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子已经唱完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P296-298
先生于国学研究湛深，我去时时请教，有时触到了一题目是有兴趣的，先生便滔滔不绝讲去，我也忘掉了时间。……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
……讲哲学史的，关于这时代必不会缺少讲鲁迅的重要的一页。
——徐梵澄
鲁迅写过不少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著述，其中都显出他在小学方面的深厚底蕴。他的《门外文谈》其实是内行人言。
——周振鹤
向鲁迅学，学鲁迅问，学问自有大学问
蒙木
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坐着第一把交椅，这接近于公论；其实，那不过因为薄薄的三个小册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他的《野草》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新诗的最高成就，加之，鲁迅旧诗也自有其独特的品格，鲁迅作为伟大的小说家和杰出的诗人都当之无愧。而本书所要彰显的是作为一代学问大家的鲁迅。
谈鲁迅的学问自然让人想起《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郭沫若将此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当然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它虽然是半成品，鲁迅本人也不甚满意，但其光辉仍然是掩不住的，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之为“杰出的”“划时代”的著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两书均有一定厚度，书店上各有众多的单行本，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本书不予收录；还有一些学人推崇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鲁迅早年论文，尽管盛义迭出，但因为采用的是古语文，普通读者读来费力，本书因偏于普及所以一并割舍。本书着重从鲁迅演讲和篇轶繁富的杂文中遴选那些凸显鲁迅关于中国文化观的文字；大约分为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古典小说三个部分。
今天大念“国学”经者日多，所谓国学大师频频现诸媒体，更有的开始大骂五四断了所谓的中国传统，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标志性人物，躺着中箭自然而然。还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等莫须有的一撂大帽子扣到鲁迅头上。鲁迅在论陶渊明时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很遗憾，不少人仅仅依靠中学教材的有限篇目来管窥和臆谈鲁迅，没有“顾及全篇”来理解鲁迅杂文，没有“顾及全人”来品味鲁迅作品，更没有从“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来把握鲁迅思想。还是套用鲁迅评价陶渊明的话：说“怒向刀丛觅小诗”和“回眸时看小於兔”的是一个人，人尚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再离真实。向有鲁迅精神传承人的钱理群教授多次强调读鲁迅不宜读语录，鲁迅文章分为“为己的”和“为人的”两种，所以接受难度不小，我们需要整体地同情地来再认识鲁迅这个“全人”。
本书希望给予读者三个向度：
一、向鲁迅学。如何读书，鲁迅自己说是“随便翻翻”，我们还可以移用深受其影响的周作人《我的杂学》的话：“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蔡元培于1938年作的《《鲁迅全集》序》指出：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贴、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鲁迅在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第二，我想大家都会想到的便是鲁迅的小说。……最后，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
没有蹈空的学问，即便是清代的考据也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后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陈垣诸人的学问均寄予着其经世致用的目的；即便欧阳竟无、太虚大师、弘一法师的学问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鲁迅与诸国学大师不同的是：他专门领域的著作不够多，而是兴之所至，创造了大量介于文学创作和思想随笔之间的长长短短的文字，收获了更多的共鸣，也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和诬蔑。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我们向鲁迅的学，学鲁迅问，就是学习鲁迅如何用深厚的学问来穿透现实的。鲁迅被误读，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穿透性，总是被片面理解为批判性，而忘却了鲁迅的正面主张：“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不要以为奥运会多拿金牌就意味着健康；民族主义情绪就意味着不是看客。我们的精神究竟比五四那个时代进步了多少？
五四，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它并没有真的隔断传统，笔者曾经写过《五四风云》努力还原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里不再赘述。爱之深，责之切。鲁迅的所谓过激，我们需要先“三省吾身”，看看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愚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才是大学问。其实，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都不重要，因为鲁迅所学所问并不仅仅是所谓国学，也不是西学，他研究的是人，是人生，是社会。任何大学问都是对人生的安顿，以及对时代的回答。鲁迅给出了自己的安顿方法，鲁迅也给出了对时代的诊断书，我们能否接上这学问之根，那要看我们自己的悟性、品格和责任担当了。
谈不完的鲁迅。
在谈之先，我们还是多读读鲁迅吧。 2014年1月7日草、8日改定
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国学大师不同的是：鲁迅专门领域的著作不够多，而是兴之所至，创造了大量介于文学创作和思想随笔之间的长长短短的文字。《门外文谈（精）》着重从鲁迅演讲和篇秩繁富的杂文中遴选那些凸显其关于中国文化观的文字；分为中国文学（“语文杂谈”）、古典小说（“小说史谈”）、传统文化（“文史漫谈”）三个部分。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而本书所要彰显的就是作为一代学问大家的鲁迅，本书主旨是让读者向鲁迅学、学鲁迅问、问学大学问。《门外文谈（精）》汇集了鲁迅关于国学最令人称道的演讲和杂文，包括文学、文化、小说史三个部分，使人读起来酣畅淋漓，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