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李君如合力推荐！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姜鹏最新力作！

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解析中国历史上的为政之道！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从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围绕《资治通鉴》，解说中国古人施行德政的关键点，有助于今人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更方便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姜鹏撰写了《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这本小书，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对《资治通鉴》进行了解读。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

序言：我们为什么读《通鉴》

修身篇

 正己以化人

一、从自己开始

二、榜样的力量

三、教化“梁上君子”

 君子慎独

一、暗室中的自律

二、慎独与现代生活

三、远离的智慧

四、作为公德的慎独

 胸有大局

一、作为品德的大局观

二、作为能力的大局观

三、作为担当的大局观

四、颜真卿的担当精神

五、算尽机关不如意

 贞信与担当

一、对是非的坚守

二、非知之为难，惟行之为难

三、贞信之人必有担当

四、直道而行的余庆

 约束的涵养

一、公权岂能私用

二、挟私必败国事

三、居功不傲真大臣

齐家篇

 德在才先

一、娄师德包容狄仁杰

二、如何选择继承人

三、癫狂：覆亡的前奏

四、三家灭智伯

五、司马光的人才观

 子弟教育

一、班固之死

二、姚崇的失败

三、祸福相倚

四、迟到的教育

 俭以养德

一、俭约与德行

二、“何氏无遗种”的教训

三、留德不留财

 家风与家史

一、都是太太惹的祸

二、骄奢诱导覆灭

三、张安世齐家

治道篇

 天下为公

一、裙带亡国

二、何以要谈“天下为公”

 以人为本

一、“民本”传统

二、没有人，没有一切

三、是民，不是敌

四、舍己从人

 依法治国

一、法的意义

二、守业的关键在守法

三、以私忿挠法的魏文帝

四、规则自身的价值

 文化的力量

一、特殊视角中的光武帝

二、邓太后的秘诀

三、文化与国运

二、慎独与现代生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礼记·中庸》

朱熹之说，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是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二十九

“杨震拒金”的故事，更贴近“慎独”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暗室中的慎独”。“慎独”还可以有第二层含义，即并非处于“暗室”的情况下，外在约束力仍然缺位，人们应该如何自我约束？从这个角度看“慎独”，除了官员操守之外，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些对现实生活常见现象的思考。

商家时常标榜的“童叟无欺”，与“君子不欺暗室”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强调“慎独”。相同的是，两者都强调硬性（或显性）约束力缺位的时候，人应该如何恰当处理自己的行为。所不同的是，商家无论能否做到“童叟无欺”，他的行为都不是“暗室”里的行为。每个菜贩子都谙熟讨价还价之道，但他不会对每天跑菜场的大妈漫天要价，因为他非常清楚，这样做除了浪费时间和招来大妈一顿训斥之外别无成效。而当一名商贩面对连人民币面值大小都闹不清楚的小孩儿，或是耳聋跟花的老人，他若能做到每笔交易都无愧于心，我们就会评价他为诚实守信。

这些是人人都知的道理，浅显简易。问题在于古人常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知是一回事，行是另一回事。我们把角度切回到生活中常见的，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场景。根据生活经验，开车的朋友大半以上怕安装在车行道上的摄像头。那些摄像头可以记录下驾驶违章和道路不文明现象。那么问题来了，假设这名司机无时无刻不严格遵守交规驾驶，把驾驶文明作为一种人格精神，那么他还需要怕摄像头吗？所以把多数驾驶员怕摄像头这个现象反过来理解，其实说明在当下中国，很多人还不愿意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尚未意识到要把文明驾驶内化成自身素质。

即便没有红绿灯，也应在人行道前礼让行人。即便没有摄像头，看到红灯也应停下来。在没有显性交通监控的约束下，也能做到驾驶文明，不也是一种“慎独”吗？所以《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解释说，因为“道”就在日用生活之中，故而不可须臾相离。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妨把古人所说的“道”理解为对文明规则的遵守，那么对于这套规则的“慎独”态度，就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官员的事，也是我们每个普通公民的事了。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一个纠缠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假设人人都坏，但要每个人都做到文明自觉，也的确不容易。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自觉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管理的监控措施可以越少，社会管理的成本自然也就下降了，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提高民众福利。这是由文明自觉引领的良性循环。相反，文明自觉程度越低的社会，社会管控措施越复杂。而从人性的角度讲，没有人自甘于被监管、控制。对那些管控措施抱怨最多的，恰恰又是不愿意自觉履行文明规则的人群。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社会就在管控与抱怨的恶性循环中运转。故而社会是否祥和，不仅关乎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对其尽责。这就是古人“慎独”理念为何直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原因。“慎独”理念要求人们把道德、伦常、法纪不仅仅当作一种外在规范，而是要把它们化作内在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遵守文明法则也应出于内在需求，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肩负重任。

P24-26

序言：我们为什么读《通鉴》

一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1019—1086）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近千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不解其味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近三百万。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近一千四百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皇皇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尤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的编纂团队相中。

……

五

司马光把《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文物，是司马光的遗墨。因为上面所写的内容是一段关于晋代的编年史，很多人认为那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遗稿，包括翦伯赞先生为这件文物撰写的说明文章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直到今天，国家图书馆还是以《资治通鉴》遗稿的名义给这件文物定性的。其实不对，这件墨迹应该是司马光编《通鉴举要历》时的遗稿。已经有学者对此作过详细论证，不在这里赘述。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的读者，恐怕也是少数。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缘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出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资治通鉴》的编写，固然是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但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良好素质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如果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们进一步深入研读《资治通鉴》的兴趣，那它的使命也就得到升华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是他们首先想到以选篇解读的方式，让《资治通鉴》这部古老的经典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所用。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2015年，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像在国内时有那么多杂务、应酬，故能利用空余时间完成这部书稿。文中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教。

姜鹏

2015年初夏于波士顿客寓

“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选材的标准，也是《资治通鉴》充满政治智慧、值得一读再读的原因所在。姜鹏是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对《资治通鉴》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这部《德政之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从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解说中国古人施行德政的关键点，有助于今人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张岂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给帝王看的，这本《德政之要》是给大众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看的。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把掌握全国政权看作是“进京赶考”，并以历史教训为鉴戒，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执政，对于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治，足以扬德政。古人尚且懂得历史中的智慧可以为后人治国之用，今天的干部更应该学习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使自己在为民执政中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本色，提高自己的施政能力。

——李君如（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