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传》是冯玉祥部属简又文根据他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考其他人对冯玉祥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一部传记，详细记录了冯玉祥将军传奇式的一生，并对许多历史事实做了澄清。读者可由此而对于冯玉祥其人、其行、其时代及与其有关之国家大事，得到更为准确的认识。本书既可作为近代掌故读，而一般专治中国现代史者也可由本书而获得可用的资料。

冯玉祥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煊赫、权势重大、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迹，与晚年团结戮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但也因其间及晚年与国民党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

《冯玉祥传》的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第一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

引言

第一章 家世及童年（一岁至十四岁，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第二章 在行伍间的奋斗（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第三章 新军的下级军官（廿一岁至廿七岁，一九○二;一九○八）

第四章 革命势力之生长（廿八岁至卅三岁，一九○九;一九一四）

第五章 第十六混成旅（卅三岁至卅六岁，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第六章 蝉联旅长八年长（卅六岁至四十岁，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七章 入关出关（四十岁至四一岁，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第八章 陆军检阅使（四一岁至四三岁，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第九章 首都革命（四三岁，一九二四）

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败欤？（四三岁至四四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第十一章 西北边防督办（四四岁至四五岁，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第十二章 去国与归国（四五岁至四六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十三章 国民革命（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四章 北伐成功（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四七岁至四九岁，一九二八;一九三○）

第十六章 最后十八年（四九岁至六七岁，一九三○;一九四八）

入营当兵

自天津回保定后，毓亭公移防于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即迁家于县城之北关。翌年（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冯氏发愤自立，入营服务，自是正式当兵。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正式军队生活自此开始。（按：《自传》与《我的生活》均言十六岁，但自一八八二至是仅得十五岁。）

这时，父子俩同在军营。冯氏处于父亲和长官双重的威权之严正的训导和监督之下，无异继续其家庭的训育，得益实在不少。在积极方面，对于营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当的指导；在消极方面，他有严正的父亲，事事监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军营和社会的恶风败俗。例如：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地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有如童时父亲禁戒看戏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九个月才痊愈。在卧病期间，冯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两日，军营教练之期，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油条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得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在冯氏呢，多年后思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原来，队伍不久由安肃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实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虽有功绩，亦在老弱被裁之列。冯氏却得留在军中照常当兵。他弟兄俩尚未成立，无力奉养，只得典宅质衣，筹些路费，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养。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带他同去的，但因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十千钱，不敷两人之用，没奈何只得父子分离。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凉凉地回安徽巢县去了。自是之后，冯氏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在北方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秘密教;;;理门;，或称;在理;。这一教门具有些少的宗教仪式，入教者须经过一种神秘的手续。其最要的教规是戒绝烟酒，团结精神，实有一种道德社会的性质，确是切中我国社会上道德的需要。会员;;教徒;;不可胜数，为北方社会之一种很大的道化势力。冯氏自老父南旋后，即自动加入;理门;，恪守其教规。他本来已烟酒不沾，自为在理教徒后，对于其个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对于朋友的应酬便可坚决谢绝烟酒，却不至于有碍情面而且得人体谅了。（按：有研究中国宗教史学者尝发表一理论：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国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后至元时称;也里可温;;;被消灭后，民间教徒继续秘密组织，改称;在理;或;理门;，奉行基督教道德伦理云。未能断定，姑志此待考。）

冯氏在营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时时劝导同营的弟兄们戒嫖赌、戒烟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帮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洁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厌他，但却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励而成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这是当年与冯氏同营的人告诉我的。）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冯氏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其对于种种武功;;摔角、劈刀、攀杠等;;均勤苦练习。当时的军队，略具新式，对于喊操一项甚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级。冯氏知有此上进途径，则昼夜习之，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地一边走，一边喊，致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谓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也。冯氏听人这样称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多年后，他制私章，镌有;外国点心;四字，以留纪念，至饶风趣。其在营中当兵时，刻苦努力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多类此，故不识其心怀鸿鹄之志者，又以;冯傻子;呼之云。

在此两三年当兵时期，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轶事。保定军营外树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下令禁止，但无效。一日，冯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谕，人窃议于其后，他问人仍敢偷伐树木否，众又视为具文，且怒扑之。冯氏只身与斗，大显身手，仆其两人于地，痛打一顿，余众四散。经此一击，树木遂得保存不少。他执法如山，自为兵士时已露头角，后来之所以能掌数十万雄兵而指挥若定者，此种赏罚严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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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合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