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国强、许欣、姚佳君所著的《和合共生--老挝丰沙湾市邦洋村的民族志/东南亚民族村落与社区系列丛书》重点在于民族志文本的撰写，同时也注重影视资料的拍摄。不仅关注山地民族，也注重岛屿民族；不仅关注东南亚本土民族，也关注东南亚各色移民群体，把介绍各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和抢救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希望作者的工作能够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郝国强、许欣、姚佳君所著的《和合共生--老挝丰沙湾市邦洋村的民族志/东南亚民族村落与社区系列丛书》是一部典型的海外民族志，以老挝川圹省丰沙湾市蒙毕县邦洋村为例，内容涵盖邦洋村的历史沿革、社会组织、生计方式、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方面，并着重描述苗族和佬族在经济生产、婚姻互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交往与融合，呈现出一幅和合共生的杂居生态景象。

绪论 和合共生——老挝苗族佬族杂居生态

第一章 佬族与苗族的源流

 第一节 佬族的源流

 第二节 老挝苗族的源流

 第三节 老挝苗族的分布格局与迁徙路径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第一节 川圹省历史沿革

 第二节 自然地理与人文生态

 第三节 邦洋村简况

 第四节 村寨的历程

第三章 经济生产

 第一节 苗族农牧业

 第二节 苗族家庭手工业

 第三节 苗族狩猎与采摘

 第四节 佬族农业生产

 第五节 佬族其他产业

 第六节 跨国公司的人驻

第四章 风俗与风物

 第一节 服饰

 第二节 饮食

 第三节 住行

 第四节 传统节日

 第五节 传统仪式

 第六节 丧葬习俗与民间禁忌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宗教

 第一节 苗族宗教信仰

 第二节 佬族佛教信仰

 第三节 佬族那珈信仰

第六章 婚姻与家庭

 第一节 婚姻

 第二节 家庭

 第三节 亲属关系与继嗣制度

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第一节 传统文化

 第二节 现代教育

第八章 邦洋村的社会结构

 第一节 邦洋村的正式组织

 第二节 邦洋村的非正式组织

第九章 公共卫生

 第一节 环境卫生

 第二节 饮食文化卫生

 第三节 个人卫生

 第四节 医疗卫生

附录1：邦洋村佬族谱系图

附录2：邦洋村苗族谱系图

附录3：邦洋村村落图

后记

巴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最初的目的之一达到了，即与法国人直接对话，而不是由法国委派佬族来统治他们。在农黑地区，法国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将这里交给当地苗族人进行管理。苗族一直在农黑地区占据优势，人口快速增长，截至1975年，川圹省共有超过30万苗族人。但苗族内部通过婚娴形式组成的是多变的家族联盟，其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农黑地区由罗氏和李氏两个苗族宗族共同统治，并最终在政治上产生分裂，罗氏头人进入老挝爱国阵线任职，而李氏则成为皇家老挝政府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这两支力量最终都一度接近自己的目标。1946年，李氏宗族的杜比成为川圹省的副省长，并于1947年被授予披耶爵位，以表彰其在支持国王反对自由老挝中的贡献。杜比甚至认为，这是苗族的集体记忆里第一次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真正有了祖国。苗族人民浮萍般的流浪生涯最终在老挝结束了，苗族成为老挝民族的一部分第一步已经实现。

但苗族通过参政方式为融人老挝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到1961年戛然而止，这一年，老挝中立武装力量撤退到查尔平原，将苗族卷入战争的旋涡。在此之前两年，美国情报机构就开始招募高地居民，并在年末组建了特种部队小组，以便对老挝爱国阵线领土和北越进行长期的侦察巡逻。在这过程中，他们选中了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军事才能的苗族军官王宝，这也开始了老挝苗族的噩梦。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支援和基督教方面的努力激活了苗族内心渴望独立掌权的愿望，一些人开始流传一个故事：耶稣基督穿着美国军服乘坐吉普车来并分发武器以便他们能够击退敌人。美国秘密支持王宝的军队对抗北越以及老挝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开始了，史称“秘密战争”。王宝将联合部队按照族群构成分类，其中苗族占48％，佬族占27％，卡木族占22％，瑶族占3％。由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王宝部队在战争中一度占据优势，但随着美国陷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并最终于1973年与北越代表在巴黎达成停火协议，并快速撤出老挝之后，王宝认识到大势已去，不得已转道泰国逃亡美国。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这个地区大约20％的苗族战死，并最终导致约15万苗族人逃离老挝，前往泰国以及西方各国寻求新的生活。所幸美国是这场战争的策动者，最终担负起了责任，并接纳了大部分的苗族难民。实际上逃离老挝的苗族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第二次移民，即从法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迁往美国，美国也成为西方苗族的中心。

老挝苗族早先在老挝被划为“老松族”，意为“高山地区的老挝人”，多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或高原。“老松”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统称，除苗族外，它还包括瑶族和阿卡族等。作为山地民族，苗族的情况与瑶族颇为类似。费孝通教授曾经写道：“苗与瑶在早期可能是相同，但后来迁徙路线不同，经过了长期的分隔各自不同了。瑶族西移的路线大概是依南岭山脉，因为走的是山路，所以人口较分散，力量单薄，不能把当地原有的民族赶走，只能在山上开荒，因而得到过山瑶的称号。”当然这两个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和生存策略以及民族性格。竹村卓二认为，与瑶族的客民意识不同，苗族的反抗意识比较强烈，在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诉诸于武力。①在老挝，苗族的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快速扩张和发展，在老挝北部取得了大片势力范围，并保存了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独立性。然而，这种文化差异与民族隔阂在美国的干预下引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即便瑶族并没有苗族那样的武力倾向，但特种部队中还是有3％的瑶族，他们中的部分在战．争结束之后辗转迁往美国。美国人萨利的著作《移动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对这段历史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1975年以来的和平时代使得老挝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苗族作为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取得了相应的权利。事实上老挝一直有和平的基础，1947年皇家老挝政府第一次立宪时即承认所有少数民族均是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老挝公民，那个时代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皇家老挝政府根据更早的法国分类，开始正式将孟高棉和南岛语族作为“老听族”(即居住在高地者)，以这个地理名字来指那些倾向于住在山里的民族，并正式用“老听”来取代“卡人”——泛指地位较低的人。老挝国王和贵族借此承认卡人为他们的“兄长”，取消了正规的等级制度，因为卡人被认定为先拥有这片土地。同样，苗族作为老挝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大多数居住在老挝边远山区的苗族与政府的联系并不紧密，并一度对政府强行搬迁的政策有所抵触，但从总体上看，苗族在新时期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每年外派留学生中都有苗族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部分苗族也很快进入老挝国家的高层当中。

P17-P19

2012年初，作为广西首批特聘专家，本人主持的“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项目正式实施。本项目从最初的研究内容设计，到团队成员的选择，都非常注重与东南亚民族及其社会研究的相关性，因此，当项目申报成功后，我们的科研团队便制订了“东南亚民族村落与社区”系列丛书写作计划，期望通过本项目的推动，为中国学者从事东南亚民族和社会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形成一批基础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东南亚民族与社会研究。

一

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业地区的经贸往来、移民定居、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从未间断。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文化开始传入现今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当时属中国秦朝象郡地区)。两汉三国时期，汉语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现越南地区。“自东汉以后，特别是2世纪末叶，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的学校里普遍讲授。”不仅如此，中国学者也早已对周边异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有所著述，南宋赵汝适1225年写成《诸蕃志》，文中对占城(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境内)等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有所描述，虽然作者不曾实地前往海外调查，但该书可称为珍贵的民族史资料。此后的元代汪大渊则更进一步，曾利用两次出海之便，考察了南洋和印度洋上的各个民族，写成《岛夷志略》。②这算得上是较早前往东南亚进行田野调查的中国古代学者了。同时代的周达观甚至两次到访真腊地区，在当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写成《真腊风土记》，对其人情风俗和神话传说做了详细的描述。③这些著作虽然以游记或见闻的方式创作，多有猎奇的心态，但作为珍贵的民族史资料，可补充正史的缺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代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全书以明王朝为中心，记载了当时王朝边疆地区及周边各国的民族状况，按照地理方位将周边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和东北夷，其中南蛮包括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等今天东南亚各国的前身。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东南亚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有些资料也存在错漏，需要研究者认真筛选。比如清代僧人释大汕所著《海外纪事》，作者亲身前往越南顺化、会安一带居留一年有余。他的记叙对于今人了解17世纪末越南中部阮氏政权的历史和中越关系、海上交通等情况颇有用处，但其人贪财享乐、混迹佛门，部分内容难以让人信服。正如同时代学者潘耒所言：“此书少实多虚，纰缪四出。世间则有伤国体，世外则有碍法门。”

东南亚地处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交汇位置，是通往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因而成为历史上中国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西南各族群向东南亚迁徙的陆路和海上通道。历史上，诸多民族沿着澜沧江一湄公河等河流从中国南下迁往东南亚各国，如从中国贵州、广西、云南迁入越南、老挝、泰国等地的“赫蒙族”(苗族)，从中国西双版纳迁入东南亚的泰族支系“泰勒”，等等，也有从东南亚半岛北上定居中国西南边境一带的“老缅人”等。正是经过了反复迁徙、分化又融合的历程，才最终形成了东南亚地区民族分布的格局，东南亚各国也无一例外成为了多民族国家。

东南亚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的远古居民经过迁徙、交往和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和多元复合文化的地区，学者们形象地称其为“世界民族博物馆”。而自1962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上，学者们一致同意采用“东南亚”作为一个通用地理名称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加入到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中来。

西方殖民时代，就有大批冒险者和学者进入东南亚，并展开考察研究，写出过一些游记或调查报告。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研究未能进入主流视野。二战之后，东南亚逐渐进入到欧美人类学主流的视野，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深入东南亚各国展开田野调查，以当地丰富多样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为素材，出版了经典的民族志。诸如埃德蒙·利奇对缅甸克钦人“动态平衡”政治制度的调查，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印尼巴厘岛的“深描”，本·安德森基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调研材料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研究等。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开启了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对东南亚的研究，也使得东南亚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真正进入到世界主流学术界的视野，引来更多的学者投身到这片神奇的土地。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于1967年对泰国西北部各山地民族做了田野调查，先后三次考察了当地瑶族和苗族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写出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日本学者竹村卓二于1981年出版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以作为“客民”的瑶族在迁徙过程中特殊的生存策略和“民族生命力”为主线，强调瑶族是一个比其他民族意识更加强烈的民族。

与日本学者偏好关注苗瑶等山地民族不同，西方学者更侧重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美国耶鲁大学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在深度田野的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志，从底层视角出发，重新思考霸权概念，提出了诸如“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虚假意识”等经典概念，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其经典著作《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以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的无声者和无名者、农业社会的人口为主体，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真知灼见，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

2009年詹姆斯·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一书的出版，是一件轰动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界的大事。它为东南亚高地起了一个新名字——Zomia。斯科特从国家效应的角度讨论1945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Zomia如何在低地国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相应地自成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范围。Zornia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成为学界热点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大大地提升了东南亚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主流学界的地位。笔者认为，斯科特的研究已经在空间和内容上展现出了边疆中心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将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对东南亚邻邦的研究当中。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翻译日本、泰国、越南等国学者的文章与著作，增进自身对东南亚各民族的了解，但并未开展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同根生的民族》出版打破了这一僵局，范宏贵教授综合运用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严肃而有趣地阐明了我国壮侗语族的壮、布依、傣、侗、仫佬、毛南、水、黎8个民族，越南的岱、依、泰、布依、热依、佬、泐、山斋、拉基、布标10个民族，老挝的佬、普泰、泐、润、央、赛克6个民族，泰国的泰、佬族，缅甸的掸族，印度的阿洪人的渊源与迁徙，解开了困扰国际学术界100多年的一道难题。何平教授出版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具有历史学视角，对傣一泰民族历史进行了再考与重构。随后，周建新教授以跨国民族研究的独特视角，在越南、老挝等国田野的基础上出版了《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两本代表性著作，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人手，对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互动现象及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描述，进而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族群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以及民族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环境与文化的综合理论，对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东盟研究兴起，东南亚研究似乎有被替代和弱化的趋势，而事实上两者虽有区别，但联系紧密。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创建于1967年。东盟成立的宗旨是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其成立时发表的《曼谷宣言》指出：东盟“为了增强东南亚国家繁荣与和平的社会基础，本着平等和伙伴关系的精神，通过共同努力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东盟各国奉行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政治原则与互利共赢、深化合作的经济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外交关系与安全进程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001年，在东盟“10+l”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缩写为cAFTA)”的构想。从此，中国和东盟加快了交流与合作的步伐，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经过10年努力，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

2010年1月12日，中国驻东盟大使薛捍勤女士访问广西民族大学，她在报告中指出，我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自1991年我国与东盟启动对话以来，双方在政治上的信任不断加强，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社会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不断增强。从事东盟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看清国际形势的大背景，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要注意研究东盟的一体化发展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European union)和北美自由贸易区fNAFTA)之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三大区域性经济合作区。其建成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相互取消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深化。

东盟与东南亚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东盟的创建以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加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研究在近几年不断升温。对于传统的东南亚研究，表面上看似乎受到了冲击，但实质上两者互有交叉，难舍难分，反而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各个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对东南亚民族和社会的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有东南亚或东盟研究相关机构，诸如广西民族大学的“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创新基地”“中国一东盟研究中心”“东盟学院”，广西大学的“中国一东盟研究院”，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贵州大学的“东盟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大大推动了中国学者对东南亚民族的研究。同时，随着国内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边疆研究中心以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大力倡导，以海外民族志的形式开始了对东南亚民族志的书写，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学、人类学著作，例如云南大学何明教授主编的东南亚民族志系列丛书：《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等。

我们认为，东南亚研究更具传统文化特色，而东盟研究偏重于政治经济，因此，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我们更乐于使用东南亚研究这个称谓。另外，东南亚现有11个国家，其地理范围更广大一些，我们的研究覆盖了整个东盟10同，不仅关注大陆东南亚，也关注岛屿东南亚，其中包括2002年独立的东帝汶。

由于东南亚国家相互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里既有传统的农业国家，也有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山区村落，也有现代化完全普及的城市社区。我们的研究特别面向两个层面，一个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广大山区、农村、海岛等等，一个是面向城市的街道、片区、行会等等。因此，我们将此套丛书定名为“东南亚民族村落与社区”系列丛书。这里所使用的“村落”和“社区”概念的内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我们更习惯于用村落和社区分别指代农村和城市的小型社会。

三

广西民族大学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目前，南宁作为连接中国一东盟的中心城市，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东盟10国已在南宁分别设立了领事馆。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大大加快了中国一东盟在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为广西民族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由于地缘和区域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的因素，广西民族大学在东南亚民族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人文资源优势。我校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与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改革开放后这种联系不断扩大且日益紧密。至今，广西民族大学已在泰国、老挝、印尼开办了孑L子学院，在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等方面与东盟各国展开合作，培养了大批人才。

广西民族大学作为国内非通用语种(东南亚小语种)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在语言类专业本科教学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依托东南亚小语种教学人才培养的语言优势，广西民族大学在培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方面，以及前往东南亚各国展开田野调查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先后与泰国、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展开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2010年、2011年我们分别在越南河内、老挝万象召开了“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11年，国家民委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在广西民族大学设立。2013年，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学科建设提升至新的层次。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我们将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进一步凝练特色研究方向，努力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领域做出积极贡献。我们相信，随着广西特聘专家岗“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项目”的启动，必将带动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东南亚民族和社会研究当中来，也一定会撰写出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民族志。

2l世纪是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迅猛的经济发展，许多历史文化传统和封闭村落正在急剧消失。不仅我们需要对东南亚进行全面的研究，东南亚各国也需要对自己进行深入的了解。因此，我们的“走出去”研究，是我们的需要也是东南亚各国的需要。东南亚民族和社会研究已成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术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口，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在于民族志文本的撰写，同时也注重影视资料的拍摄。我们不仅关注山地民族，也注重岛屿民族；我们不仅关注东南亚本土民族，也关注东南亚各色移民群体，我们把介绍各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和抢救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这套丛书以积累资料为主，专题研究为辅。希望我们的研究工作能为中国学者在东南亚民族和社会研究领域增加更大的学术话语权。

中国哲学家有尊重历史经验的传统，孑L子诉求于周文王和周公，墨子诉之于大禹的权威，孟子则回到尧、舜时代，道家甚至追忆伏羲、神农(冯友兰，2001)；而人类学向往那些宁静的“小国寡民”，素有向边缘和他乡异文化寻求文化解释与文化反思的传统。自人类学诞生以来，西方人类学者跑遍世界，从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马林诺夫斯基)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格雷戈里·贝特森)，也跑遍了中国各地，从中国华北乡村(杜赞奇)到西南乡镇(施坚雅)，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在海外民族志的基础上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学格局得以形成，“因为在西方人印象中，人类学是西方研究‘原始’‘落后’社会的学科”(张金岭，2009)。

而中国的人类学起步晚，条件有限，海外民族志发展缓慢。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人类学者李安宅参与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祖尼人的印第安母系社会调查及墨西哥的乡村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外田野调查。但此后，多数中国人类学家专注于本土民族志研究。以费孝通先生“穷经皓首，志在富民”的本土民族研究为代表，一批批优秀的人类学家在地大物博的国内寻找异文化作为田野调查对象，并涌现出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大力倡导海外民族志实践与写作，并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他认为，中国海外田野调查还处在起步阶段，海外田野调查要求学者通过参与性的观察，长时间的感受、认识当地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他们获得的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能成为别的社会学科展开研究的基础。正是在这种人类学所处的大背景之下，本书撰写的有关老挝的苗佬杂居村庄民族志更显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老挝的海外民族志调查困难重重，最重要的便是语言障碍。正如5世纪的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所说，翻译如同嚼饭喂人，虽然营养却滋味全无。笔者与师妹一起在老挝调查的过程中，虽然通过泰语、老挝语夹杂英语获得的资料费时费力，甚至有些夹生，但五味俱全，是一生中难得的田野经历。这次研究任务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要感谢老挝社科院社会所的王海花同志。她在中国留学8年，中文水平一流，不仅为课题组提供了重要资料，还促成了课题组与老挝社科院的深入对话与交流。

给本书取名“和合共生”，乃是从古人的智慧中找到灵感。“和合共生”的后半句是“守正出新”，整句话充满哲理，代表古人的科学发展思想。“和合”语出《国语》《管子》。“和”表示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和…‘合”互通，是“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的意思。“守正m新”承自中国传统智慧，是历代智者立身兴业、治国安邦所推崇的要领。《道德经》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孙子兵法》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礼记·大学》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借用此句，实则在老挝数月感受最深的想法，希望苗族与佬族在经历了诸多矛盾冲突之后，能够明白“和合共生”的道理，在这块宁静的土地上和谐相处，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笔者虽然为书稿绞尽脑汁，但与写作本书依靠的所有人的付出相比，我的功劳仅是九牛一毛。本书的写作首先得益于周建新老师“十国十村”项目的资助以及恩师多年来的栽培和教诲，是恩师将我从半路出家的“渔民”(本科专业为水产养殖)改造成人类学爱好者和工作者，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此外，本次艰辛的田野是与姚佳君、许欣两位师妹合作开展的，许欣负责第6、7章的写作，姚佳君负责本书第8、9章的写作。正所谓“一路艰辛，一路成长”，她们俩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其民族学工作热情以及严谨的写作态度都深深感染了我，并让我钦佩。

我要感谢田野报导人范洪静父子，他们给我们提供了简陋而整洁的房间，供我们休息与整理资料。特别是范洪静，他本身有着民族学学科背景，对我们的调查意图总能心领神会，又在老挝工作学习了一年，熟练掌握了老挝语，作为团队的最佳“第四人”，整天开着卡车载着我们东奔西跑，走街串巷，这些均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同时也要感谢老挝川圹省蒙毕县邦洋村村委所提供的大力协助，以及副村长wang pieng tu ma weng所给予的诸多方便，还有当地的中国朋友王哥、秋明哥、王公、邓哥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的最终完成有你们很大的功劳。

最后，本书的写作没有采访所谓的达官显贵或社会上层，主要是以大量普通农夫作为访谈对象，或许这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的通常做法。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曾写道：“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这个地球有过800亿人，只听到身在名利场的王侯将相以及大国的声音，大多数人和民族似乎从未存在过。所幸“沉默的大多数”以民谣、民歌、无名诗的名义被流传下来，佚名是最伟大的作者!人类学继承了、延伸了他们的工作，并将他们的智慧和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是对老挝进行田野调查的初衷之一。在此，笔者也要向那些籍籍无名的受访者致谢，更要向那些创造了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广大“无名者”致敬。

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陈牧同志，恰逢暑假，她与岳母担任起了照顾小孩的责任，为我安心田野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本人才疏学浅，书中内容难免错漏，欢迎各位读者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