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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精)/哈佛中国史 |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 作者 | (加)卜正民 |
|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
| 下载 |  |
| 简介 | 编辑推荐 哈佛大学出版社“镇社之宝”哈佛中国史丛书第五卷！ 2015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秩序的沦陷》作者、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卜正民最新力作 首次从气候这一全球史角度审视元明两朝帝国的兴衰，呈现出中国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全新视野，前沿视角，权威解读，拍案叫绝！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精)》将元朝与明朝的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相结合，将传统的历史多层次并且立体化，将国家更看作为一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政治体，颠覆国内主流史学观点。 精致的结构，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启发性，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令人耳目一新。 内容推荐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精)》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五卷。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别出心裁，从气候这一环境史角度讲述元明帝国的发展与兴衰，凸显出这一时代的两大特征：蒙古征服后东亚大陆的新型政治秩序与环境变迁带来的社会生存困境，进而呈现出中国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与此同时，本书还探讨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复杂性和商业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是近年来元明史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上佳之作。 目录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第1章 龙见 龙主 明代的龙 全球的龙 龙性 以龙为史 第2章 幅员 一统 通衢 南北 政区 人口 移民 经野 第3章 元明“九渊” 大寒 干旱 洪水 蝗灾 地震 疾疫 饥荒 九渊 避凶 丰年 第4章 可汗与皇帝 元代国家 明代独裁 胡惟庸案 靖难之役 土木之变 大礼议 争国本 孤忠怨抑 第5章 经济与生态 农耕帝国的混合经济 交通 城市 商业税收 商品经济下的食物供给 财富的困惑 树与虎 第6章 家族 亲族网络 女性的生活 男性的生活 诸色户计 士绅阶层 家庭、家礼、家产 第7章 信仰 灵魂 佛道 天地 心学 异同 第8章 物华 家产 鉴藏 书 家具 瓷器 书画 市场与品位 第9章 南海 海货 朝贡与贸易 海防线 南海世界经济体 白银 欧洲人在中国 逃亡者归来 第10章 崩溃 罪责 万历之渊 北方边境 崇祯之渊 叛乱 渡尽劫波 结语 致谢 极端气温和降雨量的时期（1260—1644年） 元明“九渊” 元明帝王世系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试读章节 龙见 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太湖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颗心脏，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与人工河流的密网为这片淤积地带输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赖它的润泽。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了泽国。 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这次，它出现在陈山，这是位于太湖东南75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陈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龙王庙。这座庙被称为龙王行宫，行宫是皇宫的专称之一，因为龙王就像皇帝一样，在全国各处巡视，故有此说。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觉得应该重新修葺，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临近正午时分，画工正在作业，突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两条龙驭风而至——龙王和他的幼子驾到了。双龙俯瞰战战兢兢的画工，随即摆尾，没入云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 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后，龙王携子二度在陈山呼风唤雨，竟被群龙乘暴雨大闹鄱阳湖(即长江自太湖溯游而上的第二个主要湖泊)的声势所压倒。它们在空中纵横翻腾，兴风作雨，让周围的州府都遭了洪涝之灾。 此后42年内，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年7月29日)，一条恶龙猛扑向滨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横扫了800户民宅，冲毁了1300公顷农田。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吸卷海水于天空喷洒。此后的17年内(1351—1367)，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见一道电光闪过，便有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时候，有人看见这条龙栖息在附近一间寺院的洋槐树上，事后人们发现树干上有抓痕和灼烧的痕迹。第二次在一个月后，山东省的龙山，这里是一处祈雨胜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条龙曾现身山顶。口’待龙飞升后，一块大石自峰顶滚落，留在了该地的民间传说中。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子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元朝的军事统治遂告终结。 龙主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事件。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天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飓风袭击了江南，一条白龙自旋风中冲出，一位小品文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回忆道：“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邻。”当次年内战打到江南时便是这番景象。他哀叹道：“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12年后，即1368年，朱元璋(1328—1398)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东亚，而朱元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则没有那么大。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 utopia)，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洪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择取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P5-7 序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书评(媒体评论)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哈佛中国史”推荐序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教授用他新颖的视角和生动细节描写成就的一部元朝与明朝的历史。他将元朝与明朝的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相结合，将传统的历史多层次并且立体化，将国家更看作为一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政治体，这些都是他与我们这些国内学者解读历史的不同之处。 ——商传，元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不仅有着精致的结构，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启发性，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卜正民教授强调了一个时代挣扎的身影：在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民族迁徙斗争杀戮的背后，全社会（不只是中原农业文明群体）统统屈服、受制于环境变迁，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做出一定程度的探讨与努力。它兼顾各界读者的精心布局，与一贯的高度可读性，对专业、非专业读者各有价值。 ——李新峰，明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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