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解放军官兵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在中国是，在日本尤其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太特殊了。不过，恰恰是这个“边缘群体”的特殊历史，诉说着生命个体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与无助，展示着20世纪东北亚社会的诸多复杂性。在他们身份的巨大转换中，“国家”“民族”等概念都暴露出了某种强制性和虚幻性。

董炳月所著的《寻访日本老八路》重点对于历史过程中生命个体或小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生。

《寻访日本老八路》是著名学者董炳月对日籍八路军官兵的访谈录。作者在游学日本期间，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日本老八路”群体，遂展开对这些老人的采访。其中包括二森范子、中村义光、幅敬信、柳邦南、沟胁千年等日籍八路军代表人物。每一位主人公的经历都堪称传奇，作者通过整理相关采访录音与资料，将这些人的故事真实的呈现出来，故事坎坷真实，感人肺腑，从每一个个体的偶然的历史命运中，勾出战争年代跌宕起伏的变迁与革新。通过这些老人的艰苦经历与革命生涯，更能使得后人以和平、人道的立场来总结历史、展望未来。

题记

引子：东京秧歌

一 二森范子：与龙之子共生

二 “八路夫妻”：相原协与相原庆子

三 中村义光的三个名字

四 温泉乡不眠夜

五 幅敬信：孤独的“日本兵”

六 “满洲新娘”的崎岖人生路

七 在天山庄看中国地图

八 柳邦男：永远的“中国情结”

九 沟胁千年的革命生死恋

十 成冈睦美：从大蒲柴河到敦化

尾声：“国籍”暖昧的人们

后记：未讲完的故事

“东方文化节”的次日，为了搜集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相关资料，我去了高山女士的旅行社。高山女士能够认识许多从中国归来的日本老人，主要是因为她经营旅游业。那些日本老人经常参加她的旅游团到中国去旧地重游。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而高山的照顾很周到。高山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年日本战败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是我爸，日本是我妈。”她是日本人所谓“残留妇人”子女，80年代初从中国回到日本，特殊的身份使她更容易获得那些日本老人的信任。举办“东方文化节”，既可以促进中日两国人的交流，又能够扩大客源，一举两得。2002年的文化节已经是第四届。她把前一年文化节的录像带播放给我看，于是二森范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去年的文化节上，二森范子和日本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西映二一起当主持，所以镜头经常对准她。可能是因为认真化了妆的缘故，去年的二森看上去比今年年轻得多，秧歌也扭的更正规一些。

提及《与龙之子共生》，高山说公司里就有一本，并拿来给我看。该书是一家名叫“书房”的小出版社出版的，上面有二森范子的签名。书的销路似乎不太好，现在好像还没卖完，高山说二森曾托她的旅行社代售。我说我要买一本，她马上给二森打了电话，二森说“家里还有，那一本送给他”，于是那本书就成了我的。二森老太太不知道，她的声音通过电话传过来的时候，她的形象也在电视屏幕上的秧歌队伍中时隐时现。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通读了《与龙之子共生》，于是，另一个二森范子浮现出来。

1929年，即“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两年，二森范子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一户农民家中。那时她还姓“高桥”，“二森”是她三十岁时结婚之后的姓。她的家乡位于日本本岛东北部，是贫困的山区，兄妹七人加上父母、祖父母，十一口人生活在一座二层木楼中。木楼楼上住人，楼下用作马厩、仓库、水房等。关于童年时代的生活，二森写道：

在楼下是马厩的屋顶下，雨天晴天总是弥漫着一股马棚的气味。上了小学之后，家人常常让我到河里给马洗澡。我并不是不喜欢给马洗澡，但洗农具会让我感到更快乐。平日帮着干农活，打水，捡柴，那是一个儿童不会闲着的时代。能够把马牵出去玩是愉快的时光。夏天，把河里凉丝丝的水泼到马身上，马非常快乐，温顺的眼睛也好像快乐得眯缝起来。回到马圈，用掺了少量食盐或豆瓣酱的水饮马，马会吱吱喝得很甜。有时候用掺着豆渣、豆饼的干草喂马，有时候把马牵出去吃青草，有时候我还出去割马草。有一天，我骑在光光的马背上正玩得起劲儿，不小心摔下来，左手小指脱了臼，疼得坐在地上哭了很久。那是在乡下，这种小事情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去看医生，小手指变了形，直到现在都是歪的。  童年时代的二森范子，应当是一个健康活泼、有些顽皮的农村少女。

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黑暗时代，这位日本乡村少女在“国民学校”接受教育，读中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进山，割草砍树，参与设置防备美军燃烧弹的“防火线”。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日本本土山区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也开始了战备训练。二森写道：

从小学五、六年级到高等科，我一直当女生班的班长。班长的任务之一是放学时检查教室的门窗是否锁好，因此总是最后离开学校……关上门窗回家的时候，我常常看见男生端着木枪、女生手持木剑训练。那时年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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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各种人。——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在日本留学、旅行、结识不同类型的人物，终于在2002年春夏之交走进了“日本老八路”这个特殊群体。

本来，由于年龄、生活环境、专业等方面的原因，在我的意识中，日本人当了兵自然就成了“日本鬼子”。但是，1994年2月到东京留学之后不久，这种意识发生了改变。当年11月，东京女子大学在枫叶灿烂的初冬季节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节，学汉语的日本学生用汉语演出中国现代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咸鱼主义》。那个剧本创作于1936年年底，是宣传抗日的。我应该校中文教师下出教授之邀前往观看，在排练场见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德永。这位老师虽为日本人，但汉语远比一般中国人标准、流利，而且音色优美，足以做播音员。是她在具体指导学生们排练、演出。日本朋友告诉我，德永老师中国话说得好，是因为她年轻时曾在中国东北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医院当护士。从那以后，我明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日本人，并开始关心类似的问题。1998年年初，留日归国的方军撰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我便想到那些日籍解放军官兵，不知道他们晚景如何。比起方军笔下的日本老鬼子，他们更应当被中国人了解、记住。

2002年年初，在北京过完春节返回东京，我有了大概三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于是便决定寻访当年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本人，了却数年来的一桩夙愿。把旅游和历史探访结合起来，做一点书斋之外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休息。恰巧，2月24日下午，一个民间组织在东京繁华区新宿举办“东方文化节”，我因此有了一个结识更多日籍解放军官兵的机会。

集会前，主办者高山女士告诉我，参加者主要是从中国归来的日本“残留孤儿”和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人，其中有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组织“回想四野会”的成员，所以我欣然前往。文化节的程序进行到一半，各方代表致辞之后，众人开始“恳亲”、交流，高山女士便将一位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老妈妈介绍给我。老妈妈名叫相原庆子，从她的名片上，我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相原医院理事。

相原庆子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这个年纪的人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参加解放军？问起来，才知道她1946年十九岁的时候在东北参加解放军，今年（2002）已经七十五岁了。

她说：“头发染了，所以看不出年龄。”

她说她当年参加的是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在野战医院手术队当护士。因为是用日语交流，“林彪”二字的读音变成日语，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便问：“谁的部队？”

这次她用汉语回答说：“lin-biao。”

不得了！眼前这位日本老太太居然知道林彪！我问她是否见过林彪，她说见过。问她对林彪的印象，她的评价不错：“很温和的一个人，非常亲切！”

她是昭和十七年（1942）从日本去中国东北，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参加解放军，昭和二十八年（1953）回国，当了七年解放军，七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提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她很自豪，说：“能够参加八路军，真是太好了。现在家里开着医院，有几亿日元的财产。但是，如果问我是要钱还是要那七年的经历，我会说我要当八路军的经历，我不要钱！”

她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当年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部队当军医。

相原庆子说她参加的是“八路军”，我后来认识的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人也无一例外地以“八路军”自称。八年前在东京女子大学，友人介绍德永老师的时候也是说她参加过“八路军”。算起来，这些人参军入伍的1947年前后“八路军”的番号已经停用，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东北民主联军。那么，他们何以自称“八路军”？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实际上，“八路军”这个名称倒是十分符合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与本质。1937年8月诞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主力改编的，成为华北地区的抗战主力军，抗战结束后到原伪满地区接收的共产党部队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主体也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相原庆子见过的林彪，就是在抗战初期痛击日军板垣师团、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恳亲”之后有跳舞、弹琴之类简单的文艺表演，在那样热闹的环境中无法细谈，我便对相原庆子说另约时间登门拜访，并请她给我介绍到会的其他“日本八路”。她把坐在不远处的一位身材矮小、打扮时髦的老太太指给我，说：“那丫头，是和我一起参加八路军，还把我们的事情写成书了呢。”

“那丫头”这称呼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演出的间隙，相原庆子招手把“那丫头”喊过来。我与“那丫头”交换了名片，知道她名叫二森范子。二森说她写的书名为《与龙之子共生》，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相原和二森都是“回想四野会”的成员。

文艺表演结束，文化节进入最后一个项目——扭秧歌。桌椅被移在一边，许多人在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播音器开始播放秧歌伴奏带，刚劲的锣鼓声响起来，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人们围成一圈扭起了东北大秧歌，欢快又热烈。

“你们也扭吗？”我问。

“我们也扭！”相原和二森说着，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大红绸系在腰间，加入到扭秧歌的队列中去，有板有眼地扭了起来。

我在北京的时候，偶尔看到街头有人扭秧歌，不喜欢，甚至有点烦。每周星期二早晨从海淀区的花园村去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乘114路电车在木樨地换车的时候，常常看到木樨地立交桥下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敲锣打鼓扭秧歌。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路上车流滚滚，行人步履匆匆，他们却在那里敲锣打鼓扭秧歌，似乎是成心展示自己的清闲、与大伙儿闹别扭。但是，200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秧歌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有了新的意义。窗外春光明媚，不远处就是新宿的摩天楼群，而一群国籍暧昧的人在那个大厅里扭秧歌，锣鼓喧天，红绸飞舞……

秧歌扭完，文化节结束，众人开始收拾大厅。高山女士问我收获如何，我说“抓住了两个女八路，但‘会长’去向不明”。她说会长家住山梨县，路远，正要离去，并把正在从大厅往外走的会长指给我。在大厅的入口处，我追上了正在弯着腰换鞋的会长，与他交换了名片。从他的白发、他的沉默、他肃然的表情、他锐利的目光，我感觉到了一种老军人的气息——那与相原庆子和二森范子的亲切平易完全不同。

会长名叫中村义光，身份是日中和平友好会本部会长、山梨县会长，名片背面还印着四个头衔，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想四野会会长；山梨县？四川省友好县民会议理事；中国解放纪念章颁发全国审查员；中国归国者自立指导员。

寻访“日本老八路”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