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著的这本《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将哺育了汉文化和汉人的“支那”与包含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在内的“中国”视为平行发展之概念,进而对二者加以区分,进而以明清时代的历史为中心,论述了“从支那到中国”的发展过程,即中国从由汉族的“支那”发展成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的过程。在论述过程中,本书一方面没有将蒙古史、西藏史作为独立的民族史、地方史来看待,而是将其融入“中国”这一共同的脉络之中加以书写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本书抓住这一时期海洋亚洲与内陆亚洲互动的历史,精辟地还原了明清时代亚洲海陆联动的时代特征。
雄壮威严的中国皇帝之皇城——紫禁城,是由蒙古人始建,并经满族人之手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合二为一造就了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哺育了汉文化与汉人的两河流域——“支那”是如何将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周边地区统一起来的?14世纪后半叶元朝的北徙与明朝的崛起,直至19世纪初清朝的盛极而衰,亚洲激荡的450年尽在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著的这本《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之中。
万里长城
到访北京的旅行者必定会选择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八达岭长城。站在由层叠的花岗岩石块与青砖筑成的宏伟长城之上眺望北方,人们势必会陷入深深的思考,正是这样的城墙阻止了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旅行者来说,长城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
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岔开话题的意思。但是要说清楚的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壮丽长城,实际上是在明代修筑的。而提到长城的历史与其说是光荣的,倒不如说是痛苦的。
上文多次提到兴起于南支那的明朝继承了元朝的遗产并统一了整个支那。此外,明朝也试图将元帝国的全部领土收入囊中,然而明军虽然将蒙古人逐出农耕区并控制了支那,但越过长城向北方的游牧区进攻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明朝从南到北的扩张便达到了极限。
这是由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本质区别决定的。农耕社会与土地紧密相连,必须定居耕作才能维持运转。如果土地条件较好,又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填饱肚子并不困难。因此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农耕社会显露出原本和平、非军事的特征,也不会考虑侵略别人。农耕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前往临近地区寻求新的耕地,而这不过是一种开拓性的发展罢了。
但游牧社会,则可以被称为以战争为目的的组织。正如上文所述,游牧民如果不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就无法生存,因此双方在边境城市维持着和平的贸易往来。但是,边境城市一旦发展为强大的王国,就可能不正当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游牧民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必然遭受很大的损失,而这势必导致游牧民以暴力的手段获得粮食。所以,随着北支那古代王国的发展,与游牧民的边境冲突也越来越多,从殷周时期开始就已经有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侵犯、抢掠支那地区的记录。因此,古代王国为了防御游牧民的袭扰,大都在边境修筑长城并驻扎部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战国时秦、赵、燕都在边境修筑了长城,后来秦始皇统一了支那,立即将这些旧长城连接起来,进而建成了万里长城。
因为支那方面加强了边境防御,蒙古地区的游牧民为了像以前一样有效地进行掠夺战争,越来越有必要组建更大的组织。于是他们团结起来,选出一位有能力的战争领导者。游牧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最初就是以战争和掠夺为目的才建立起来的。
既然是为战争和掠夺而建立的组织,游牧国家必然与邻近的势力进行着无休止的征服战争。如果停止战争,就会失去国民收入,同时人民的生活也会遭受威胁。因此,游牧国家相互吞并,不久之后战争就从蒙古高原扩大到准噶尔草原,进而波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最终建立起一个覆盖广阔游牧地带的大帝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公元前2世纪初,也就是秦帝国统一支那后不久,匈奴便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游牧大帝国。
一旦游牧国家成长为大帝国,蒙古的游牧民就能与支那的农耕帝国势均力敌地进行交涉。只要双方在军力上保持平衡,边境城市的贸易就可以在正式条约的保护下和平地进行。
P27-29
《紫禁城的荣光》的三位作者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均毕业于日本“东洋史”研究的重镇、“东京学派”的大本营——东京大学,并因参与主持“东洋文库”牵头的《满文老档》研究项目而同获1957年日本学士院奖,后来该项目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学界对满洲史、清初史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新清史”话题的升温,冈田英弘作为与欧美“新清史”学派渊源颇深的满洲史、蒙古史学者,得到国内外政界、学界高层的关注和肯定。因此,本书也许能使中国读者打开审视历史的新视野,同时也给中国史学界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但是,受制于成书的时代背景和三位作者的学术理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尚值得商榷。例如书中有关明清时代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地区的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基于西方中古时期封建制度中封君封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考量近代外蒙古独立的法理依据,元、明、清三代续统与继承等问题的论述与中国学界主流分歧较大,等等。译者在此仅按原书据实翻译,因此也恳请读者在肯定三位作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同时,还要对其观点和论证加以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最后,译者的学术、外语能力有限,译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疏失和谬误,还望诸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