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暮乡关何处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春节前，原来是离婚的高发期。
那时我在长沙做深夜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打电话进来的，多半是学生、为情所困的女孩子、午夜还在路上的开车族和外地打工者。岁暮乡关，电话内容里有一个主题渐渐多起来：我要离婚。
多半是在打工者大批返乡之后，他们带着行李、长年劳作的疲倦寂寞和对家庭温暖的期望回家，却一回家就打架：
妻子手机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短信；
一见面，还来不及温存，都在家里留守了一年的母亲和妻子，就像见到包青天一样，争相向他诉说对方不是，逼他主持公道；
双方都是底层打工者，妻子节衣缩食攒下大部分工钱，老公却空手而返。钱到哪里去了?妻子没法有好脸色。男人脸色更难看：我是人，我在外面不开销吗?妻子大怒：我也是人，我就该不开销吗?
都累极了，在各种各样的血汗工厂拼死拼活，一天十几个小时，都想休息，但要过年了，还有许多不得不完成的家务。丈夫怪妻子不去腌鱼腌肉灌香肠：“都等买外头的，有那多钱?”妻子说后阳台上那扇破了的窗一定要补：“难道破着过年?去年就破着过的年，从初一到十五，给人笑死。”
一共在家没几天，他说有几房旧亲必须去去，她说一定要在娘家住一晚。你的亲戚重要还是我的重要?他们是我家里人，不是亲戚。他们是家里人，那我是外人?
怎么会这样，不都说小别胜新婚吗?还有一句是：人间久别不成悲。三五天是小别，三五月就得算久别了，更何况一整年。
许多农民工十几岁就出外打工，二十几该结婚了，趁着过年回家匆匆相几次亲就定下了，婚后没在一起生活多久，又各自出外为生活奔忙，他去他的制造业，她去当她的店员或者成为留守妻子。他们看到人家恩恩爱爱，也着实羡慕，但一年只碰面一次，难得三五天耳鬓厮磨，光磨合都来不及，天天磨擦得电光石火的，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它更是一个念想，一个天堂般的寄托。最累最苦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浮想出公益广告上的画面：白雪茫茫里，千山万水地回到家，门一推开，暖黄的灯光，妻儿的笑脸，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红红的鞭炮在窗外炸响，鞭炮屑像桃花一样飞舞……
到他们真回了家，全不是这回事儿：灯可能是坏的，妻子第一句话是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饭得现煮，菜得现去买，现成的只有黑糊糊的剩饭剩菜。像当头一棒，像被谁诓骗了，想呐喊：“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满心委屈化成愤怒——谁不是累了一年!对方比他还委屈呢，不暴吵怎么可能?吵到天昏地暗时，一个人说：“离婚。”另一个人说：“离就离。”
我老记得有一个电话，年轻男人说，他没有手艺，只能在搬家公司出死力，黑汗水流的还赚不到钱。偶尔有一次，客户懒得打包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手一挥：“你都拿走吧。”
“那些我是不认得，但那个客户，家里好大，看着就很有钱，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他巴巴地留了大半年，为了回家送老婆，细细捆扎好，用纸裹了好多层。一路火车转汽车转小巴，他老怕它们洒了，不时用手摸一下，又摸一下。
结果屁股还没坐热，话没说几句，他就和老婆大吵起来。一怒之下，他把瓶瓶罐罐都拿出来，当着老婆面，举过头顶，狠狠摔下。
“那玻璃渣飞的……”男人哽咽起来，“我巴心巴肝给她带的。我自己给打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冲动就去办了离婚。一出民政门两个人都后悔了。到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我试图排解：“那明天再去拿个结婚证呗。”
“明天民政就放假不上班了……”
我渐渐发现：很多情况下，会不会真离婚，完全取决于，他们到家的时候，民政放假了没有。
而开年之后，电话内容的主题就很自然地成为：我要复婚。
这一个年，离了婚的两个人都没着没落的：千辛万苦地买火车票，找黄牛，各种转车，就为了大团圆，团圆却像一阵风，从手心溜走；万家灯火，自家黑灯瞎火，没有主妇的家，谁来下饺子煮汤圆?人家送年鞭炮齐放，大人孩子笑在一起，自己心累得一支鞭炮也不想放，孩子哭闹不休“妈妈呢，我要妈妈”，一难过抱着孩子哭一场；该去拜年了，长辈们要问起“他／她怎么没来”，怎么答?也不想在家等人来拜年，还是会被问一道，最后索性躲在家里，听见敲门声也不去开，假装出去拜年了……
不用人劝，他自己也知道是气头上做了糊涂事。他想起来的，全是她的好。她自责得比他更厉害，春节七天，她哭了七个晚上。
“那去跟你老丈人家道个歉，把她接回来。把话说开了，去复婚嘛。”
沉默。“我初六就要回去上班，民政初八才上班……”
我记得我问过一次：“不能拖到初九吗?”事后都想抽自己。太蠢了。大概就相当于问“何不食肉糜”。
只是，新春正月里，从乡村返回城里工作的人潮中，有多少人是哭红了眼睛?而明年，他们还有家可回吗?
我对中国农村很不熟，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也从不曾系统地做过田野调查。我对农村的了解，来自我的亲戚、出身农村的同学同事、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钟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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