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学生
一位老师提到某位官员，她说：“你知道吗？他是咱们学生。”她接着说起好多校友，一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如数家珍。 另一位老师提起地方电视台某主持人，他说：“你不知道吧？她是咱们学生。”他接着说起好多校友，一些我不熟悉和熟悉的名字，言语中充满自豪。
回到母校工作，我渐渐知道，老师们的自豪因何而来，也渐渐知道，“咱们学生”是个简单说法，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咱们绥化学院的毕业生。
我的母校是绥化学院，她坐落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1985年我入学的时候，她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更早的时候，她叫绥化师范学校、绥化地区师范学校，1953年建校，2004年升本。因为在本科院校中资历浅，有时被误读为“缓化学院”或“妥化学院”。
来校报到的学生，很少喜气洋洋。有的人志向高远，因为种种原因考到这里，他们委屈、沮丧，好像让谁黑了一下。他们需要一点时间，认识同学，了解老师，熟悉校园，逐渐消化掉委屈和沮丧。
二十多年前是这样，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
我当年是高高兴兴来报到的。高中老师说，升人高校后我可以把数学撇到一边，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像个饥肠辘辘的人终于找到免费餐馆，只管往嘴里一样一样塞东西，也不管是否消化得了。母校藏书有限，足够我借阅；恩师名气不大，常为我指点迷津。
我们还自发组织了自己的文学社，取名“野魂”。当时工字房有间展厅，只要没有重要展览，每到星期天我们就聚在那儿，交流读书心得，探讨文学现象，也交流近期作品。交上来的作品大家逐一地看，逐一发表意见，修改完的作品经过筛选，发表在社刊《野魂》上。
蜡纸是要的，钢板和手推油印机是借的，纸张是自掏腰包买的，女生负责刻写和插图，男生负责油印和装订。他们没有油印经验，用力不均，蜡纸打褶，前两期《野魂》像刚出生的丑孩子，脸上有很多横七竖八的褶。孩子太丑，不好送人，就自己留着。后来《野魂》有了些模样，我们才送给老师和朋友，寄给省内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寄给我们向往的杂志社。
处女作发表了，我并不知道。孙向阳老师在红楼楼下遇到我，他说：“我在《黑龙江日报》看到《奶奶的拐杖》，署名张爱玲，是你吗？”我太意外了，使劲点头确认。他马上回办公室找那张报纸，说：“拿去吧，送你了。”我连句谢谢都没说，拿着那张报纸一路奔跑，从红楼跑到工字房，又从工字房跑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找到文学社的头儿，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只把报纸摊开，把发表的作品指给他看。报纸交给他，我像完成了任务，一蹦三跳地下楼了。
作为学生，我在母校仅仅停留了两年时间。教学一线急需教师，学制压缩，我们成为绥化师专第一届两年制专科毕业生。我高中时代的闺蜜告诉我：“那两年你写作进步最快，你哪里是在走路啊？你是在奔跑，每封信我都能读出你的速度。”
在文学社，我的笔名是“野马”。我这匹野马并没跑远，在外面兜了很多圈子后，又跑回了母校。2005年秋天，我这个历史系毕业生站到了中文系的讲台上。
有一次暑假，我去学校，校园里空荡荡的，只遇到个别未离校的学生和几位工友，感觉心里也空荡荡的。原来，学生是学校的灵魂，缺少莘莘学子的校园，像空空的袋子；学生也是老师的职业生命，没有学生，我们何处立足？
到目前为止，绥化学院没有出过所谓的“杰出校友”，既鲜有高官，也少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做普通人的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和这所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目标正相吻合。
几年前，遇到《绥化晚报》同事，那时绥化的储蓄所还没有摄像头之类的设备。他跟我说：“刚采访完你们学校一个女生，她捡到十万元的存折交到派出所了。你知道吗？这女孩家庭条件很一般，马上就离校了。失主借钱要买房，账号密码和身份证就夹在存折里。”
那一刻，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为我的学校自豪。
同事接着告诉我女生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同事说：“和她提起你，她说她是你的学生。”P1-3
只有艾苓老师这样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的人，才能写出如此平实却让人心生感动的文字。
读者，jirn_lee_atm
在《读库1500》上看了这篇作品好感动，大学时也遇到困惑，遇到难题，可惜没遇到好老师，最后自己解开了困惑，但是走了很长的弯路。看到您这篇文章，很替您的学生高兴。真好。
读者，小桥流水
老师，你不提这些事我都忘了，过去恍然如梦！那些日子磨砺了我，我现在研究生毕业了，早已参加工作，最后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自己创业了。瞎折腾！老师，我正在朝你教我的那样在努力：真诚地热爱生活，从容地看待得失！对了，我也是一名教师了，一个当了母亲的老师！
学生，董冰冰
看着您的文字，字字人心，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一幕一幕，像昨天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有几许感慨，更多的是感动！一位老师对一名学生的爱，不惊天动地，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学生，贾春联
琢磨书名的时候，偶然想起《非走不可的弯路》，觉得最恰当不过：“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这篇旧作1996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署名还是“张爱玲”。临时发现名花有主，改用《咱们学生》。
1997年，我听从袁鹰先生建议，使用他为我取的笔名“艾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领着自己回家》。此后我在创作上走了很多弯路，有过各种尝试，始终长进不大。
我对自己不满意，朋友们也不满意。乔叶比较委婉，说人到中年，希望看到我更厚重的作品。任永恒酒后直言“太小家子气”，他说：“你不能只是李一的母亲，你要成为人类的母亲！”他提醒我的其实是眼光和格局，一个写作者不能光盯着自己的小天地。
2014年5月，我尝试非虚构写作，集中写了一批学生故事，《咱们学生》刊发在《读库1403》。读库九周年活动现场，我的学生故事还成为白岩松和张立宪讨论的话题之一。受到各方鼓励，我开始采访，学生落脚的地方，都可能成为我的旅行目的地。后续作品《毕业生》将刊发在《读库1603》，《中文系的日子》将刊发在《北方文学》。我还在试水阶段，大家的肯定对我很重要。
不能不提马国兴。他原本是我的读者，神交二十年，他早已成为比肩而立的同道，成为我的兄弟。四年前，他把我娘的处女作推荐给《读库》，姜淑梅从此广为人知。三年前，他出现在央视《读书》节目录制现场，给了我娘意外惊喜。一年前，他出版新书《读库偷走的时光》，其中记述了我和我娘与他和《读库》的缘分。知道我要出书，他直接说：“清样出来，给我看下吧。”如果这本书文字很干净，那是因为他做过一次保洁。
这本书算是一次作业吧，呈给对我寄予厚望的恩师，也呈给帮助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我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名不见经传，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学生多是贫寒子弟，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痛楚、抗争和艰难的成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人物为化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可能要走更多弯路。
我能做的只有瞩目和祝福，祝福他们每一个人！
艾苓
2016年5月
天降百合(代序)
初冬时节，有个朋友病了。她来这个城市时间不长，作为本地人，我必须得慰问慰问。
第二天是周六，我起早去花店，买了十支粉色百合，想给她惊喜。
不料，她也起了大早，悄然出门。她在电话那头呵呵笑：“明天晚上我可能回来，你先替我照顾她们吧。”
我把百合抱到家，打开外面的保护膜，花香氤氲。我怕室温高，那些花苞开得太快，把她们存放到稍凉的角落，也不敢给水。
周日晚上，朋友临时有事，继续旅行，她在电话里说：“你拍照片发给我，花你就留下吧，心意我领了。”
送人的百合，忽然变成送给自己的。遗憾过后，也有几分窃喜，好像天上掉下百合花，恰好砸到我了。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朋友，接着拆除包装，找瓶盛水。这时候才发现，缺水时间太长，盛开的花朵有些打蔫，那些花苞就更蔫了。唉，是我疏忽了，没照顾好她们。
第二天早上，那些美丽的孩子好像喝饱了水，打蔫的有了精神头，打苞的新开六朵，即便是个大花瓶，十支百合的花朵也相当拥挤。
以后七八天，我每天换水，每天都有新开的花朵。哪里想过，萧瑟的初冬，家里竟有了一场热闹的花事。
本想给朋友惊喜，享受这份惊喜的却是自己。
想起我的学生们。
只要他们问：“老师您有时间吗？我想找您谈谈。”
我总说：“好，我们定个时间吧。”
我也年轻过，苦闷过，无措过，也曾得到过老师的帮助。毕业二十几年后，我们几个同学约到一起，专门庆祝恩师和师母的结婚纪念日。记得老师特别感动，端起酒杯泪光闪闪，他说：“现在，功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师生关系是零功利！”
我常常也是功利的，但喜欢师生关系的零功利。
第一个找我倾诉的是个瘦弱的女生，那时我刚上两周课，还是菜鸟。她的同学刚刚离开教室，她的眼泪就一双一对滚落，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有位高个子女生一旁陪着，不时递给她纸巾。
等她悲伤过去，我问：“出了什么事？”
原来，两个人都参加了校报记者考试，面试的时候，高个子女生胜出，她被淘汰。
我想笑，但不能笑，在我看来是小事一桩，对她而言却是天大的事情。我问：“你分析过原因吗？”
“分析了，可能我太实在了。学长问我：以前写过新闻稿吗？我说没有。他问：经常看新闻吗？我说不怎么看。” “实话实说，没错。”
“可是老师，我失败了。”她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做喜欢的事了，还是失败了。”
我说：“这只是暂时的结果，校报记者团可以随时进入，你得更努力才行。不是校报记者，你也可以采访校内新闻。写完新闻稿，你可以拿给我看，也可以拿给学长看。只要你努力，他们会看到你的。”
“真的吗？”
“真的。”
她破涕为笑。
我问：“你这么想做记者，为什么不看新闻呢？”
“以前忙着考试，现在想看电视也不方便。”
“图书馆有专门的报刊阅览室，你可以到那儿看。你也可以上网浏览新闻网站，看看人家怎么报道新闻。”
我帮她看过一次新闻稿，提了具体修改建议。
大概一个月后，她告诉我，当上校报记者了。再后来跟我约稿，说她已经是校报编辑。
毕业前夕，她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和面试结果先后公布，国考和省考她都赢了。有的学生困惑，不知道饭碗在哪里；她的困惑是：到底要放弃哪个单位？没等她做出抉择，省考单位替她做了决定，人家录用了她。
答疑解惑后，有时也得开夜车，那是我自己的事，谁让咱是老师呢？
回到母校教书以后，备课上课，恶补学历，晋升职称。等这些事告一段落，想写点东西，学生们的故事扑面而来，那是我无意中积累的财富。
有些事，可以不问功利，先去做好了。我的朋友林超然说过：“任何事情都是做给自己的，或者说，首先是做给你自己的。”
艾苓编著的《咱们学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来自普通地方院校的艾苓老师如实记录她的学生故事。这些学生多是贫寒子弟，他们的故事触角延伸到社会底层各个角落，他们的成长在当今中国大学具有标本意义。部分作品在《读库》刊发后获得好评。
《咱们学生》的作者是青年作家、大学教师艾苓。
本书创作的是关于她学生的故事——有支教生的励志故事、有学生干部的“执政”生涯、有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挫折、拼搏与成长。一群年轻大学生的真实个人奋斗成长史，反映了时代脚步和年轻人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