书话体“真性情、真见识、真故事”的自由精神，也呈现出重回历史现场之亲闻、亲历、亲见的独有魅力。

费孝通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那些在岁月中轻轻翻动的泛黄书稿，带我们回到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调查现场，体味瑶山惨剧的恸殇时刻，师友的恩情与离散，耄耋老境中的真诚反思……大时代里的一介书生，在外界巨变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其终极关怀是对美好社会的思考和探寻，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

这些珍贵手稿，亦在历史的浮沉中遭遇叵测的命运：有的湮没于战乱流离，不知所终；有的毁于浩劫岁月，毕生心血毁于一旦；有的竞在佚失多年后传奇般地重见天日。一段段尘封已久的书话，重现费孝通起伏动荡的生命记忆，亦勾勒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前言 1930，一个开始

01 抑止不住的爱好

02 青春作伴

03 吴师三引

04 外教三师

05 潘师三序

06 江村三访

07 云南三村

08 乡土中国

09 我们复兴的基地

10 人生的另一道路

11 世界缩小得太快

12 我怎能不低头呢

13 干校家书

14 重访美国

15 小城镇，大问题

16 行行重行行

17 译稿传奇

18 年近谢幕

19 人世纷扰

20 究天人之际

后记 听费孝通先生“重释美好社会”

附录一 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纪事

附录二 费孝通先生著述年表

跋 1936，一块界碑

费先生十四岁首次发表作品，是一篇短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

该文写于1924年1月15日，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少年》杂志。当时，他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学生。一位亲戚热心为他订阅了该刊，启发了费先生早年的文学兴趣。

从当读者开始，逐渐希望也当作者。少年费孝通虽有投稿，却没有指望很快能发表。某期杂志送到，他即开卷，循序而读，忽见投稿已发表，大感意外。他曾回忆当时情形——

“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直到最后的‘少年文艺’栏，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用铅字印在了白纸上。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

“写作又写作”的过程中，费先生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篇目增多，位置也逐渐前移，直到开卷首篇。

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哀乐，梦里甘苦，母亲的针线，清明的纸灰……都是费先生敏感、易感、思索、叙述的内容。其中萦绕着一种清晰的人道情感和人文精神。

有篇文章题为《新年的礼物》，费先生说：“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该使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年，在一年的开始，应该特别地使他们快乐。”

《一根红缎带》一文，则借一只小动物的遭遇表达人间心情，大有余味。

1927年，费先生写了《圣诞节续话》一文，明确表达对社会本质、人类本性的研究志趣。文中说：“我很怕在我‘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

这或是费先生早期文章中最值得留意的一句话。一生志业由此开笔。

1930年，费先生离开苏州东吴，转学北平燕园。换了校园，也换了专业，他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全副心思集中于每一门功课的研修，以争取最好成绩。他说自己当时“成了一个书虫”，几乎读遍了恩师吴文藻书架上所有的书。

1933年，费先生完成本科学位论文，还写了多篇文章，如《人类学几大派——功能学派之地位》、《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学家派克(即帕克)论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社会研究的程序》等等。

吴文藻对这个学生寄托厚望，先后把他送到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门下。费先生得名师接力，持续点化，终以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赢得学术名望，享誉国际人类学界。  1948年春，费先生的“昆明时期”告一段落。一个时代也、杼洛幂。

费先生似有感知，清理旧文，把旅行游记、怀人杂写拢到一起，合编成册。誊清后，订成稿本，题作《山水·人物》，寄给好友储安平。

若能顺利出版，算是大时代里一介书生的一笔记录、一个小结。敏感的费先生似已意识到，须准备进人一个不同的时代。

其时，储安平在上海主持《观察》杂志，销路好，有盈利，遂以利润出版学术著作，有“观察丛书”，广受读者欢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述在“观察丛书’，出版后．均有上佳销路。

《观察》系时政类刊物，是当年国统区知识分子和民众了解国内国际局势的通透窗口。因其名家啸聚，文章好看，一纸风行，反而惹得当局钳制。储安平本人也被监视，乃至在上海无法安身。

眼见杂志备受打压，出版已无条件，储安平带着《山水．人物》稿本离沪赴京，找到清华园胜因院的费先生，’奉还书稿，暂时避居费字。学院工作室里躲过风暴。

1972年春，费先生从湖北沙洋民院干校回京。多年暌违，工作室内还是原样。稿本还在书架沉睡，费先生却因忙于译事，平时只用字典和百科全书，顾不得、似乎也淡漠了当年少作。

1978年，费先生奉调中国社科院，须搬离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他把室内书籍、文件搬回家中，清理之间，在一堆书稿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

那是怎样的情景?费先生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

1986年，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汉译本初版。翌年，为该书发布会，江苏人民出版社派员到京，拜访费先生，表示乐意继续出版其著述。

费先生想起“默然渡过劫难”的《山水·人物》，想起不知其踪的老友储安平。他“第一次从头到尾自己阅读了一遍。其间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头自会另有一番滋味”。

近四十年间，费先生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以《我这一年》记录和表明自己愿意适应变化的诚意与实践，似仍有不能适应的地方，这才“另有一番滋味”。这番滋味，来自他在外界巨变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又写作”。

其间，费先生参与过民族识别等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倾心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事务，可以寄托学术兴趣，延续写作爱好。他也确实写有《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两本游记，后因“反右”运动而人冷宫。

费先生想起冷宫中的稿本，希望能解冻、面世。

P7-10

1930，一个开始

1993年6月，费先生收到一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函。

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费先生出席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该会议创始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邀集各国有代表性的思想者就同一主题深入讨论，为人类和平发展发表主张。

1987、1989、1991年度的主题先后是“Towards New Beginnings”，“The Making of an Earth Citizen”，“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3年会议主题为“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

对这类题目，费先生会有亲切感，乃至触动心事。毕竟，都是他多年沉潜于心的话题。“二十一世纪”和“美好社会”，尤其和其心事合拍。1989年夏，他曾撰文呼吁“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费先生要借暑休假期写出文章，应邀与会。

一周内，在北戴河“六幢楼”一号楼，从早到晚，费先生阅读、思索、书写、讨论、修改……我做书童，左右备书、检索、誊写、听讲、记录……近距离观摩老者开卷，仁者思索，智者书写，感受大师的气场，见证“应是鸿蒙借君手”的非凡时刻。

一篇文章，调动了费先生六十多年的实地观察、学术思考和情感积累。

1930年秋，费先生弃医从文，学社会学，就是为探寻社会怎样才更好。

1993年夏，费先生说：“从世界范围看，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热烈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百家争鸣。从现状看，经济发展很快，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费先生的看法，实际已写进其六十多年的著述。1993年盛夏定稿的《对“美好社会”的思考》，是其六十多年探寻心得的浓缩。

二十多年后，提中国概念、发中国声音、影响国际议程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迫切课题。费先生当年已如是。甚至，以1938年写出《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乡土中国》为标志，早已如是。费先生的学术成果，曾吸引当年国际人类学界瞩望人类学领域的中国学派。

瞩望者大概有点太过乐观，费先生晚年也感叹过自己“太超前”，乃至“清唱一生”。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

“我们几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几百年走的路”，这话说着轻巧。看看激素催肥的代价吧，百年之内能否彻底康复，都还难说，何况迄今仍在施用。

中国社会怎么能一步步好起来，费先生深人现场，终生以赴，看得明白，写得清楚，白纸黑字俱在。他为这世界留下来的数百万字，如果确定一个总题目，“乡土中国”可作首选。故，这本小书的副题若作详尽表达，应该是“费孝通先生说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

费先生的一生著述，是一笔特殊遗产。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深入骨髓；对美好社会的探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躬身实践。每个期待身处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费先生明白晓畅的文字。

多听费先生说话，能更多读懂吾国吾民，自己的寻常日子也会更有意味。

“有这样一个人写过的东西，真可以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这是尼采说蒙田的一句话，正可借来说费先生。

张冠生

2016年6月16日

跋

1936，一块界碑

1936年夏，费先生去江村作调查，后来根据调查资料写出《江村经济》。

去江村之前，当年6月，费先生完成《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写。

这两本书，是费先生一生学术工作的起点。

费先生说，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农村”，一篇“民族”。

显然，“农村”是从江村写起，“民族”是从瑶山写起。其毕生著述，或可看作《江村经济》和《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延伸和纵深。

“农村”一文，江村开笔，最终写出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

“民族”一文，瑶山开笔，最终写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由此说，“1936”这个年份，对费先生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今年是费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花篮瑶社会组织》编成八十周年。

写出这本小书，亦为表达纪念。

一个人的纪念。

张冠生

2016年6月16日

于京西北博雅西园

胡洪侠：

冠生写费孝通，是以自己真诚、坦荡、敏锐的生命，去感受、回应、探寻另一个深邃、复杂、博大的生命。我读冠生笔下的费老，常常因此辍读发呆，长吁短叹，时而扼腕，时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