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成了所谓收复区
小时家里有一堆20世纪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年“八·一五”后，最迟到9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只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作逆产）过程中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摹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国文教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块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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