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荣著的《难童求学记》是一部具有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这个故事以李福生兄妹，林长根兄妹，蔡警卫、陈桂珍、竺院长夫妇等人为主要人物，着重描写了日军炮火下的难童们，在家国破碎、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在由爱国商人出资建立的国际灾童教养院里学习、成长的故事。教养院的生活虽艰苦，却给这些失去亲人护荫的孩子们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他们由此出发，走向反法西斯的战场，奔赴抗日救国的前线。而不论他们此生将去向何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 都将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民族大义、热血抗争、家国情怀，都会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荣荣著的《难童求学记》讲述了：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与习近平主席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这位老战士，就是从著名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走出去的。

时空调转回上海，1938年，国难当头，战火纷飞。作为奉化爱国人士，实业家竺梅先与妻子徐锦华一起，在宁波奉化办起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帮助了六百余名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李福生、林长根、陈桂珍……就是活跃在其中一张张天真而鲜活的面孔。

“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金边。”教养院的生活虽苦，却给这些失去亲人护荫的孩子们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他们由此出发，走向反法西斯的战场，奔赴抗日救国的前线。而不论他们此生将去向何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都将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民族大义、热血抗争、家国情怀，都会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爹爹，您的腿呢？

奔逃的羔羊

好吃的泥巴

爹娘啊，儿子有书读啦！

小服务社开张啦！

我们不做逃兵

恐怖的疟疾

手套党也是党

读书才是一等一的大事

万恶的疥疮

生于忧患才能死于安乐

谦让的糖水

敲瘪的火油箱

粮食是头等难事

为啥毕业的不是我们

鬼子来了

危险的办粮路

竺院长，您不能走！

宁愿解散，也不叫我的小囡做汉奸的工具！

我们抗日去！

后记

爹爹，您的腿呢？

北站沦陷，战火纷飞。从南站坐火车离开，成了百姓逃离上海的重要途径。

逃离，逃到没有战火的地方去，似乎也是千百年来手无寸铁的百姓应付战乱的无奈之举：国家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战火蔓延不到的地方。逃，先留条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是青山，命就是青山。

逃难的洪水奔腾着涌向车站，每个人都神情惶恐，身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让他们看上去更像一只只仓皇奔命的蚂蚁。三四米宽的站前道，被人与行李堵着，堵成一支凝滞的逃难队伍。偶尔有人找了辆汽车相送，对不起了，那也得在二三里地外下车，再想往前拱，就得往人墙上碾了，你将喇叭按得山响也没用。而那些雇了黄包车前往车站的逃难客，每每想更往车站里进一点，铁车柄就会戳痛别人的腰，引来一场或大或小的争吵。在惶恐的驱使下，逃难的人挑着驮着巨大的行李，已麻木得不知道什么叫累。他们焦躁地等着下一列火车进站，将他们运向远方。而远方在哪里，抵达后又会怎样，他们心里也没什么谱。很多人甚至没想好落脚地，只是胡乱买一张前方某个站点的车票，离开这里再说。

他们心里嘴里无数遍地狠狠诅咒日本人，盼着中国军队快点将他们打回老家，但总有两种矛盾的想法在他们心里吵架：一种是弥漫在内心的悲观情绪，觉得日本人强悍野蛮，打败他们并非易事，这仗打起来可能会遥遥无期；另外一种是，觉得日本那么小，中国那么大，他们还能把中国吞了？那是小蛇吞大象！再说了，我们还有军队呢，没见到中国军人在闸北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吗？他们从闸北攻打虹口日军海军司令部，先锋部队一直打到了虹口汇山码头。看起来，只要我们的军人同仇敌忾，使劲儿打，日本人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后一种想法让他们在逃命路上看见了光亮，也成为他们出逃的最大理由：将吃的用的能带的都带上，千万别让战争的枪炮追上，等战事消停了，回来还继续过他们的旧日子。

福生在南火车站做小贩已快两年了，旅客人挤人人推人的情形却是近些日子才见到。而他父亲不一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已见识过这阵势。

那几个月，福生爹几乎发了一笔小小的“战争财”，小生意出奇地好，光顾他的旅客都是真心买主，随便问一下价钱，买得动的当场就买了，买不动的直接走人，绝无二话。是啊，都忙着想逃命呢，哪有闲心与小贩瞎扯。所以，凭着老经验，福生爹对眼下的战事起先还很乐观，以为也会像五年前那样，打着打着就消停了；他还盘算着这次多挣下些钱，让福生和福妹都去读几年书。尤其是福生，他指望福生肚子里能有点墨水，指不定以后出息了，能做个账房先生或者干脆自己开个小店，免得长大了也像他那样，大木盘货架挂在脖子上，像挂个大木牌游街示众的犯人，还整日被车站那些司务员驱来赶去，听凶蛮的旅客恶语相向。这不是说福生爹不热爱小贩这个行当，恰恰相反，十多年干下来，他都觉得自己就是小贩的命，他喜欢这个颠来跑去却也相对自由的职业。

福生的爷爷是个孤儿，小时候流落到浦东杨家村那里，被好心的村民收留，还帮他娶了妻，眼瞧着过上了安稳小日子，却突然得了肺痨。看他有气没气的样儿，媳妇就养不住了，偷着跟人跑了。

福生爷爷勉强拉扯大了福生爹，指着儿子有好日子过，没想到福生爹也得了同样的病，年纪轻轻已干不了力气活。听说在车站做个小贩不用什么大力气，福生爷爷过世后，他转着弯儿托了好几个人，才在南火车站旁几乎清一色住着小贩的棚户区里落了脚，先跟着几个老小贩在车站闯，入门之后，就自己干了。

福生爹自称大字不识俩，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但凭着天生的勤勉和利索劲儿，居然很快成了一个还算成功的小贩。成功的标志就是他在棚户区娶了妻，生了一双儿女，而且把儿子也培养成了一名独立的小小贩。

说福生独立，自然不太准确，他才十来岁，福生爹怎么能放心让他的小命根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真实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做生意时，福生与父亲一同站在靠近车站入口处的马路两侧，贩着几乎相同的东西却装作互不相识。这样既是为了生意，也方便福生爹照应他的宝贝儿子。为了引发旅客更多的同情，年前福生爹还叫福生带上了拖着鼻涕的妹妹——福妹，让福生看上去特别像是为生计所迫的小可怜，这也是作为资深小贩的福生爹的慧黠之处。话说回来，棚户区里的小商贩基本都这样干，要不是福生娘裹着一双小脚不方便走路，精明的福生爹说不定也会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福生娘培养成一名能令顾客动恻隐之心的女小贩。P1-4

2015年7月2日下午，我终于见到了令我敬仰已久的一位老人。

他坐在那里，腰板笔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若洪钟，看不出已高寿91岁。

作为应邀前来奉化参加“国际灾童教养院陈列馆”开馆仪式的嘉宾，他与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在国际灾童教养院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说：“教养院是我的再生之地，在这里，我与六百名流离失所的战争难童重新拥有了一个家；在这里，我们吃饱饭，穿暖衣，读书识字；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抗日教育的最好启蒙。”他特别强调，教养院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他们不计报酬，热心教学，视每一个难童如己出；难童们牢记国恨家仇，满怀感恩之心，刻苦学知识学做人，同学之间无私互助。院童们从教养院走上社会后，遍布祖国各地，但无论是谁，都因受惠于最初的教养院教育，而成为坚定的爱国者，无一不为祖国的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的谈吐中清晰地凸显了对那段岁月所怀有的一份饱满而温暖的情感。这份情感，有着“爱国，感恩，抗争，不屈，忘我，奉献”等内核，主导并贯穿了他一生：硝烟密布的战场上，让他成为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平岁月，让他成为建设大军里的排头兵。

——他叫焦润坤。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这位新四军老战士会同另一位国民党抗战老兵，与习近平主席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焦润坤老人着重提到了他的求学生涯，这让七十多年前曾赫赫有名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又一次成为新闻风暴眼。几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进行了大幅报道：当年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先生倾尽自己所有财力物力心力，与夫人徐锦华一起，为救助六百名战争孤儿，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批能报效祖国、驱逐外敌的新生力量，创办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

作为当年的院童，焦润坤老人这样评价心目中的竺梅先先生与徐锦华女士：当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竺梅先先生和夫人徐锦华女士挺身而出，捐巨款，办伤兵医院，收养灾童，倾家荡产支援抗战，最后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说：竺梅先夫妇的身上闪着慈悲、仁厚、博爱、正义的人性光芒，他们不仅是普通的爱国慈善家，更是民族觉醒的一个象征。

说到这里，他轻轻哼唱起当年教养院的院歌，眼神顶真中带点顽皮，仿佛时光倒流，从一名严肃的老战士回到了他的院童时代。在后来的大半个年头里，当我根据大量院童回忆录及对几位院童的采访笔记，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时，耳边时常会响起焦老先生哼唱的院歌。起先是他_人，声音低低的，听着听着，慢慢地，几百个声音汇拢成一条雄浑又高亢的时光河流，而我仿佛置身其中，成为院童中的一员，在教养院里亲历他们的成长……

接到委托方奉化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希望我接手这个题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大顾虑的。作为一个多年写诗的作者，能否写好一个大东西，心里真是毫无把握。我的顾虑主要是怕写不好毁了“一世诗名”，到时甚至连累别的诗作者：瞧，写诗的，写小说就是不行。我一贯认为，文学的各个门类水都很深，一个人得真正有大才，才会有一通百通的本事。而我自恃无甚才，原只想守着诗歌的一亩三分地从一而终，并将此也当作人生美事。但委托方给我打气，说虽没写过，好作品总比一般人读得多，大有熟读好小说三百篇、凑也能凑出好长篇来的意思。看我犹豫，对方让我先细细查看一下网上有关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报道，看看能否找到感觉。

这一看，就看出麻烦来了，我非常感动于竺梅先夫妇的事迹。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胆子突然大了，觉得我一个写诗的，未必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候，我肯定是将内心的感动误当作写作的能力了。后来奉化市委宣传部等方面转给我一大堆教养院的原始资料，那大多是院童们纪念教养院的文章，我一冲动，就应承下了这件事，但也有所保留。我说，若是我写着写着觉得不对劲，就马上告诉你们换人。反正这个大题材摆在那里，永远不会过时的。

“采访要快！要趁早！那些老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了。”在委托方的催促和奉化几位朋友的陪同下，我赶紧走访了留在奉化的两位当年的院童。

一位是龚宝珠老人。我见她的时候她的精神很好，眼睛才做了白内障手术，看世界很亮堂。她是当年教养院解散后，嫁给当地村民的一位女学生。在乡里，和气文静的她，一辈子过得也算风平浪静。说起教养院的事情，她记忆清晰，跟我讲了不少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件事想起来很蹊跷，我去采访她前不久，宝珠老人跟她儿媳说，有人要来问她教养院的事，她说完了，就好了。在我采访她后不久，她就平静地走了。事后，陪同的朋友说：看来你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

还有一位是陈舜根老人。这位受人尊敬的奉化农委退休老干部，当我见到他时，他正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但说起教养院的事情，他的声音里仍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激情。他回忆了很多有关教养院的生活细节，教养院里的日子，于他仍恍若昨天。离开的时候，我真诚地祈祷老天保佑他，早日康复，再续他美好的晚年人生。

我还在竺梅先同族后辈竺培楠先生、奉化人士卓科惠先生等人的陪同下，走访了竺梅先先生的老家奉化后竺村，参观了他小时候寄身的小屋、竺家的祠堂等，还与村里五六位九旬老翁进行了座谈，他们非常了解当时教养院的情况，对竺梅先夫妇的种种义举赞不绝口。看到这批老人精神好，脑子灵光，说话清爽，我心中不免感慨，后竺村真是一块风水宝地，除了能出现竺梅先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更是一个养人的好地方。

竺梅先(1889—1942)，字佑庭，学名炽潮，奉化长寿乡(今属萧王庙镇)后竺村人。13岁时去上海何源通五金杂货号学业，勤奋好学。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曾组织蓝十字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后受命去长春秘密组织救国会，图谋倒倾军阀，事败被捕，押送途中逃……

四

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书中那些我用心描绘、刻画或记录的故人，总会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他们是鲜活的，会与我谈心，与我聊天，与我说事。对我这个写作者而言，他们各个都那么清爽、明亮、阳光、向上，也让我这部书稿的调子变得清爽、明亮、阳光、向上。他们为我的书勾勒出了一幅爱国、不屈、忘我、奉献的时代群像，尤其是竺梅先先生与徐锦华女士，在国家的危难关头，凭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倾尽心力财力，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举，真让人感叹：世间真有大爱。今天的人们重温他们的故事，仍能从中获得震颤人心的感动力量。

这一批充满正能量的人物，在完成本书初稿时，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当下的孩子们，也能通过我的文字，了解七十多年前那一批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而抗争着、奋斗着、努力着的人们，并且将他们，特别是竺梅先与徐锦华这对爱国伉俪，当作人生前行路上的楷模。因此，就这部书稿的出版，我特地咨询了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先生，他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并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使我这些文字最终能通过“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块响亮的牌子面世。

五

但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读到这部书，这个愿望是美好的，愿望后面的我还是有些心虚，这主要就我的写作水准而言。因为这部书，离完美的写作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比如，由于材料处理上不够机智老练，也因为觉得教养院发生的事情很生动感人，我在写作时有时更多地贴着材料写了，艺术表现手法上就有些老旧。让我自我判断这部作品，也觉得平平。由此又绕回到后记第一节里的内容：在文学领域，我远非全才大才，文学的每一门类艺术之水都很深，没有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冒险提笔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只能寄希望于有意读我这部作品的朋友，更多地从故事情节中记住七十多年前，竺梅先夫妇和一批热血老师为了六百个难童的成长，所付出的大爱和牺牲。这种付出，是再笨拙的笔也遮掩不了的——因为事实在那里，它自己就会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