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韬译的《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是一部关于文学和友谊的书,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在书中为读者讲述了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故事。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不乏关于这两位最伟大文学大师的著作,但专门关注这两人友情的著述并不多见;而歌德与席勒在魏玛期间结下的友情时德国文化史上不能忽视的内容,它对两位伟人的创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书作者以歌德和席勒的大量日记、通信、文章和相关作品为基础,按照时间顺序,为读者展现了这段动人友谊的始末。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能够看到一段不同凡俗的友谊;还可以清楚了解到,歌德与席勒的相遇,为德国文化带来了多么璀璨的时刻。
马文韬译的《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这是一部关于文学和友谊的书。
两个天性禀赋本不相同的人——歌德偏于直觉和情感,席勒则具有明晰的理智和坚韧的意志;一个注重自然,另一个注重自由——却结下一场深厚的友谊。他们把彼此视为最重要的人。友谊的碰撞带给他们文学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席勒撰写了一系列经典戏剧作品,并在歌德的帮助下将它们搬上舞台;歌德通过席勒的影响,焕发出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青春。
然而,他们的友谊也并非一帆风顺——席勒钦佩歌德,对其也有忌妒和怨恨;面对席勒在文学创作上的迅速攀升,歌德也感受到威胁。在友谊中,席勒逐渐懂得“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歌德最后通过编辑出版两人之间的来往书简,通过把席勒的遗骨移葬于魏玛王公陵墓,为朋友树立起一座纪念碑,也为他自己带来身后的荣誉。
著名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以歌德和席勒的大量日记、通信、文章和相关作品为基础,按照时间顺序,为读者展现了这段动人友谊的始末。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歌德与席勒诸多作品的创作细节,也会看到赫尔德、费希特、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物陆续登场_那真是一个德国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1779年席勒邂逅歌德。卡尔高等学堂颁奖典礼。
大学生和前来做客的著名诗人。
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歌德和席勒两人的自然观。
这一位发现了颚间骨,那一位发现了自由。
《强盗》夸张人物,《伊菲格妮》让人物平静。
适度地和不加节制地追求作品的效果。
1779年12月11日,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和枢密顾问歌德,从伯尔尼返回魏玛途中,应符腾堡公爵的邀请在斯图加特作短暂逗留。卡尔·欧根公爵亲自陪同客人参观卡尔高等学堂,骄傲地称其为他的“苗圃”。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关注来访嘉宾,希望能见到创作了《葛兹·冯·伯利欣根》(以下简称《葛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两书的著名作家,也许还能亲自感受到他的目光。这样的机会出现了。12月14日卡尔学堂创立纪念庆典在新城堡里举行,乐曲演奏、演讲和合唱渲染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宾主来到了装点着鲜花的礼堂里:卡尔·欧根居中,右面是魏玛公爵,左面是歌德,高贵而又拘谨。他只比席勒年长十岁,但是他在那儿站在他面前,高高在上,宛如来自上天的权威长辈。伊夫兰德当时也是初次见到歌德,他这样写道:“歌德的目光犹如苍鹰,让人难以忍受。每逢他双眉上扬,仿佛脑骨也跟着向上运动。”学年颁奖开始。受表彰者走上前跪下,吻着公爵的礼服下摆表示感激。席勒获得三枚银质奖章和医科结业证书。他也得下跪去吻礼服下摆。他不能显露自己,不敢拿眼睛朝斜上方看,歌德就站在那里,目光越过他的头上朝前看着,他感到十分遗憾。
虽然歌德在当时仍然被称为一名“狂飙突进”作家,但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在此次出访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时代不同了,关心的事情也变了。静静地回顾着过去的生活,回顾着那混乱的年代,那些忙碌、勤奋的时光……如何尤其在那些充满奥秘、含混不清和虚幻的事物中感到狂喜……如何不加深入思考地在对待人和神的事情上发生着转变……现在如何已经没有返回的路,更像一个从水里逃生出来的人,站在那里,太阳开始乐善好施地把他晒干……近来他竭力端着高贵的架势,使他身边的人感到陌生,他们一向认识和尊重的那个歌德不是这样。维兰德”写道:“歌德一改以往的感人热情,现在,官场的冷漠包裹着他。他仍然与人为善,待人温和,但是不再敞开心扉了。”身上的这种变化,他自己也感觉到了。1780年9月13日在写给夏洛特·冯·施泰因的信中,他将自己比作一只怀抱着良好愿望冲进水中的鸟,眼看就要溺水身亡,这时,天神将它的翅膀逐渐变成了鳍。那些围绕着它的、帮助它的鱼儿不明白,为什么它在它们的环境中不立刻感到惬意。如果说他自己失去了快乐,如何让其他人在他身边感到快乐呢?既然他对自己及所担任的角色都感到隔膜,如何让他们不感到陌生呢?
现在这位“冷漠”的歌德就站在斯图加特新城堡的廊台上,不苟言笑,令人敬畏,很可能他自己也深感无聊。他两周后写信给夏洛特·冯·施泰因说:我们就这样走在庭院里,寒气袭人,索然寡味,吃得不好,喝得更糟。这里的人让人觉得可怜,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境况,陌生人的到来让他们诚惶诚恐。他们在这里的遭际颇为不幸,周围的人大多是无赖和笨蛋。
在斯图加特,这些无赖和笨蛋警告歌德,不要对符腾堡公爵谈舒巴特事件。当时外界都在议论纷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是位时事评论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从德意志帝国直辖市乌尔姆抨击欧根公爵,揭露他将符腾堡州青年贩卖给英国殖民者充当炮灰,讽刺卡尔·欧根的情妇弗兰齐丝卡’冯。霍恩海姆是“熄灭了的蜡烛,闪烁着,发着臭气”。舒巴特的行为惹怒了专制君王,当局以虚假的允诺把他骗到符腾堡后,将其逮捕。1777年2月他被关进位于阿斯派克的监狱,公爵和他的弗兰齐丝卡亲自到场观看这一幕——这两个受舒巴特批判感到委屈的人,不愿意错过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的机会。
这些情况人们仍记忆犹新,舒巴特仍然作为公爵亲自批准逮捕的要犯坐在潮湿的塔楼地牢里,不允许读书和写字,不准接受任何人的探视;但是在整个德国,他作为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斗士名声在提升。人们起草请愿书,并且撰写诗歌赞颂被囚禁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朋友。远在魏玛的赫尔德也全力声援舒巴特,他在《促进人性健全发展的书信》中,称舒巴特在为自由和人道而奋斗的英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舒巴特的妻子期望歌德能为拯救其丈夫助一臂之力。“上帝啊,我想,也许此人也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朋友。”通过别人的介绍,她得以接近歌德,歌德表示愿意与这位女士见面,但是没有成功。卡尔·欧根让歌德不要介入。舒巴特的妻子海伦妮陷入了绝望,“我的心大声地与他交谈,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冒昧去向他求助……”。几乎全部热心支持舒巴特的大学生们都对歌德站出来援助寄予20很大希望。事实上此后不久,舒巴特的监禁条件有所改善。但这肯定与歌德无关,他的崇拜者想必过高地估计了他的政治影响力。P1-5
接到翻译这本书的邀请,没有怎么犹豫我便答应了。因为关于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历来在德国文学界就颇有微词,不少人认为,他们之间就算是友谊,也是歌德占了便宜,席勒受了委屈。此前不久,我刚刚读过一本题为《歌德及其牺牲品》(Goethe und seineOpfer)的书,该书系德国帕特莫斯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是1954年出生的电视台记者蒂尔曼·延斯(Tilman Jens),著名学者、文学史家瓦尔特·延斯的儿子。这本书的观点极其偏激,讲述了歌德如何压制、利用和伤害席勒、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克林格尔、费希特等有才华的作家、哲学家,在书的封二,以及正文开始前引用了席勒关于歌德的两句话:“这种人(指歌德)我不喜欢”,“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
我从事多年的德国文学教学与翻译工作,对歌德与席勒的文学成就自然是了解的,也熟知以他们的名字为标志的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但是,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翻译此书,正好借此机会弥补这方面的缺欠。
记得第一次到魏玛在剧院前看到歌德与席勒纪念碑,那是一座高大的雕塑,两位文学大师并肩站立在同一基座上,这种罕见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世代为人们所瞻仰的纪念碑,是他们之间真挚友谊的体现呢,抑或只是后世的希冀和愿景的写照?
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与席勒》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材料和令人信服的叙述回答了这个问题。
歌德和席勒分别为所谓40后、50后,年龄相差十岁,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社会经历,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个人秉性迥异,这样两个人走到一起,并非易事。1779年,当时在符腾堡公国卡尔高等学堂读书的席勒,第一次见到因发表剧本《葛兹》和小说《维特》,其声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如日中天的歌德,当时席勒跪在欧根公爵的面前接受奖章和证书,不敢拿眼睛朝斜上方看站在公爵身旁作为嘉宾的歌德。后来,席勒逃离公国,弃医从文,创作、发表了话剧((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在德国文坛崭露头角。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萨克森一魏玛公国,席勒希望结识在这里担任公国宫廷枢密顾问的歌德。席勒女友莎洛特(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教母是施泰因夫人,她在教母那里认识了歌德。在家里她安排了一次聚会,请歌德来参加,目的在于帮助席勒走近歌德。然而,聚会上歌德只忙着与其他在场的人讲述他的意大利之行,席勒没有机会与歌德交谈。席勒感到歌德有意疏远自己,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歌德当时对席勒也不甚了解,以为这位青年人在文学方面仍然处在狂飙突进时期那种精神境界,有才华但不成熟。鉴于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歌德推荐他到耶拿大学教授历史。席勒闻知此事,心中对歌德这种恩赐者的态度已感不快,后来得知,这是个没有薪酬的教职,这还不算,接受这份工作还有个前提,即席勒得自己花钱买一个硕士文凭。席勒深感受到愚弄,在给好友克尔纳的信中满腹牢骚终于爆发:“我真的认为他这个人异乎寻常的自私。他拥有吸引你的才华,将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响之下。……但他只不过像一位天神,并不公开自身……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我把他视为一个骄傲、古板的大家闺秀,得跟她生出个……福,并准备为此放弃一切。)德文“Personlichkeit:”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将人与人相互区别的人的个性,考虑到词意可能发展和变迁,我查阅了格林兄弟编撰的《德语大词典》(莱比锡,1854),它对该词的解释是das eigenartige Wesen einer Person,ihre Individualitgt(卷7/2,第1567页),即“人的个性”或者“个性自我”。“性格”只是该词的部分含义。歌德在诗中强调了“富于个性的自我”。萨弗兰斯基引用这句诗,阐述歌德如何对民众被政治宣传所煽动感到焦虑,主张培养和造就具有个性的人。萨弗兰斯基是传记写作的大家,他撰写的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席勒的传记,其影响远远超过德国的国界。能有机会翻译他的书,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既欣欣然又惶惶然。于是决定自己尝试着翻译这些引文。这并不是说我就一定比原译水平高,而是说翻译一部作品,谁也难免有纰漏甚至错误。引文对译者来说则往往是重点,须查找引文出处及其语境,并参考运用它的这个文本的上下文,可以说要下相当大的功夫去理解和研读,出现纰漏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但即使如此,由于学力所限,也难以保证我的理解和翻译没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诚请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萨弗兰斯基可能因为著述过于繁忙,在本书快要结束时,根据我的判断,他的叙述接连有三处失误:
其一,1805年2月歌德患病,应是肾绞痛,不是面部丹毒,歌德得丹毒是1801年1月。
其二,1805年5月席勒逝世,葬于魏玛公墓一处集体墓室,德文应是Kassengewolbe,而不是Kassettengewolbe(这是建筑艺术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方花格天花板),两个字形状相似,但意思区别很大。
其三,歌德瞻仰席勒头骷髅,感慨万千,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书中说这是八行一节的诗(Stanzengedicht),应该是三行一节的诗(Terzzine)。
估计,这位席勒传记的作者在本书的末尾,写到席勒的病危和逝世,一时情绪激动,头脑不够清醒了,否则不至于连续出现三处不该出现的疏忽。
马文韬
2012年冬于荚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