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期间遗留下来的一本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录了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安妮一家和另外两个家庭在“密室”中度过的长达两年的艰难生活，同时也记录了她对战争、人性及未来的思考……坚强、乐观的安妮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战争的胜利，但她留下的日记却成为人们深刻反思那场人类悲剧的珍贵教材。

安妮·弗兰克是个犹太小姑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写了两年多的日记，从十三岁写到十五岁。这些日记于1947年正式出版后便引起世界的瞩目。虽然安妮的初衷是想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记录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她没想到的是这些日记却震撼了世界的良知，《安妮日记》成了纳粹灭绝人性行为的罪证。迄今，《安妮日记》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共印刷了三千多万册，同时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剧，向世界展示了在纳粹的铁蹄下善良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残害，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期盼与渴望。小小年纪的安妮，其思考之深刻、观察之细致、文笔之流畅、描写之生动确实让人感到可惊可叹。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后记

亲爱的姬蒂：

昨天心里的话还没写完，就不得不停笔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另一次吵架的情形，不过，在开始记述那件事之前，我先说点别的事。

为什么大人们那么容易吵架、那么频繁地吵架，而且起因又都是最愚蠢的小事呢？直到现在我总是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为琐事争吵，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当然，有时候会真有理由吵架，而现在这种吵架仅仅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原以为我会习惯的，然而我却难以习惯，恐怕以后也不会习惯这种吵架，因为几乎每次的“讨论”都是因我而起(他们不说是在吵架，而说是在“讨论”)。与我有关的一切，我再重复一遍，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的外表、性格、举止常会被彻底讨论。似乎我应该一听到命令就乖乖地吞下所有的苛刻的言语和大声的训斥，而我不习惯忍气吞声。实际上，我做不到！我决不会接受强加到我头上的那些侮辱，我要让他们看看安妮·弗兰克已经不是个毛孩子，这样他们也许会惊诧不已，而当我让他们意识到我要教育他们时，他们或许会目瞪口呆地闭上嘴。我是否要采取这种态度呢？那显然是一种粗野的态度！然而，他们那糟糕的态度，尤其是范达恩太太的愚蠢的态度，又何尝不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感到惊愕。一旦我对他们的恶劣态度已经见怪不怪(这个过程不会太长)，那么我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绝没有中间的路可走。随后他们肯定会改变态度！

难道我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懂规矩、骄傲自大、固执任性、一意孤行、愚蠢、懒惰等等？哦，当然不是。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我也有缺点，这我知道，但是他们完全是在用放大镜挑毛病。

姬蒂，有时候在这么多的嘲笑、挖苦的折磨下，我都快气破肚子了，你要是理解我的气愤该有多好。不晓得我还能把这种气愤压抑多久。总有一天我会爆发的。

好啦，不再继续发牢骚了，说了半天吵架的事，已经让你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用餐时进行的一次非常有趣的“讨论”，也不知怎么的，我们忽然就说到了皮姆(爸爸的别名)是个特别谦虚的人。即便是最没有判断力的傻瓜也不得不承认爸爸的谦虚。这时范达恩太太突然说：“我也是本性就很谦虚，比我丈夫谦虚多了。”

这可真是恬不知耻啊！这句话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她多么没有教养，多么自以为是。范达恩先生认为有必要为自己辩护几句。“我并不想谦虚，以我的经验来看，谦虚并得不到什么好处。”然后他又扭头对我说，“我有句忠告，安妮，不要太谦虚，太谦虚的人什么事也干不成。”

妈妈也同意这种看法。可是，就像往常一样，范达恩太太有话要补充。她的话是冲着我爸爸、妈妈说的。“你们对生活的看法真奇怪。想不到你们居然会对安妮进行这样的教育，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我敢肯定只有在你们这样的时髦家庭里才会这样。”这可是对妈妈教育女儿的方式的直接抨击。

话说到这儿，范达恩太太已经激动得满脸通红。妈妈却十分冷静。爱脸红的人也就容易急躁、激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可是很不利的。尽管妈妈依然不露声色，可是却很想把这个话题结束。她沉吟了片刻，然后说道：“范达恩太太，我也同样发现如果谁在生活中不过分谦虚，那么他就会过得更好一些。我丈夫、玛格特以及彼得都特别谦虚，而你丈夫、安妮、你还有我，尽管不是正好相反，却也没倾向于哪个极端。”范达恩太太说：“哦，弗兰克太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可是很谦虚、很低调的，你怎么能把我往相反的方面说呢？”妈妈说：“我并没有说你自以为是，可是没人会说你性情腼腆、谦恭。”范达恩太太说：“让我们把这件事彻底地弄清楚。我想知道我怎么自以为是啦，我只晓得我要是不照顾自己，我很快就会挨饿的。”

这种荒谬的自我辩解让妈妈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这一下子惹恼了范达恩太太，她嘴里冒出一连串德语夹杂着荷兰语、荷兰语夹杂着德语的说辞，直到说得口干舌燥才罢休，随后她站起身来，准备拂袖而去。

这时，她的目光突然落在了我身上。你要是看到她那副样子就好了。不幸的是，就在她扭头的那一刻，我正在悲哀地摇着头——不是故意而是不由自主地摇头，因为我一直专注地观看着唇枪舌剑交锋的全过程。

范达恩太太转过身来滔滔不绝地用德语说了～大堆刻薄、粗俗、无理的话来教训我，她那副样子就像个粗野的红脸泼妇——那也算是很奇妙的一种景象吧。如果我会画画，我很想把她这副样子画下来，那可真是个滑稽的画面，一个愚蠢、荒谬、可鄙的人物！

不管怎样，如今我明白了一点：只有跟某些人好好吵一架时，你才能真正了解他们。也只有在那时，你才能看出他们真正的品质。

你的安妮

P31-34

“秘密后屋”里绽放的生命之花

史津海

安妮是个犹太小姑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写了两年多的日记，从十三岁写到十五岁。这些日记于1947年正式出版后便引起世界的瞩目。虽然安妮的初衷是想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记录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她没想到的是这些日记却震撼了世界的良知，成了纳粹灭绝人性行为的罪证。迄今，安妮的日记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共印刷了三千多万册，同时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剧，向世界展示了在纳粹的铁蹄下善良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残害，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期盼与渴望。小小年纪的安妮，其思考之深刻、观察之细致、文笔之流畅、描写之生动确实让人感到可惊可叹。

安妮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父亲经商、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还有大她三岁的姐姐玛格特。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德国全面推行独裁统治，猖狂迫害犹太人。于是安妮一家于1933年夏天逃往荷兰避难，落脚于阿姆斯特丹。1940年，德国军队侵入荷兰，将纳粹那套暴政搬了过来。希特勒视犹太人为劣等民族，他要采取“最终的解决办法”，将犹太人赶尽杀绝。1942年7月，安妮一家不得不藏身避难。他们的藏身地点即是父亲奥托掌管的那家公司楼上的“秘密后屋”。在“秘密后屋”里避难的共有八人，除了安妮一家四口，还有父亲奥托的同事范达恩及其妻子和儿子，此外还有牙科医生迪塞尔。

这八个人组成的“避难大家庭”在“秘密后屋”里度过了两年难熬的岁月。虽然有忠诚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小心翼翼地活动在没有阳光、没有自由、没有足够食物的几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时刻担心被人发现，被纳粹抓走。到后来，他们不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时常受到窃贼的惊扰、空袭警报的惊吓、飞机轰炸的威胁。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秘密后屋”里本来温良恭俭让的人也变得敏感、自私，你争我吵，而外面原本忠厚善良的人也被逼得去偷去抢。

“秘密后屋”里的生活并没有使安妮绝望，她坚持读书学习，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盼着有一天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施展自己的才能，能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她在日记中不但记录下“秘密后屋”里的日常生活，还写下了对时事、对战争、对种族等问题的思考，写下了少女青春期对异性、对友谊、对爱情等问题的看法。在这两年中，安妮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少女。她经过反思学会了宽容与自我批判。可以说，苦难、屈辱、恐惧并没有把这位弱小的女孩压垮，她顽强地要活下去，并且希望将来有所作为。

然而由于有人告密，“秘密后屋”里的八位避难者于1944年8月4日落人纳粹的魔爪。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的母亲绝食而亡，范达恩先生在毒气室中丧命，范达恩夫妇的儿子彼得在俄国军队逼近时，被逃窜的德国党卫军带走不知死于何处。牙科医生迪塞尔被转送到德国，死在诺恩加梅集中营。被剃光了头发、手臂上烙上号码的安妮、玛格特、范达恩太太被送往德国的贝尔森集中营，三个人均在这里被夺去了生命。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可是在这不久之前的二三月份，姐姐玛格特和安妮先后染上了斑疹伤寒，两位花季少女香消玉殒，死后被抛进“万人坑”，以致尸骨难寻。他们八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活了下来。纳粹残忍地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其中有一百多万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和孩子。

安妮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即便自己死后仍然继续活着。”她的日记让她实现了这一愿望。安妮的日记成了全世界阅读人数最多的十本书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安妮本人也入选荷兰十大伟人之列。她的日记既是对那场战争的控诉，又是让人们对那场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历史教材，同时也为当今的青少年朋友认识历史、给自己定位、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提供了可参考的实录读物。正因为安妮的日记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少女的生活和心理历程的实录，所以它的影响和作用超过了同类题材的小说或电影。一个过去的纳粹党员看过依据安妮日记改编的话剧后说：“我曾经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但是在看这出话剧之前，我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秘密后屋”所在的那栋楼已被辟为安妮故居博物馆，每年有上百万人前去参观，去那个人间悲剧的发生现场缅怀当年的主人公。2007年12月，北京国家图书馆承办了“安妮·弗兰克日记：历史的见证”展览，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了纳粹给欧洲人民带来的苦难与伤害，而对自己的祖国和父老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参观者来说，展览所引发的思考肯定远远超过了展览本身的内容。显然，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安妮。

译完安妮的最后一篇日记，看了看时间，日历上是2010年11月29日，座钟上的指针指向上午11点15分。初冬的阳光明媚地照耀在窗前，窗外的小叶梧桐枝叶摇曳，几只喜鹊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可是想到这是安妮的最后一篇日记，“秘密后屋”里的人们再过两三天即将被纳粹抓走，不由得泪眼模糊、悲哀万分。我想在当前的和平环境里，我们衣食无忧、备受呵护的孩子确实应该珍惜这种幸福，并且准备将来为祖国的强盛、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未来的希望在今天的孩子们身上。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到此结束了。日记本身即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生动流畅无须多加评论。然而，如果把安妮所描述的经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也许会更有意义。这篇简短后记的目的即是给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些背景情况，给安妮本人的故事结局一个交代。

一

20世纪初叶，德意志帝国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导致了它1918年的崩溃。德意志帝国的皇帝逃亡到荷兰，柏林的一群民主主义政治家宣布了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

新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寻求和平，于1919年4月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可是事不遂愿，会议未允许德国代表参与制定《凡尔赛条约》——正是通过这个条约欧洲才恢复了和平。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胜的协约国(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却把已经制定好的条约拿给德国代表，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不签字，德国将被军事占领。《凡尔赛条约》写明德国应为这次战争负全部责任，剥夺其海外殖民地，让它割让出在欧洲大陆的部分宝贵领土。条约实际上解除了这个曾经的军事大国的武装，并且要求德国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所有民间损失。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条款。

在德国国内，《凡尔赛条约》引起各界的愤慨。许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为战争负全部责任，其他参战国也难逃干系；他们觉得德国受到了不公平的责难。民族主义者散布谣言，说主张共和政体的政治家于1918年11月，在尚未被击败的德国陆军“后背刺了一刀”，并且给那些政治家打上了“11月罪犯”的烙印。对许多德国人而言，这种说法为战败国之痛起到了安慰作用。

接下来的德国另一个新政府史称魏玛共和国，因为它的宪章是在魏玛这个小城市里拟就的。它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有承认不受本国民众欢迎的《凡尔赛条约》的问题，以及没有哪个政党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因此只能由多数党组阁的问题。

反对的声音来自许多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德国人失去了一切，他们因为陷入窘境而谴责共和政府，失业的工人对政府的保守政策不满，所以希望左右两派所发起的激进运动能给他们带来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实业家、地主、军官则迫切地希望用一个更能够遵循旧帝国专制与尚武传统的政权来取代共和政体。

在德国，虽然也有许多人希望民主政府的实验能够成功，可是在战后的几年中，新的政党纷纷成立，其宗旨即是消灭共和政体，推翻《凡尔赛条约》。其中的一个新政党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俗称“纳粹党”。跟其他极端主义团体一样，纳粹党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对政府不满者的兴趣——复员的士兵、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对“利益集团”心怀敌意的失业工人、对共产主义革命心怀恐惧的商人与有产者、行为古怪的狂人、罪犯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纳粹的纲领兼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大吸引力。它承诺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以恢复德国的强盛，它还允诺重新分配财富，并且为每个人提供工作。

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或者叫“元首”的那个人出生在奥地利，曾经做过房屋油漆匠，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为人狡诈、狂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会毫不犹豫地说谎骗人，或者动用残酷的暴力手段；他还有煽动听众狂热情绪的本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将德国国家力量的衰弱归罪于犹太人和激进共和派，他们竭力鼓吹所谓的日耳曼种族或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希特勒宣称德意志人是“优等民族”，是一切文明的创造者，具有统治世界的天赋。为了给这个种族的人提供充分的生存空间，希特勒打算向东拓宽德国的边界，在波兰和俄国境内开辟出一个大帝国，为此只能让那里的斯拉夫居民做出牺牲。他说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只适于做奴隶。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中，他们要么为“优等民族”服务，要么被消灭。

在20世纪20年代，纳粹分子只猖獗于德国南方的巴伐利亚州。在1924年与1929年之间的经济日益繁荣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把他们看做暴徒和无足轻重的小丑。但是随着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相信希特勒的说法。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谬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他所描绘的国家光明前景满足了他们的自豪感。希特勒宣称如果把全部权力交给他，他愿意负起全部责任，而这正好让德国人感到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尚不习惯承担民主政体下的公民责任与义务。在1930年和1932年的选举中，纳粹分子在议会中成了多数派。

希特勒最恶毒的种族攻击的目标是犹太人。尽管多少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对德国人的生活做出过那么多杰出的贡献，希特勒的宣传却把他们污蔑为异己的劣等民族。他说犹太人不仅是非雅利安人，而且是跟纳粹的宗旨作对的所有那些异端邪说的创始人——他所谓的异端邪说指的是共产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基督教。希特勒认为只要犹太人留在德国，他们便是思想传染病的源头，是对德意志民族纯洁性的威胁。

希特勒的种族谬论同他的民族主义谬论一样，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1930年之后，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一千年、为数五十万的犹太人群体见证了纳粹的迅速兴起，他们既难以置信又早有预感。

1933年1月30日，年迈的共和国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进而着手终结共和国的使命，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刚当上总理之后不久，希特勒就要求议会赋予他四年的应急权力。3月23日，议会终于屈服，接受了他的要求，然后自行解散。此后，希特勒开始用政令统治国家。除了纳粹党之外，其他所有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教会组织、工会、青年团体变成了国家机构。无线电广播、报纸、电影、书刊等各种媒体都被用来操纵舆论。虽然很多德国人对他的手段感到不安，但是大多数人却支持希特勒或者默认他的做法。那些不支持他的人则遭到“冲锋队”或令人恐怖的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的镇压。午夜的逮捕、毒打、盖世太保的酷刑、不经审判就关进集中营，这些招数很快就使绝大多数希特勒的反对者忍气吞声，或者迫使他们转人地下。

希特勒很快又着手实施他的反犹太计划。政府机关、文职部门马上清除了犹太职员。犹太人不能在中小学或大学里任教，不能在新闻单位以及广播、电影、戏剧领域里供职。后来，他们又被禁止开业做律师、行医或经商。甚至连在私人企业里找份工作也越来越难，于是许多犹太人无以谋生。慑于法律的淫威和对秘密警察的恐惧，雅利安邻居们不再敢接近犹太人。犹太人的孩子不能跟雅利安人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犹太人被禁止与雅利安人结婚或者雇用雅利安人。许多商店和旅馆将犹太人拒之门外。最初犹太人还比较容易移居国外，但现在却越来越难。后来，许多成功地逃出德国的犹太人不得不丢弃所有的财产。

1939年9月，希特勒在东线发动了战争，这是他刚一上台当总理时就开始准备的蓄谋已久的战争。英国和法国终于认识到对德国这位独裁者的姑息只会导致他得寸进尺，于是便向德国宣战，并且为反击希特勒必然会发起的西线进攻做好准备。以坦克和俯冲轰炸机为先锋的德国军队只花了十八天时间就攻克了波兰。1940年4月，德国人拿下了丹麦，侵入挪威。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发起进攻。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的部队就打垮了中立的荷兰和比利时，气势汹汹地涌入法国。法国抵挡不住德军的凶猛攻击，于6月22日宣布投降。英国人奇迹般地从敦刻尔克的海滩上救回了自己受到重创的前线部队，准备迎击德国对英国的入侵。此时希特勒成了欧洲大部分土地上的主人。1941年6月，在通过轰炸的手段未能使英国屈服的情况下，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于1939年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军队还是向苏联发起了进攻。

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奴隶帝国。在农场和工厂里，饥肠辘辘的农民和工人为他们的纳粹“太上皇”累死累活地劳作。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弄到德国做苦工。德国人残酷地镇压反抗活动。如果有德国的士兵或警察被枪杀，德国人的报复手段是杀掉大批人质。落人盖世太保手中的游击队员会在狱中受尽折磨后被枪毙。收听英国电台的广播或者手里有反对德国的书刊作品，会被作为犯罪行为而遭到监禁或被处死。

在欧洲的所有沦陷地区，德国占领军都疯狂地推行希特勒的种族政策。在他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上，希特勒采取了“最终的解决办法”——种族灭绝。在俄国，德国人大部队的身后是特种部队党卫军，他们在所过之处屠杀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为了将所占领地区的犹太人解决掉，德国人设立了高效率的机构，专门负责将犹太人集中起来送往特殊的灭绝集中营，这样的集中营许多都建在波兰。灭绝集中营里的囚犯先是被迫做累断筋骨的苦工，然后便遭到枪杀或被送进毒气室。1941年，一列列有许多车厢的火车装载着凄惨的“活人货物”，开始缓慢地驶向他们生命的终结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西比博尔集中营、切尔莫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最为臭名昭著。在纳粹带来的这场可怕的浩劫中，估计有六百万的男女老少犹太人成批地惨遭杀害。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数百万的非犹太人也命丧纳粹手中，其中主要是斯拉夫人。

二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德国的历史名城法兰克福。法兰克福的犹太群体为这个城市繁荣的商业与璀璨的文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弗兰克家族即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罗特希尔德家族是名副其实的犹太银行家族，其创业者就是法兰克福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个受人尊敬的商人。从市档案馆中可以查知，他的祖上从17世纪起就定居在这座城市。对安妮和她姐姐玛格特来说，她们童年的生活环境很安全，在家中备受父母、亲戚和保姆的关爱。

可是离开她们玩耍的儿童室，离开冈霍弗大街上舒适的五居室的家，外面的世界却乌云密布。奥托·弗兰克没等纳粹施展出迫害的全部淫威就采取了行动。1933年夏天，弗兰克一家离开了法兰克福。弗兰克太太带着两个女儿投奔了亚琛的娘家，那里离比利时很近。奥托·弗兰克直接去了荷兰，在荷兰的一家食品公司站住了脚。数百年来，荷兰都曾为受迫害者提供安身立命的方便条件。就像16世纪时收留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17世纪时收留英国的清教徒那样，20世纪30年代，荷兰收留了许多德国犹太人。在1934年春，弗兰克一家重新团聚在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安顿下来。

在随后的几年里，虽然危机接连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愈演愈烈，但是跟任何荷兰小女孩一样，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得很快乐。她在蒙特索里儿童学校里上学，有一大帮朋友，并且高兴地发现男孩子们挺喜欢她。

然而，1940年德国人侵入荷兰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国土沦陷后不久，威廉明娜女王与她的内阁成员逃往英国，在那里成立了流亡政府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被占领的荷兰的统治者是德国的一位高级特派员，名叫阿图尔·赛斯-因夸尔特，战后作为主要战犯被处以绞刑。就像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里那样，德国人在荷兰实行恐怖统治，剥削荷兰人民。他们禁止荷兰人收听同盟国的无线电广播，钳制新闻舆论，镇压政党与工会。他们关闭大学，监禁荷兰的政界、军界和知识界的领袖。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送到德国去做苦工。随着抵抗运动的日益壮大，德国人采取了凶恶的报复行动。跟其他地方一样，在荷兰，他们拿出了残暴的手段对付犹太人。尽管有勇敢的荷兰人进行罢工和抗议活动，德国人还是开始四处搜捕犹太人，然后把他们送往灭绝集中营。

对安妮·弗兰克来说，德国占领下的生活起初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她被迫离开了蒙特索里儿童学校，转学到犹太学校。可是她仍然有家、有朋友，她的注意力仍然专注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不断颁布的反犹太法令对她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她父亲却对形势的发展有清楚的判断。1941年2月，纳粹首次在阿姆斯特丹抓捕犹太人。那些被抓走的人被送往韦斯特博克和菲赫特的拘留营，然后再从那儿向东运送到德国。由于抓捕行动一直在继续，奥托·弗兰克为自己家人的安全做出了安排。虽然德国人的法令迫使他离开了公司的工作岗位，但是他那些荷兰同事和雇员仍然是忠实的朋友。普林森运河街上的一栋房子是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兼库房，他们悄悄地把这栋房子楼上和后面的几个房间腾出来准备用做藏身避难的地方。1942年7月5日，德国人传唤十六岁的玛格特去报到等待遣送。第二天早晨，弗兰克一家悄悄地溜出自己的家，前往“秘密后屋”藏身。没过多久，奥托·弗兰克的一位同事范达恩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十五岁的儿子彼得也来这里避难。后来，他们又邀请了一位年岁较大的牙科医生阿尔贝特·迪塞尔前来“秘密后屋”一起躲避纳粹的迫害。

白天，当楼下的业务照常进行时，“秘密后屋”里的八个犹太人要保持安静，不能弄出声响。只有晚上当这栋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时，他们才能活动。楼下办公室的朋友们(科菲斯先生、克拉勒先生、米普·范桑滕、艾莉·福森)保守着他们在这里藏身的秘密，给他们送食物甚至礼物，把自己所了解的城里的情况及时告诉他们。1942年秋，外面的恐怖气氛加剧。德国人按计划加紧对犹太人的抓捕和遣送出荷兰的行动。

在弗兰克一家到“秘密后屋”藏身的时候，德国人攻城略地的侵略行径也达到了顶峰。希特勒的帝国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俄国腹地，从北极圈延伸到北非。此后，形势逐渐开始逆转。1942年秋，德国军队在俄国土地上的推进在斯大林格勒受阻。与此同时，在非洲战场上，英国军队把德军赶出了埃及。在法国和美国军队的配合下(美国已于1941年12月开始参战)，他们插到了德军背后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1943年，苏军在东线战场上发起反攻，而西方的盟军则彻底消灭了希特勒的非洲军团，攻占了西西里岛，挺进意大利，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盟友墨索里尼赶下了台。同盟军的空军对欧洲的空袭在日益加强。1944年6月，盟军终于实施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在法国的登陆。在两年的漫长岁月里，“秘密后屋”里的人们通过他们那台违禁的收音机跟踪着这些事件的消息。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盼着德国人被赶出荷兰，他们能重见光明的那一天。

然而，在1944年8月4日，根据一个荷兰告密者的告发，盖世太保找到了弗兰克一家的藏身之地。八个犹太人连同科菲斯先生和克拉勒先生都被带到了阿姆斯特丹的盖世太保司令部。被拘禁了几个星期之后，科菲斯先生被保外就医。克拉勒先生在强迫劳动营度过了八个月的服苦役的生活。弗兰克一家、范达恩一家以及迪塞尔先生被送往了韦斯特博克。

9月3日，就在同盟国军队攻占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那一天，荷兰的最后一批犹太人被押送出境。这一批共有一千人，他们八个人也在其中。这些人被集中在一列货运火车上，每个车厢里装有七十五人，车门都被封闭起来。车厢里面只有一侧的高处有扇小窗，窗上装有栅栏。这列火车在德国境内向东驶去，经常走走停停，有时还要迂回绕行，在路上折腾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列车抵达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探照灯刺眼的灯光下，犹太人下了车，站台四周全是身着黑色军装、手牵警犬的党卫军士兵。男人与女人当即被分开。那也是奥托·弗兰克与妻子、女儿诀别的一刻。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身体比较好的囚徒被剃了光头，在凶恶的“小头目”无情的监督下，每天挖地十二个小时，而那些“小头目”则是被党卫军用做监工的罪犯。夜里，他们被锁进拥挤的工棚。他们能看到窗外焚尸炉的上空闪现的红光。

1958年，德国作家恩斯特·施纳贝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安妮·弗兰克——英勇的形象》。施纳贝尔的调查为我们再现了安妮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一些情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对施纳贝尔说奥斯威辛是一座“井然有序的人间地狱。食物很糟，却按时分配。工棚里十分干净，你简直可以用舌头舔地板。工棚里死了人，第二天一早马上被拖走。要是有谁生了病也会立即消失。被毒气毒死的人是叫不出声的，他们无声无息地就没了踪影。焚尸炉浓烟滚滚，可是我们还是在吃自己那份食物，接受每天的点名。点名时，党卫军士兵辱骂我们，岗楼上的机关枪对着我们，集中营四周有接通高压电的铁丝网，可是我们每天还能洗漱，有时甚至可以洗个淋浴。假如你能忘掉那些毒气室，你就能活下去”。

囚徒们走起路来像是半死不活的梦游症患者，这种状态倒是对他们起到了保护作用，使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对任何事情都变得麻木不仁。另外一位幸存者回忆道：“但是安妮却不是这种状态。当一群赤身裸体的吉卜赛姑娘被赶向焚尸炉时，我看见她站在门口，往营区的街上张望着。安妮瞅着她们走向焚尸炉，眼里流下了泪水。当我们排着队从一群匈牙利儿童的身旁走过时，她又哭了起来，那些孩子在毒气室前面已经冒着雨等了半天时间，等着轮到他们。安妮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说，‘瞧，瞧哇。他们的眼睛……’”

1944年10月，有一批最年轻、身体最好的女囚犯被挑出来送往德国的贝尔森集中营，安妮、玛格特、范达恩太太也在其中。1945年1月6日，被单独留下的弗兰克太太拒绝进食，最后变得神志不清，死在了奥斯威辛的医务处病房里。在男囚房里，奥托·弗兰克目睹了范达恩先生被带到毒气室毒死的情景。迪塞尔先生被送回德国，死在诺恩加梅集中营。1945年2月，当党卫军为了逃避逼近的俄国军队而放弃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们带走了彼得·范达恩，这伙党卫军冒着冬天的严寒向西逃窜，从那时起便没人再听到过彼得的消息。俄国军队解救了奥托·弗兰克，使他活了下来。

安妮发现贝尔森集中营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不相同。这里一切都乱七八糟，没有点名，没有食物，没有水，只有一片冰冷的石南丛生的荒地和一群幽灵似的饥饿难熬的囚徒。1945年1月，同盟国军队攻到了莱茵河畔，然而在贝尔森集中营里却流行起斑疹伤寒，活下去的希望破灭了。

在贝尔森集中营，安妮见到了当年在学校里读书时的朋友莱丝·古森斯。莱丝回忆起与安妮见面的那个夜晚的情景时说：“在那个黑漆漆的晚上，我浑身发抖地等待着，等了好久。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莱丝，莱丝，你在哪儿？’

“是安妮的声音，我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终于看到了带刺铁丝网另一边的安妮。在黑暗中，只见她衣衫褴褛、瘦弱不堪，脸颊凹陷，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唯有相对而泣，因为如今我们俩面前除了一道铁丝网，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命运也不再有任何差别。

“我告诉安妮我母亲已经死了，我父亲也快不行了；安妮告诉我她没有一点儿父亲的消息，不过她母亲还留在奥斯威辛。只有玛格特还跟她在一起，可是玛格特已经病得很厉害。她们到了贝尔森集中营之后才又遇到范达恩太太。”

范达恩太太死在贝尔森集中营。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日期。玛格特死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一位幸存者回忆道：“当时安妮已经染上了病，所以没人把她姐姐的死讯告诉她，但是几天之后她意识到姐姐已经死了，没过多久她也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她死时很平静，似乎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

三

1945年5月，战争结束了。几个月之后，奥托·弗兰克途经敖德萨和马赛，回到阿姆斯特丹。米普和艾莉把上面有安妮字迹的几个笔记本和手稿纸交给了他；盖世太保离开后，她们在“秘密后屋”里发现了随便丢在地板上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安妮写的日记、小故事和一些草稿。这是她的全部遗物。  起初，奥托·弗兰克抄了几本安妮的日记，拿出来私下里给朋友们传看，以此作为对妻子与女儿的纪念。后来，一位荷兰的大学教授极力劝说奥托·弗兰克出一本正式的书；于是，1947年6月，交际出版公司以《秘密后屋》为书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安妮的日记，奥托·弗兰克先生删除了日记中个别地方的内容。这本书很快就印刷、发行了好几个版本。1950年，海德堡市的兰伯特·施奈德出版公司在德国推出了这本书的德文版，第一次只印刷了四千五百册，而且很多书店不敢把它摆放在橱窗里。但是这本书很快就畅销起来；菲舍尔·费洛格出版公司推出的袖珍本总计销售了九十万册。1950年，日记在法国出版；1952年，英国和美国又以《安妮·弗兰克——位少女的日记》为书名推出了日记的英文版。这本书首次出版之后的二十年里，被翻译成三十一种文字，其中甚至包括孟加拉语、斯洛文尼亚语和世界语。出版这本书的国家已经有三十多个，光是精装本就已经售出一百多万册。在美国，双日出版公司不但出版了安妮的日记，还出了《安妮·弗兰克作品集》，共销售十五万多册，而其出版的袖珍本安妮日记差不多售出了四百万册。这本日记还曾由青少年图书俱乐部和图书淘宝俱乐部经销，在《现代图书馆》杂志上转载。一家报刊辛迪加组织的连载活动使其读者的数量达到了大约一千万；当日记的缩写本出版和在杂志上刊登后，其读者的数量又增加了数百万。这本日记的一种德文译本曾在美国用做学生的外语读本，富兰克林·瓦茨出版公司还曾出版过日记的大字版本。

1955年，由弗朗西丝·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话剧《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在纽约科特大剧院上演。话剧非常成功，获得了1956年度的普利策奖、评论界奖和安托瓦内特·佩里奖。1956年10月1日，话剧《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在德国的七座城市同时上演。剧情让观众震惊得目瞪口呆。原先德国人对纳粹时期的那段历史一般都保持着沉默，这部话剧所释放的感情冲击波终于打破了那种沉默。人们第一次普遍地表达出羞愧感，为仅仅几年前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

在阿姆斯特丹，朱丽安娜女王于11月27日观看了话剧的首场演出。这座城市即是剧情发生的实际地点，观众席上的许多荷兰人都在当年纳粹要把荷兰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时失去了亲人和朋友。《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说：“有的观众在哭泣，当剧情达到高潮也是该剧的尾声——盖世太保砰砰敲响‘秘密后屋’那扇门时，观众席上发出一片哽咽声。幕布落下后，观众默默地在原处坐了好几分钟，等王室成员离开时，他们才站起身来。没有掌声。”

在美国，《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于1959年拍成了电影，又于1967年改编成电视剧。

然而与安妮日记有关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随着岁月的推移，安妮·弗兰克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细节为世人所知。1958年，恩斯特·施纳贝尔出版了他那本感人至深的书，为了写作这本书，他曾经采访过四十二个人，那些人或者熟悉安妮，或者跟安妮有过接触。1963年，一个名叫卡尔·西尔伯鲍尔的维也纳巡警被认出是当年的盖世太保小队长，就是他在1944年逮捕了弗兰克一家。西尔伯鲍尔申辩说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他被暂令停职，但是，后来又撤销了对他隐瞒个人历史的指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荷兰担任纳粹警察头目的前党卫军中将威廉·哈斯特以及他的两个前副官于1966年1月在慕尼黑被捕。法庭指控正是在他们三人的指挥下，将近十万荷兰犹太人被投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弗兰克便是其中的受害人之一。一年后受审时，前党卫军少校威廉·措普夫供述按惯例党卫军每抓到一个犹太人便给提供情报者5荷兰盾①的奖赏，弗兰克一家的出卖者(很可能是库房的一个工人)得到的是出卖“秘密后屋”里八个人的奖赏。德国法庭判处哈斯特十五年监禁，他的两个同案犯分别判处九年和五年监禁。

安妮·弗兰克的愿望是“我希望即便自己死后仍然继续活着”。她的这一愿望实现了。如今，坐落在普林森运河大街上、弗兰克一家藏身二十五个月的那栋房子由“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照管，它被保留起来作为对安妮·弗兰克的纪念。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参观访问。“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还放眼未来，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更好地互相了解。为此，它创办了“国际青少年中心”，作为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并且在这里就广泛的国际性问题举办讲座、研讨班和会议。

阿姆斯特丹的蒙特索里儿童学校现已更名为安妮·弗兰克小学。在德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的纪念碑或纪念馆，以补偿贝尔森集中营里她那没有标志的坟墓。然而最值得欣慰的是，她的日记保存了下来。恩斯特·施纳贝尔写道：“数百万人被压制而有口难言，但是她的声音却留存下来，这个声音并不比孩子哨悄的话语声更响……可是它却比那些杀人凶手的喊叫声响得更持久，它回荡在时间的声音之上。”

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而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

《安妮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