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月大，在小孩子们还都怕生人的时候，萨申卡却对所有的人微笑，向所有的人伸出小手。她简直就好像在散发出光来，任何一个在她身边的人，似乎不这样就不行，全都开始高兴，微笑，快乐。在葬礼上谁都想不起来她有过不满意的样子；她当然有过伤心的时候，可却从来没生过任何人的气。去世前的一个月，萨沙①得了麻疹，随后病情开始恶化。四天时间体温接近四十度，两个医生——俩人都是我们的密友——说：孩子很虚弱，一点把握都没有。最后一夜尤其糟糕：小姑娘对任何药和针都已经没反应了，整小时整小时地昏迷。脉搏细若游丝，几乎听不到呼吸。医生甚至把小镜子往她嘴唇上贴了两次：以为她死了。
这一夜前的傍晚，在情况还没让人觉得无望的时候，杜霞——莫斯科有名的圣愚，直截了当地对医生说：“别瞎忙了，我已经为她求了死了。”又对伊琳娜说：“如今她是纯洁的天使，死了会到天堂，要是让她长大，会罪孽深重，任什么祈祷都无济于事。”不过因为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于杜霞的话谁都没留意。等到医生们说任何办法都无力回天的时候，母亲抱起萨申卡，搂着，开始抚摸她，亲吻她，小姑娘又开始呼吸了。黎明时分，她体温突然降下来了，显然，危机过去了。接下来，如果上帝愿意，她会开始康复的。
好在那夜之后母亲一刻都没离手，萨申卡简直是让人眼睁睁地看着一点点恢复知觉。可到了第三天，体温没头没脑地又升高了。谁都没料到病情反复，什么都来不及做。疾病立刻转移到了大脑，小姑娘几乎是在一昼夜之间燃尽了。这一切是如此可怕，如此不公平，以至于到了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没什么有所缓解。
之后是葬礼。葬在沃斯特里亚科沃公墓，兹维亚金采夫家族在那儿有一块墓地。萨申卡的父亲万尼亚还撑得住，可母亲却黑沉沉的，哭肿了脸。她自己没法走了，两个女友搀着胳膊，实际上是在架着她走。等到棺材已经该放入墓穴的时候，伊琳娜却违背常理，恳求最后一次掀开棺盖。人们顺从了她。来告别的人差不多上百。在他们面前的丝枕上毫无疑问躺着一个天使，只不过是违背天性死了的天使。在我看来，在场的那些人当时根本就害怕把萨申卡入土，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让一切停下来，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地说起了她，仿佛在说一个活人似的。
带着绳子和铲子的工人站在远处，可很快他们就等烦了，他们一边让我们抓紧，一边靠了过来。也许，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偶然：走在前面的是杜霞。作为一个生活圣洁的人，她极善祷告，因此我想，杜霞会找到哪怕能多少让我们与萨申卡的死和解的话来。这也是兹维亚金采夫夫妇和其他人所必需的。可他们听到说出来的却是下面这样的话：没什么好哭的，她。杜霞，还在四天前就已经为小姑娘安魂了，那个时候萨申卡就应该把灵魂交给上帝了。但第一次母亲做到了向主求回她，放回她。枉然。要是上帝把命留给她，小姑娘会变成地狱的子民，会扼杀很多人，引人犯罪，让人受诱惑。因此她，杜霞，才干预了。目前萨申卡还没做成任何受审判的事，等着她的是拯救和永生，不然她就要在炼狱里受苦了。随后杜霞如同丢了块骨头一样丢给伊琳娜一句话：无辜孩子的母亲死后会跟孩子在同一个地方。P4－5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母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全体犹太工人联盟”的成员，20世纪30、40年代先后死于囚禁地或被枪毙。而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系的父亲亚历山大．沙罗夫是著名科幻和童话作家，参加过卫国战争，做过《消息报》特约记者、《星火》杂志编辑。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本人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数学学校，函授读的沃罗涅什大学历史系的本科，1984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16—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其人生阅历丰富，当过考古队的搬运工、工人和文学编辑。1979年发表诗歌处女作，但普遍为读者所关注，是1990年代初开始发表长篇小说以后。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步步追踪》（1991年）到最近的一部《返回埃及》（2013年），沙罗夫八部长篇小说的每一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和激烈争论，毁誉参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未影响他成为获奖“专业户”：两度获得《旗》杂志基金奖，数度入围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大书奖”“年度图书奖”和“布克奖”决胜名单，并最终获得2014年度的“布克”文学奖和“大书奖”。
如同《俄罗斯报》2015年10月15日的作家采访“编者按”所言，“独特的世界图景”和“辨识度高的风格”是沙罗夫创作的典型标志。作为历史科班出身的人，沙罗夫的小说乍一看可谓“历史小说”：16世纪的伊万雷帝与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爵的论战，17世纪的牧首尼康与大司祭阿瓦库姆的斗争，19世纪的果戈理的裂变，20世纪的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系列上层领导人的行为，等等，这一切不止是历史背景，他们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很多虚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对世界图景的构想往往是围绕他们进行的。让沙罗夫的小说纪实性和历史真实性貌似更毋庸置疑的是其恒常不变的模式：每部小说都有一个或数个叙事主人公，他们偶然获得先辈或前人的笔记、日记、历史档案材料，或是偶然碰到专门研究某段历史、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由此与这段历史、这个人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呈现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和一段段光怪陆离的人生。
但问题在于，与白银时代宗教思想家、诗人、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系列所谓“历史小说”一样，沙罗夫的小说也只是“貌似”历史小说而已。虽然沙罗夫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确是历史人物，叙述的历史事件精确到天甚至时辰，呈现出来的形象“栩栩如生”，但实际上，他们却与自己的历史原型根本不存在吻合度。文学评论家库利岑在专著《俄罗斯的文学后现代主义》中就此强调说：沙罗夫小说中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没有关系。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在两卷本教科书《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90年代》中给了这样的定义：这是“后现代伪历史主义”或日“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后现代杜撰”。换句话说，杜撰的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对这些历史事实有目的的拼贴和另样的解读。该教科书总结说：“奇幻情节与腔调的严肃性结合，作者与故事讲述人没有丝毫距离感，故事讲述人同样也没有距离感地转述其他人物的叙述，这一切产生的是一种伪纪实的效果：奇幻事物不让人惊奇，假定性丝毫没有被标注出来，似乎根本就没有假定性。”或许，沙罗夫被俄罗斯学术界称为“智力挑衅大师”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吧。
与以“历史小说”一成不变诠释自身“神圣灵与肉基督教”理念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类似，虽说沙罗夫在多次采访中都强调自己把写作看成不断认识世界、构筑世界图景的过程，但实际上其看世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拼贴和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承继的是17世纪中期尼康宗教改革之后转入“地下”的旧礼仪派或曰旧信仰派、分裂教派对世界的认识。作家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对该教派文化具有浓厚兴趣，对该教派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他几乎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旧礼仪教徒的特点也印证了这一点。
长期被官方教会贬为“异端邪说”的旧礼仪信仰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尤其具有丰厚的土壤，其信仰的典型特点是保守性、极端虔诚和极端禁欲性；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神圣的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宗教使命；为信仰自愿殉难，甚至不惜生命，甚至认为受难、牺牲是上帝特别的眷顾，是获得永恒生命的保证；他们拒斥邪恶不公的现世，期待末日尽快来临，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尽快来临；他们永恒漂泊，寻找没有邪恶和不公的正义之城，梦想建立人间天堂……
沙罗夫在诸多作品中挖掘俄国革命的宗教根源，尤其是“地下宗教”的根源。其作品主人公认为，俄国的革命之父不是别人，正是旧礼仪派领袖阿瓦库姆，其内在逻辑应该正在于：革命是摧枯拉朽，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现实尝试。
或许正因为此，沙罗夫否定学术界把他归入后现代派，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否认对他“心理学家”的定义、认为展现心灵现实的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对于沙罗夫来说，其小说遵循使俄罗斯成其为俄罗斯的独特文化逻辑，因此得到重新诠释的历史不是“杜撰”，而是应该的历史，是应该的历史事实，或者说，是可能的历史，可能的历史事实……
征得作家本人同意，本译本有删节。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编著的《像孩子一样》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俄罗斯历史为背景，虚构与现实交错。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作为白卫军军官遗孀、公爵夫人及圣愚杜霞，出场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圣城、传说中沉入水下的基杰什城——即光明未来。该小说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作家对影响深远的1917年革命及其整个20世纪俄罗斯乃至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在诸多作品中挖掘俄国革命的宗教根源，尤其是“地下宗教”的根源。其作品主人公认为，俄国的革命之父不是别人，正是旧礼仪派领袖阿瓦库姆，其内在逻辑应该正在于：革命是摧枯拉朽，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现实尝试。
或许正因为此，沙罗夫否定学术界把他归入后现代派，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否认对他“心理学家”的定义、认为展现心灵现实的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对于沙罗夫来说，其小说遵循使俄罗斯成其为俄罗斯的独特文化逻辑，因此得到重新诠释的历史不是“杜撰”，而是应该的历史，是应该的历史事实，或者说，是可能的历史，可能的历史事实……《像孩子一样》是该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