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
1989年秋,我被录取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参加了一系列新生指南活动。在每一次活动中,在特定内容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收到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我们还收到了详尽的校园地图,在那上面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那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里是安全区。我们得知,除非是大规模集体活动,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在这个区域住着许多芝大的研究生。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的楼房里,有我的一间学生公寓。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有人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居住过,就一定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界线的一侧,坐落着美丽迷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园里是优越的学生们,其中大多数都是白人,来来往往,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去运动。而在界线的另外一侧,则是破落的非洲裔美国人,零零散散,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与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是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长途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就是一场盛宴。我被其中各种不同特色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我很开心地发现了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这个区域。这是一个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街区。作为一名来自于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并不相同,在这里,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发放金额节节攀升的街区。在八十年代后期,在这座城市当中的这些隔离地带引起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特别感受到威胁。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学要不停地警告学生们与之保持距离。
事实上,当地居民对我也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出现不是黑人的游客。当然,还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古怪之极。人们曾问过我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不能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会遇到野餐的人们。他们会请我吃自制的黑人风味食物。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并且婉拒其食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大惑不解。
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社会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产生统计的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例如,为何有人会找不到工作,或者会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据认为,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热衷于会见他们所研究的人群。这并非出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杂乱无章、不够科学,还有可能导致偏见。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在长久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定量和统计技术的研究者,另一个是通过直接观察,经常与某一社会群体共同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是,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见效良好,而在另外一些那里却进展不顺?
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而且答案可能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相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而又普遍的结论,就需要依赖于对大规模数据组的统计分析,例如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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