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在昭所著的《中国经典原境界》是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问与人生的巅峰之作，由其学生刘在昭精准详实地记录，并珍藏了六十多年才公之于世。这部著作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经典与人生融会贯通，把人生、学问融为一体，把读书与学道、作文与做人放在同一高度，使读者不仅在学问、学习、知识等方面得到启示，也可以在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得到裨益。

刘在昭所著的《中国经典原境界》是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以课堂讲授的方式传习人文、培育人才、启迪人生的巅峰之作，六十多年后首度问世。它以中国初始的经典为核心，精湛的学识与睿智的息想融会贯通，徜徉在经典内外，求索于历史上下，最华至理想境界。古今中西，文史哲禅，博大精深却又通俗而有生气；情思文采，妙趣横生，学问的真与讲述的美珠联壁合又逼近心灵。经典流淌在中华文脉中、赓续在日常生活里，一脉相承的智慧生生不息，恒久的魅力令人心安。做人与读经相映成辉，修身与悟道相得益彰，恰情与治学水乳交融。在中国经典的人文关怀中，追寻古典文化原初的清纯精神，开启现实人生本真的至高境界。

开场白

卷一 《诗经》

 第一讲 概说《诗经》

 第二讲 说《周南》

 第三讲 说《召南》

 第四讲 说“邶鄘卫”

 第五讲 说“小雅”

卷二 《文选》

 第六讲 课前闲叙

 第七讲 散文漫议

 第八讲 《与魏文帝笺》

 第九讲 《答东阿王笺》

 第十讲 《报孙会宗书》

 第十一讲 《论盛孝章书》

 第十二讲 《与陈伯之书》

 第十三讲 《重答刘秣陵沼书》

 第十四讲 《晋纪总论》

 第十五讲 《逸民传论》

 第十六讲 《恩悻传论》

卷三 唐宋诗

 老杜与义山

 怪杰李贺

 小杜与义山

 宋诗简说

后记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一章)。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了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1）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2）

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

（3）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4）、鲍明远（5）、李、杜、苏、黄（6）；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7）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唯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8）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9），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P7-P12

有了这一册《中国经典原境界》，我们整理的“顾随讲坛实录”就全部递送到了读者手中。对于七十多年前讲坛上一位虔诚的传法者，或可弥补一些当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遗憾。

“顾随讲坛实录”的上、中两册，拙笔已絮絮地写有两篇后记，这部下册，与上、中两册同是上世纪40年代讲课的实录，同是讲授中国古典诗文的，本不该再絮聒，然这一册又有些新情况，需要表而述之，这篇后记就算做前两篇的一段“附记”吧。

当读者拿到这一册新书时，首先看到的笔记者是一个生疏的名字——刘在昭。她与叶嘉莹先生是同窗好友、知己之交，叶嘉莹在2012年的一篇短文中称：“六十多年前与在昭学姐一同听(顾随)老师讲课”，“在昭学姐才华过人”，“中英文俱佳，而且工于小楷”。当年，刘在昭用她那秀美而流利的钢笔字记下了顾随老师所讲的课程。毕业之后，她在中学任课之余，继续回校听老师授课。这些笔记，她从二十刚过的华年，一直保存到生命的终结。在昭先生一生尽瘁于中学教育，2008年在久病之后告别人寰。此后两年，她的爱女吴晓枫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批珍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藏”，将其送到了我的手边。当时嘉莹先生的听课笔记已经整理竣事，又获这批至宝，真是几同天赐，是连想都不曾想过的大幸事!更令人大喜过望的是：我们逐字逐句细读了在昭先生听《诗经》与《文选》的两种笔记，与嘉莹先生的听课笔记相比照，竟然是所选的篇目不同，所传授的内容不同，即使同一篇目，讲授的侧重之处也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讲授版本!

两种讲授版本的同时并在，其实没什么可诧异的，它有着客观的必然性：一是听晓枫说，她的母亲读大学时曾因病休学，复学后要到其他班次补修缺漏的课程，所听所记与好友嘉莹自然有所不同；二是一对好友毕业后在不同的中学教书，没课时返回母校听顾师讲授，更不可能同时走进同一间课堂。若从执教者的主观意图来看，恰恰显现出一位育人者在学术造诣上、在讲授艺术上作为大师的骄人风范：不同的班次，同一门课程，不重复的讲授稿本，同样的精彩纷呈。但做到这样的境界，不仅基于讲授者渊宏的学识、广博的视野、求新的个性；更缘于讲授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以诗人从事创作的激情来进行课堂讲授，而绝不允许自己如“磨道驴儿来往绕”①；也缘于他是以精进不息的人生态度，承担着传承祖国传统文化的责任。至于“唐宋诗”一课，一对好友升人大学二年级，同时走进顾师的讲堂，因而在昭先生留下的笔记与嘉莹先生的笔记有些近同。当堂手写的笔记毕竟不会等同于一台记录仪，在昭先生的笔记自成体系、自有特点，因而两种不尽相同的版本共存并在，正可互为比照，相映生辉。于是，就有了今天呈奉给读者的这套“实录”的下册《中国经典原境界》。

父亲生前与女棣在昭过从不疏。刘在昭与叶嘉莹同是辅大国文系1941级的高才生，父亲给在昭首次的律诗习作以肯定的评语：“工稳熨帖，居然成章，不易不易。”这可能是弟子给老师的第一印象，也是此后师生交流的起点。在昭棣勤奋用功，加上她一手漂亮的小字，常常为老师抄写文稿，因而她往往成为老师作品的第一读者，这也使她有可能为老师保存下一些作品的抄稿甚至手稿。毕业之后，她有时自己、有时与嘉莹一起去看望老师。老师在自己的书房里为她们讲诗，讲鲁迅，讲在课堂上怎样讲课，谈怎样与同事相处；当老师知道在昭棣对所任职务没兴趣时，也曾用禅学进行开解(这些刘在昭留有访师日记数篇)。1953年父亲出京赴津任教前，特地写信邀弟子来寓晤谈，这可能是师生最后一次相聚。

整理在昭先生的听课笔记，是很愉快的工作，我们既感受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又享受着工作过程带来的愉悦，也得到了获取真知的满足。

愿父亲与弟子在昭九泉有知，为《中国经典原境界》一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