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研究界的泰斗,法国史学家、汉学家勒内·格鲁塞以研究中亚和远东著称,《中国简史》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展现与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之一。
看多了中国人写的历史,也换一种视角,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放入全球视野下,看看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明,从中国开始认识世界,由世界重新认知中国。
本书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行文风格轻松,语言通俗易懂,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另外,书中新增了几十幅精美插图,使本书显得更加精美和完善。
本书不是常见的通史,而是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以朝代的更迭、军事进程为主线,穿插艺术、哲学、经济等取得的成就,又根据每个朝代的特点着重讲述了其中成就最大的部分。
法国史学家、汉学家勒内·格鲁塞所写的这本《中国简史》,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作者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点,串连起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又以这些点为基础展开画面,截取出一个个角度独特的视觉面,从华夏的起源一直写到了清王朝的覆灭。
同时,作者也不是孤立地来写中国历史,而是将其放入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大环境当中,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展现给我们一部不同于以往视角的中国历史。
第十五章北魏艺术
整个公元4世纪,中国北方的突厥—蒙古人部落,为了争夺统治权而相互厮杀,短命王朝不断出现、又不断灭亡。最后,终于有一个王朝在这场混战里存活下来,并维持了较长时间,这就是拓跋氏鲜卑王朝,也就是魏朝(为了区别于三国时期的魏,后人常称它为拓跋魏,史称北魏)。这个民族在中华的文明史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在五胡乱华初期,拓跋氏鲜卑部落定居在山西最北部。就像欧洲的法兰克人在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底人一一被打败后的废墟上建立起加洛林帝国①一样,公元396年至公元439年,拓跋氏在消灭或吞并了所有定居在中国北方的其他部落后,统领了整个华北地区。与法兰克人实现了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融合一样,拓跋氏在保留鲜卑人传统的同时,也逐渐吸收了一些中原的传统文化。此外,作为中国北方的守护者,他们阻挡了新的入侵者南下,这让汉人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好感。
当时北方边境的主要威胁者是控制着戈壁的阿瓦尔人(柔然)的蒙古部落,拓跋氏先发制人,远征获得制胜先机,又进行反击决战,终于把这些游牧部落赶回了蒙古腹地,使他们在整个公元5世纪都不敢来犯。
为了奠定本家族的大业,北魏皇帝拓跋焘(太武帝,公元424年—452年在位)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双线作战中。第一战线在戈壁,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中原;第二战线在中原,不断压制南京的小朝廷。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这是中国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他总结过自己的优势:跟胡人相比,他是半个汉人;跟汉人相比,他是半个胡人。“那些游牧部落,夏天赶着牧群在漠北草场放牧,冬天时才南下劫掠。我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到草原去攻击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马匹毫无战斗力,雄马护着马群,雌马惦记着小马驹。我们出其不意,大举进攻,封锁牧场和水源。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束手就擒。”①公元425年,拓跋焘按照这个计策,派出四路骑兵,每人只带15天的干粮,北征戈壁滩。结果,柔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慌忙逃出蒙古大草原,退到了贝加尔湖附近以及鄂尔浑河边的崇山峻岭之中。公元429年,拓跋焘御驾亲征,再次打了柔然人一个措手不及,最终缴获大量车马牛羊。大约过了400年,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大帝,在匈牙利彻底消灭了这群柔然人仅存的后人。
关于拓跋焘处理本民族信仰与中原思想文化之间矛盾的方式,与查理大帝协调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关系的方式,两者之间有何异同,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对比分析。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被鲜卑人轻而易举地转化为了“天”—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本民族的大地女神以及春之神、山神等也可以与中原人崇拜的各种自然神同化,就像罗马人把邻国的神转化为自己的神一样。在这方面,拓跋焘比他的前任们做得更彻底,他甚至放弃了那些不能被改造得与儒家信仰一致的阿尔泰宗教。
不过,在以这种方式促进本民族汉化的同时,他却决不允许族人抛弃军事方面的特长。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搬到重兵镇守的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长安和洛阳,而坚守在最远的山西边境—他的先辈们的营地上(位于大草原边缘)。此外,他还保留了一个很野蛮而无情(尽管其中是有深意的)的祖制:每一位新的拓跋氏皇帝即位前,他的母亲都必须被处死,以此来避免这位准太后或她的家族对新皇帝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此外,与其他鲜卑首领不同,他并不指望佛教的影响会自行减弱,同时对于僧人数量的增多也颇感不安。为此,公元438年,他下令让佛教僧众还俗,后来,又在公元444年和公元446年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促进这一政策的推行。一些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正统史学家认为,拓跋焘之所以会在公元446年时强制僧人还俗,是因为在一座著名的寺庙里发现了酒和妇人。儒生们对佛教的痛恨程度比拓跋焘更强烈,他们认为,僧人的生活“消灭了家庭”,祖先崇拜的根基也因此而动摇;另外,出家很容易成为逃避兵役的理由,这一点对于军人出身的拓跋焘来说也是深有同感的。
北魏朝廷对佛教僧众的迫害,一直持续到公元452年拓跋焘被杀①,他的孙子拓跋濬即位后才结束。公元465年,下一位皇位继承人—拓跋弘即位后,则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佛教。公元471年,他把皇位让给儿子(年仅5岁),自己出家为僧。“他隐居在一座皇家寺院里,与僧人为伴。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闻不问。”他的儿子,那位年幼即登大位的皇帝,同样痴迷于这个来自印度的伟大宗教。在佛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甚至对拓跋氏制定的严峻刑罚做出了人性化更改,比如用监禁替代了砍头。佛家禁止杀生,所以他禁止用动物祭祀天地祖宗鬼神,至少用动物祭祀的情况大幅度减少。公元494年,他把首都从平城(山西最北端,今山西大同)迁到了古代的东都洛阳,并命令官员们改说汉语、穿汉服,至此,北魏基本完成了汉化。
P100-10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历史世所罕有,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竞相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就是其中之一。
格鲁塞出生于1885年的法国格勒诺布尔,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军中服役,1925年起相继担任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委员、副馆长、馆长。吉美博物馆原本主要展示的是埃及、古罗马、希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并建有以收藏远东和东亚艺术考古书籍为主的图书馆。后随着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探险考察的发展,该馆收集了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物珍品,包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敦煌绘画作品、高棉藏品等。有趣的是格鲁塞一生中几乎从未踏入过亚洲领土,然而他却是公认的西方学者中研究亚洲历史的权威,对亚洲的研究极深,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亚洲史》《蒙古帝国》《草原帝国》《中国史》等。作为埋首书斋的学者,吉美博物馆那些珍贵的文物藏品和书籍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书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行文风格轻松,语言通俗易懂,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比如,描写唐太宗对突厥人的威慑时,先描写了高祖李渊对突厥人的畏惧,这更反衬出太宗李世民的勇敢无畏,也让他单枪匹马勇闯突厥阵前叫战、怒斥突厥人背信弃义更具震撼性,突厥人的撤退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二次虚张声势,将士倾巢而出给突厥人造成军事实力强大的假象,再加上他从容的魄力终于彻底征服了突厥人,迫使颉利可汗结盟。这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写,使李世民那令突厥人惧怕的天可汗形象呼之欲出。
全书的内容虽然涉及自先秦至清朝灭亡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但却不是常见的通史,而是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以朝代的更迭、军事进程为主线,穿插艺术、哲学、经济等取得的成就,又根据每个朝代的特点着重讲述了其中成就最大的部分,比如周朝的青铜艺术成就,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成就,大宋帝国的文化、哲学、艺术、经济成就,蒙古和大清帝国的军事成就等。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艺术成就最为看重,尤为推崇大宋帝国在文化艺术上的造诣,不惜以大量篇幅介绍,更不吝赞美之词,称宋朝的文化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巅峰,其后无出其右。
格鲁塞学识渊博,在讲述中国某个历史事件或伟大历史人物时,又会穿插他国同类历史事件或伟人,进行横向比较。比如,顺治皇帝与路易十四,这两个人经历相似,幼年丧父,太后辅政,两位太后为了儿子统治地位的稳固而与最有实力的大臣结盟(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安妮王后与马萨林),两位皇帝年少有抱负,最终实现了亲政。而康熙皇帝也与同一时期的路易十四有相似之处,两位皇帝都具有雄才伟略,文治武功颇有成就,在位时间都非常长,都将国家推向了强大的霸主地位。而关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比如西方美术风格对中国本土艺术风格的影响,佛教艺术的风格变化等,更不在话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西方学者对华夏文明有的不仅仅是欣赏与慨叹,更试图寻找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传承。比如,讲到商周时期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艺术时,他提到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是从西伯利亚传入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格鲁塞笔下的描述对草原民族的着墨非常多。换句话说,他的研究方向偏西北,轻东南,尤其是讲到军事战功时,这一方面与中原民族不喜征战,偏好定居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西方的收藏品多来自于西北,以及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途径和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此有关。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一看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慨叹西方人在对我们历史研究之透彻的同时,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并重新认识和了解华夏民族的祖先们所创造的璀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