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中篇小说卷）》选取了1989年优秀中篇小说八篇，包括余华、范小青等作家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图书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中篇小说，并附有专业的评论。

吴义勤主编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中篇小说卷）》共收中篇小说八篇，包括池莉的《不谈爱情》、刘震云的《单位》、苏童的《妻妾成群》、铁凝的《棉花垛》、叶兆言的《艳歌》、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每篇小说后都有精短点评。

池莉 不谈爱情

刘震云 单位

苏童 妻妾成群

铁凝 棉花垛

叶兆言 艳歌

余华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范小青 栀子花开六瓣头

朱苏进 绝望中诞生

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

但吉玲的母亲对她的五个女儿一再宣称：“我从没当过婊子。”

吉玲的母亲是个老来变胖的邋遢女人，喜欢坐在大门敞开的堂屋里独自玩扑克牌，松弛无力的唇边叼一支香烟，任凭烟灰一节节滑落在油腻的前襟上。但是一旦有了特殊情况，她可以非常敏捷地把自己换成一副精明利索洁净的模样。她深谙世事，所以具备了几种面目。五个女儿中，她最宠吉玲。她感到吉玲继承她的血脉最多。

“胡说八道！”吉玲恼火地否定。母亲只管嘿嘿地笑。

吉玲的父亲这系人祖祖辈辈住在花楼街。别人用什么眼光看待花楼街那是别人的事，父亲则以此为荣。他常常神气十足地乱踢挡住了路的菜农的竹筐，说：“这些乡巴佬。”就连许多中央首长都经不起追溯，一查根基全是乡巴佬。而他是城市人。祖辈都是大城市人。父亲从十三岁起就到馨香茶叶店当徒工。熏得一身茶香，面色青白，十指纤细柔弱，又出落了一张巧嘴巴。其巧有二：一是品茶，二是善谈。属于那种不管对象是谁都能聊个天昏地暗的人物。

五个女儿全都讨厌父亲，公开地不指名地叫他为“鼻涕虫”，因为几个女儿先后找的几个男朋友都因为被父亲黏住大谈其花楼街掌故和喝茶的讲究而告失败。

母亲经常率领四个女儿与父亲打嘴巴仗，吉玲从不参与，只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瞥一眼父亲，而父亲倒有几分怯她。

吉玲是个人物。

吉玲上学时学习成绩不错。但命运多舛，高考参加了两届都未能中榜。母亲开始威逼父亲退休让吉玲顶替，吉玲说：“不。我自己想办法找工作。”父亲因此对女儿感激涕零。

吉玲的穿着打扮与花楼街的女孩子格调相反。她以素雅为主。不烫发，不画眼影，最多只稍稍描眉和涂一点肉色口红。常是浅色衬衣深色长裙，俨然一个恬静美丽的女大学生。

她在社会上交朋结友不久，便找到工作，在一家酒类批发公司当开票员，几个月后又换到一个群众团体机关办公室当打字员。打字工作很辛苦，半年后一个朋友的叔叔把她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文明、干净，到处是知识，又是国家事业单位，这种位置来之不易，吉玲满意了。她全靠自己，声色不动地调换了几次工作，既没花什么实质性的代价，又没有闹出什么风言风语，她深感自豪。她的父母也深感骄傲。花楼街的邻居街坊自然地为之骄傲。

“你看吉家的幺女儿，我们花楼街的嘛。”他们说。

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吉玲的身价。

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轮到找对象。

吉玲的四个姐姐在这事上都是自己蹦跶过一阵子，其中两个姐姐还未婚先孕，但终归哭呀闹呀的没成功，最后还是由介绍人牵线搭桥完的事。四个姐夫第一个是皮鞋店售货员，第二个是酱油厂工人，第三个是铁路上搬道岔的，第四个是老亏本也不知做什么生意的个体户，腰里总是别一把弹簧刀惶惶如丧家之犬。对这群人，吉玲眼角都不斜他们。眼看母亲、姐姐又在为自己的婚事蠢蠢欲动，吉玲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她们四个都放过这种屁。”母亲说。

“我不是她们。”

“那就走着瞧吧。”母亲把扑克洗得哗哗脆响，“我的儿，不是做娘的没教导你。你可是花楼街的女孩子。蛤蟆再俏，跳不到五尺高。是我害了你们，我受骗了，揭了红头盖，才看清嫁到了花楼街。”

父亲眉头一扬，抿了一小口茶。

“好好。那我倒要与你理论一番了。你说是上当受骗，那媒人——”

吉玲喝道：“又来了！不斗嘴没人把你们当哑巴的。”

P8-9

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