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的《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专门介绍18世纪欧洲对亚洲的探索、认知和发现。各种标签的形成、解除与修正过程中，改变或丰富着那个时期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认知,也影响着之后三百余年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认知。一国对他国，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认知，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的过程。要了解现在，就需要探究历史。或许，这本书会在史学研究、文化研究之外的其他层面上给我们更多启发。

启蒙时期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接触陌生的亚洲，欧洲不断和同时代的亚洲互相比较，借以寻得自己的定位，从而逐渐从亚洲的优势中解放出来。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的《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呈现的正是在18世纪这段知识系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欧洲在这个世纪深入认识亚洲，原本神秘奇幻的国度现在成了清晰的客体，这种知识上的去魔化令欧洲获得了一种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优越与自大感。奥斯特哈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难题，对今日的世界来说，这段历史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冲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序

第一章 前言

 亚洲的“没落”欧洲的自大

 人类的大地图

 论述压力教育包袱偏执症

 认知差异

 空间

 断代

第一篇 知识之路

第二章 亚洲一欧洲：界线、均衡、等级

 俄罗斯帝国中的亚洲及欧洲领土

 奥斯曼帝国：欧洲强权还是野蛮的异族文化?

 亚洲：最重要的大陆?

 特质类型与百科全书

 欧洲优先：泛欧洲的全球化

第三章 变换角度：欧洲自由心证的表现空间

 文化转移与殖民主义

 种族中心论的理论

 跨文化的成就比较

 演绎出来的正义

 访问中国人及泰米尔人的信

 尼布尔的猴子

第四章 旅行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John Malcolm)的客人

 官员的眼泪

 海洋与陆地

 东亚：抵达长城

 东南亚及南亚：帝国的迁徙自由

 近东：古代朝圣团

 冒险家及变节者

 研究者及工作人员

第五章 相遇

 劳累失望灾难

 神秘的曼宁先生

 通译与对话

 语盲

 模仿与假象

 认知机会的社会学

第六章 亲眼所见一亲耳所闻：以亚洲为经验

 巨人与独角兽

 没有偏见

 亲眼所见

 在哲学的刑场前

 有疑问之阶级的方法

 耳闻与道听途说

 当地知识：欧洲文本中的亚洲学

第七章 报道、出版、阅读：从经验到文字

 作为认知工具的游记

 文体与真实

 选集拼贴超叙述

 改善的翻译

 现实性与经典名单

 阅读轨迹

 阅读艺术

 铺陈的断裂

第二篇 当代人与历史

第八章 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篡夺者

 部落的亚洲：阿提拉(Attila)与后果

 革命的大陆

 帖木儿：王朝创建者与怪物

 纳第尔沙阿国王：战争彗星与爱国人士

 海达阿里(Haidar A1i)：暴君与启蒙改革者

 火山政策的现代化

第九章 野人与蛮族

 失落的野人

 四种野蛮

 世界屋脊

 地理学、历史哲学及民族志上的“鞑靼地区”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骑士与异族

 人种学与阿拉伯人的自由策略

 游牧生活的理论

 安土重迁的胜利

第十章 真假暴君

 尼禄和所罗门的遗产

 孟德斯鸠阅读约翰夏尔丹爵士

 专制主义与历史哲学

 质疑“东方专制”

 安奎特一杜培宏与欧洲人之亚洲图像的去魔化

 印度：专制移转

 中国：官僚管理

 奥斯曼帝国：禁卫军与纸老虎

 来自西方的光

第十一章 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文明人的休戚与共

 城市

 巴达维亚的殖民社会学

 近距离的角度：阿勒颇的城市生活

 奴隶

 掌权的博士

 种姓制度：宗教束缚或社会乌托邦?

 封建制度

 面具与感情

 在文化差异下诞生的社会学

第十二章 女性

 最大的差异

 感官的国度

 家庭范畴

 “老婆很多”

 工作、自由与牺牲

 进步：殷勤的标准

第十三章 时代转折：欧洲中心论的兴起

 思想的悬浮状态与新的隔离

 从阿拉丁的宝库到发展中国家

 没落退化停滞

 从文明理论到文明化使命

新版后记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地名及内容索引

第八章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篡夺者

部落的亚洲：阿提拉(Attila)与后果

19世纪世界政治中一个持续的大型冲突，也是一场大型游戏，是当时最具侵略性的帝国——大英帝国与沙俄，在阿富汗、中亚及喜马拉雅地区所发起的一种冷战。英国人力图保护通往印度的海路，并期待以由波斯到西藏的一圈附属缓冲地区包围住他们最重要的殖民地。1842年中国开放后，英国在经济上渗入中国，需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内自由施展。另外，沙俄经由殖民征服伊斯兰的内亚地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19世纪末，沙俄透过铁路开发西伯利亚，开始和平渗透中国东北三省。在这些帝国活动中，亚洲大陆中心只是一个棋盘，其中的民族成了消极的棋子——除了阿富汗人。一直以来，英、俄既无法直接统治，亦无法间接可靠地控制住阿富汗人。直到1907年划分势力范围后，英俄在亚洲的冲突才告毹决。欧洲内部同盟角色的变动与1905年在军事上迫使沙俄屈服的日本崛起成为强权，更令情况没有转圜余地，内亚的消极角色亦未改善。反而，大型游戏的结束让这些国家丧失了在强权之问左右逢源的机会，帝国主义更加牢固地掌控着内亚。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内亚伊斯兰地区出现新的国家，地缘政治计划者梦想的欧亚“心脏地带”才赢回部分行动能力。然而，亚洲最后的大型帝国——中国，却从1990～1991年的世界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继续控制着内亚的关键地区。至于伊朗与土耳其等周边强权，亦加强自己在此地区的影响力。

今天的局势，几乎无法让人体会当时内亚在欧洲政治与世界观中的重要地位。数百年来，欧洲的内亚之梦是一场噩梦。自阿提拉的匈奴以降，内亚的马上民族便在东欧导致不安。黑格尔提到“历史的基本力量”：带有史前原始性格的民族。出没无常，不断影响着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的历史。1700年左右，只有少数欧洲人胆敢预测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来自东方的威胁。大家不断想起，草原战士蜂拥而来，大型帝国因而毁灭：西罗马帝国、巴格达的哈里发、俄罗斯各诸侯国、拜占庭帝国、宋朝与后来的明朝中国。

随着1644年来自长城以北森林地带的满族人统治了中国，北亚与中亚的这股征服活动仍未止息。1710年左右，阿富汗的部落战士开始入侵那些伊斯兰帝国，1 722年摧毁波斯的萨非王朝，令伊朗大部陷入混乱。1739年，波斯的篡夺者，权力来自伊朗与土库曼的部落战士的纳第尔-沙阿国王，掠夺德里，给予数十年前依然辉煌的莫卧儿王朝致命一击。1747年及1759年至1761年，阿富汗人再次入侵印度北部。这些侵略释放出几十万名部落骑士。他们其中的一些团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他深入印度南部的，便强占土地，在当地人中以征收杂税的军事精英身份，发展出一套寄生统治关系。直到18世纪90年代，印度北部仍弥漫着阿富汗人的攻击威胁，不过，英国人及其印度盟友多半还能成功抵抗。同一时期，由部落联合发起的瓦哈比派宗教运动在阿拉伯人中逐渐变强，首度成功联合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773年，瓦哈比派占领利雅得城，之后又占领各伊斯兰圣地，成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直到1818年，苏丹派遣的埃及军队才成功摧毁第一个瓦哈比派的国家。

这类部落力量的复兴，绝非一种亚洲的主导潮流。由中国边疆蛮族统治的清王朝，便结合怀柔与高压的手段，在军事上成功彻底弭平蠢蠢欲动的蒙古部落——他们原来的对手与盟友。1757年，最后一支独立的蒙古民族部落——准噶尔部落几乎灭绝后，莱布尼茨所担心的、孔多塞在18世纪90年代仍旧指出的蒙古人再次蜂拥而至的威胁，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久后，游牧民族开始被驱离沙俄的草原边陲地带。俄国与清帝国的军事控制和农业垦殖的双面手法，显示出工业革命前的帝国能终结内亚马上游牧民族的政治气脉。同时，印度阿富汗地区的部落突击，让人想到流动战士组织仍会持续为祸。自那时起，欧洲人便以“洪水”或“成群结队的动物”等自然形象来形容这类现象。连冷静的亚历山大·冯·洪堡，都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视为一种“发臭的微风”。P211-213

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18世纪更富启发性。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待其他文明，自然会有“种族中心”的倾向。透过许多例子，这一点便可被轻易揭露并证明，尤其是在一个似乎将全球意识、多元文化认同或活跃的世界伦理等概念廉价地视为无关紧要的突发观念的时代。如果我们都算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么两百年前那些未受任何电视报道、远途旅游和网络传输之惠而想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的努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看来也似乎如此。不过，这类当代的自大心态却是时代错置，正好缺少了原本以为在启蒙人士身上所欠缺之物——理解“陌生”时代和文化的特性。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对我们来说正是陌生的。在适当理解或介绍非欧洲文明上，从那个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之间，并没有任何持续的进展，反而只见到长期丑化非西方的世界。透过各种主流的“主义”，这点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爱德华·萨义德二十年前又补上了一个东方主义。这些倾向和态度出现在1800年左右那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若要断言这个时代已完全被跨越，当然是过于轻率。

对18世纪的学者和文人而言，研究及认知“理解”——这个词语我借自恩斯特·舒林的名著《黑格尔与兰克对东方的世界史理解》——非欧洲文明，并不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和虚荣的自夸行为。因为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启蒙人士所在意的“人类科学”跨出了欧洲，所谓的美洲与南太平洋野人、亚洲的蛮族与文明人，都受到造访、描述和评论。亚洲不再是个异国风味的配料，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体验世界的中心地带。这种普遍并具有比较性质的人类科学伴随着大众对各类亚洲事物的广泛兴趣，在18世纪最后四十年中达到了发展高峰。就在世纪更迭前夕，对东方语言、文学及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业化阶段。然而，法国文化史学家雷蒙·施瓦布所称的“东方文艺复兴”，却从未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力量。波斯文、梵文或中文仍无法打破古希腊罗马及古典语言在19世纪意识中所占据的人文主导地位。东方文艺复兴产生了东方学科。不过，由于亚洲研究只留给了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负担遂告减轻。这种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退让给许多个别学科，而现代欧洲则成为这些学科的共同重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

18世纪的亚洲去魔化，一如整个世界的去魔化，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矛盾价值的变化过程。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一种“让生动鲜明的概念蒸发成一种模式，亦即将图像化为概念的”(尼采)能力的胜利。有秩序的世界才可加以支配。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一点。亚洲的再度魔化，特别是充满古神话的印度，在1800年后也并未让人久等。如果今天某人认为“陌生国度”还不够陌生、缤纷和具有异国风昧的话，便以各种疏离的方式来满足需求：其极致就是“新纪元运动”对西藏深邃哲理所存的各种幻想，但那和真实的亚洲并无太大关联。而另一方面，去魔化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胜利。只要不再相信女巫会飞，就不会去焚烧她们，最后也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女巫”。亚洲的去魔化剥除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大陆的光芒，也剥掉了它的魔力。在短时间内，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或中国人成了欧洲人的远邻，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种族差异和沟通难题，彼此却仍可进行一场几乎未被扭曲的对话。不过，19世纪初期种族主义——仿佛就是能为人着想的浪漫主义的阴险双胞胎兄弟——出现后，却毁掉了这个机会。

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那些哲人，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在书桌前伏案写下游记，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清楚看见去魔化的矛盾心理，他们也试着将不同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和谐与冲突，拼凑成一种合理的关系。这些人包括让·夏尔丹、伏尔泰、亚当·弗格森、爱德华·吉本、卡斯腾·尼布尔、亚历山大·罗素、亚布拉罕一杨金特·安奎特一杜培宏、约瑟夫·冯·哈默一普格斯塔及其他人。狄德罗、乔治·弗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则隐身幕后，我们只能猜测出他们大概会写下哪些有关亚洲的文字。我很愿意介绍几乎默默无名或完全消失的作者，借此扩充启蒙运动时代哲人的名单。然而，本书绝非一本致力于完备18世纪欧洲人所撰著之亚洲文献的百科全书，这尚需更多的精力与篇幅，而且最后可能只会成为一本史料汇编。另外，很可惜我无法详列所有参考过的研究文献，至于“理论”则隐匿在书中。我也不得不放弃原本在书中要处理撰述的有关亚洲的宗教、法治体系和语言。外文引述基本上会加以翻译，但在个别例子中，由于原文重要或颇为迷人，我则保留下来。至于亚洲语言的人名，我采用简化的拼音方式。

我要感谢这项研究所倚赖之藏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东方暨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马斯登藏书、慕尼黑及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弗莱堡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朋友与同事给我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书目上的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致谢。不过，那些试图帮我这个政治及经济史学家了解文化研究的朋友，则要好好记上一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伦敦和斯蒂格·福斯特、保罗·卢夫特、雷金娜·舒尔特及彼得·马歇尔初步谈到这个题目。后来在弗莱堡，我受教于威廉·亨尼斯，发现了至今难以想象的政治学世界。恩斯特·舒林为我打开了史料史和回归史学之路。和伏尔克·莱歇特共同编辑“古文献中的异国文化”系列，则成为我几年来灵感的来源。如果不是学术讲座邀我到柏林客座一年，零星的研究也绝不可能汇集成册，我在那里完成本书初稿。我由衷感谢，特别是于尔根·科卡和那个杰出讲座的所有工作人员。从我1996年及1997年的同侪身上，我总能获益良多。我谨将此书献给达素彬，感谢这位近代中国及中亚的专家。

《亚洲的去魔化》写于1997年，并于1998年10月被列入“C.H.Beck文化学”(《C.H．Beck Kulturwissenschaft》)系列。时隔12年，出版社得以再度出版这本售罄著作的新版。新版著作的正文没有进行改动。笔者只在参考文献上对该书进行了必要的扩充，补充了新的文献资料来源和学界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对书中提及的众多18世纪的作者有了更多了解(比如Wiesehofer／Conermann 2002；Haberland 2004)。最重要的是，新版在寻找文献资料方面有所加强，这些文献资料能够让人认识到亚洲对欧洲和欧洲人的看法；也许未来和一些惊喜就在这里蓄势待发(Osterhammel 2002)。本书暂时无法避免在理论上建构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zentrismus)。或许在数十年后会有人书写一段内容丰富的，关于18世纪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相互认知的历史。

本书旨在促进一系列课题领域的发展和辩论，读者也会有同感。其中，本书独特的阐释和整体论证思路目前无须进行修正。可是，当站在2010年的立场时，又如何能把自1997年开始的探讨语境推到2010年呢?欧洲启蒙运动的全球视野

欧洲启蒙运动越过欧洲，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点并不是激动人心的新闻。长期以来，人们就通过孟德斯鸠的旅行见闻读物知道了波斯，从伏尔泰的赞赏和有争议的颂扬中知道了中国，从莱辛的兴趣中了解了伊斯兰教。在70年代和80年代，思想史学家和文学史学家揭示了18世纪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最新参见Zammito2002)。在那些流行的时代的总体概览中，少数人找到了人口；对于专业人士，诸如教科书的作者，以及对全体大众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欧洲的思想运动，其中心位于法国、苏格兰和德意志各诸侯国，并且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当时欧洲的境况进行批判。由在欧洲启蒙运动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对启蒙运动绘制的这幅传统图像——现在早已过时——在当时就遇到了一次重大的“全球性”竞争。首先是文图里的学生爱德华多·托塔奥罗(Edoardo Tortarolo)用一种开创性的新综合法(1999)将启蒙运动者对地理、外民族以及从“野蛮”到“文明”之间的不同等级的痴迷，纳入了启蒙运动的总体图像之中(之后还有Pocock 2005；Outram 2006)。

今天，肩蒙运动是多中心的这一点比先前更加清楚。启蒙运动并非只将其来自巴黎、格拉斯哥或者哥廷根的耀眼光芒映射到欧洲的众边缘地区；在欧洲，到处都有“有自己的理性之地”(《Orteeigener Vernunft》)(Klaus／Renner 2008；此外参见Butterwick u a．2008；Hardtwig 2010)。在启蒙主义的全球画像中，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有根本性的重要性。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属于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哲学家。在利马(Lima)、加尔各答、巴达维亚或者开普敦，人们创造性地接收了来自欧洲的推动力。在18世纪80年代，有威廉·琼斯爵士典型特征的孟加拉“亚洲协会”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且博学多才的文化纽带团体之一。耶稣会传教士里最聪明的人留在了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他们与早在莱布尼茨时期的前任一样，被敬为引领欧洲智慧的信使(重要文献来源：莱布尼茨，2016)。

从某些观点出发，这些渠道是密集的现代“网络化”(《Vernetzung》)先驱，通过这些渠道，有关欧洲之外的地区政治局势与社会状况的知识，有关那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的知识到达了欧洲。在欧洲，这些知识被整理、评估和归档，陌生的事物被展示出来(Coilet 2007)。植物学和动物学从考察旅行活动里包含的剥削中，以及殖民地的收集中获益匪浅。伴随着人们关于热带的知识的不断增长，自然的多样性首先变得清晰；当地的分类体系汇人了欧洲学者构建的一些规则里。18世纪的聪明人和学者研究并加工着源源不断的来自全世界的数据。众多知识文化超越遥远的距离，彼此相互关联(Schneider2008；Porter著作里的诸章节，2003)。欧洲启蒙运动受到“世界”的影响，反过来也跨越了欧洲大陆的边境，发挥了自己的影响。

……

启蒙时期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接触陌生的亚洲，欧洲不断和同时代的亚洲互相比较，借以寻得自己的定位，从而逐渐从亚洲的优势中解放出来。

《亚洲的去魔化》呈现的正是在侣世纪这段知识系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

欧洲在这个世纪深入认识亚洲，原本神秘奇幻的国度现在成了清晰的客体，这种知识上的去魔化令欧洲获得了一种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优越与自大感。奥斯特哈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难题，对今日的世界来说，这段历史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冲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亚洲的去魔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侣世纪欧洲知识世界里。……可以回头借此对亚洲自我历史认知与欧洲的想象建构，对这段西方逐步凌驾东方的过程，有更深入更细腻的把握。

——杨照

《亚洲的去魔化》一书概念清晰、风格典雅。……这部作品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亚洲文化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侣世纪欧洲。

——斯特凡·布拉肯西克(Stefan Brakensi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