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非典危机、97金融风暴、南斯拉夫解体的幕后角逐;全景描述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的风云突变,细致揭露大国秘密情报部门私底下的暗黑厮杀和全球控制手段。
什么是世界的真相?
所谓的“真相”,就是少数国家对世界进程的绝对控制和暗黑厮杀!非典危机、97金融风暴、南斯拉夫解体、《2012》的惊悚……这一切背后都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俞飞龙编著的俞飞龙编著的《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大国潜政治的暗黑厮杀》以一个前CIA特工迈克尔的经历,描述了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发生的各类大事:东欧崩溃、东南亚金融危机、98年印尼对华人的大屠杀、911背后的玄机、发生在中国的疫情、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展示了大国暗黑政治的激烈角逐以及残酷无情。
迈克尔,真名不详,前CIA秘密特工。他参与了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发生的各类大事:东欧崩溃、东南亚金融危机、98年印尼对华人的大屠杀、911背后的玄机、发生在中国的疫情、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俞飞龙编著的《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大国潜政治的暗黑厮杀》以迈克尔的经历,细数了这些事件背后的惊人秘密……
1
有关我的故事,也许该从我的姐姐琼斯讲起。
虽然她只比我大三岁,却称得上是我人生的领路人。我一直——这不是个笑话——很崇拜她。在我眼里,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美丽、勤奋、博学、亲切,最主要的是,她爱我。
琼斯从小就是个天才,18岁那年,她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著名设计公司,办公地址就在世贸北塔的56层。在那里,因为勤奋和聪明,她获得了连续升迁。基于这个缘故,我大学毕业后也去了纽约,妈妈这样告诉我:呶,小子,还是去找你姐姐吧,她能把纽约变成你的天堂。
我把几件衣服和妈妈亲手给姐姐做的意大利面包往牛仔背包中一塞,就跳上了直达纽约的长途车。斜躺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对未来还真没什么打算和奢望,只是为能很快到达纽约而感到高兴,那是我姐姐工作的地方,要知道,我们已经快两年没见面了。
妈妈说得没错,找姐姐介绍工作固然不符合美国人的习惯,却适合琼斯。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就获知,已有几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在等着我,有跨国贸易公司,有新兴网络公司,还有医药企业驻外代表。我对最后一个工作很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喜欢东方文化,渴望有一天能去中国或印度工作几年。在我表达了自己对东方文化颇有兴趣和研究,愿意去东方国家工作这个意愿后,一直陪在一旁没吭声的小史迪威(这家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张长得过分夸张的大嘴)突然开口了:“嗨,我说,你还有另外的机会可供选择,敢接受挑战吗?”
这个为我们充当了一整个下午司机角色的大嘴男能提供什么更富有挑战性的机会?去土星殖民吗?我困惑地把头转向姐姐,发现琼斯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我能看出,这个笑除了亲切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啊,等等,让我为这个微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容词,嗯哼,找到了,是神秘,没错,琼斯当时的微笑里还有些神秘的成分。
“迈克,你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都忘了向你介绍默默为咱们服务了半天的司机先生,莫利·史迪威,周围人都叫他小史迪威。”姐姐的手很自然地搭在了那个可恶的大嘴男结实的肩膀上,有些顽皮地歪着头(女生一高兴,就爱歪着头说话,这很古怪,也是一个我至今都没有琢磨出原因的观察成果)对我说,“他是我大学时的师兄,你未来的姐夫大人。”
这个大嘴男竟敢泡我老姐?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适的愠怒。
大嘴男似乎没注意到我细微的神情变化,实际上,姐姐刚一说完,他就面有得色地乘机向我伸出了手。“你也可以叫我小史迪威,我习惯了这个叫法,不会介意的。”
小史迪威所说的另一个选择,的确充满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冒险激情(不知道这样翻译是否准确)。原来,他是中情局一位职位不低的官员,工作地点就在姐姐旁边——世贸大厦的副楼,表面上,他工作的机构隶属国防部,但实际上却是中情局的一个分支。
“如果你热爱充满未知、冒险的生活,你可以考虑来CIA。最近,我们的亚洲事务部需要增加一些人手,我们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参与我们伟大的事业。”
啊哈!刚一见面就把我列为了信得过的人,看来这家伙对我老姐已是相当地着迷,不过,我更喜欢大嘴男向我扔出的重磅炸弹——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而言,它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虽然我此前从未幻想过去干特工——在我眼里,那是007干的事,该由最有潜质的演员去表现。
很快,大嘴男,不,俨然老牌特工的小史迪威,给我拿回了一大堆资料。有各种履历表、心理测试题和空缺职位介绍。心理测试小史迪威不客气地代劳了,对付这个他比我在行,我要费心思考的是选择什么职位,这太复杂了,我翻看着那堆资料,什么机要组、调查组、测评组、行动组、机动组、通讯组、资讯组、会务组,介绍得十分详细繁复,让人不免眼花缭乱。
我翻来覆去地比较,最后选择了行动组——一个时刻准备为不确定性任务全球出击的部门。
有小史迪威的帮助,我很顺利地通过了初审和笔试,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难最关键的一道关口——面试。
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史迪威又准时笑眯眯地出现了,仿佛不经意地和我聊起了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竞争这个职位?
我答,这个职位充满了冒险,我很喜欢。
小史迪威纠正道,不,你应该说,这是一个能给我的生命带来荣誉和使命的职位,我喜欢为祖国而战的感觉,也酷爱冒险。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熟悉东方文化?
我答,这样才能和他们尽快拉近距离,展开工作。
小史迪威再次纠正,不,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在实际接触时,才能洞察到他们言行的真实含义。
第三个问题,一个屋子,门外有三个开关,分别连着门里的三盏电灯,如果不借助任何工具,你能用什么方法,使自己进屋后能迅速判断出哪个开关连着哪盏灯(这个问题最近十年流传得已很广)?
我答,打开一个开关,让电灯亮的时间超过它的寿命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进屋,这样,亮着的电灯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因为灯丝断裂而发黑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不亮也不发黑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三个开关。
小史迪威继续纠正,不不,也许更简洁的方法是这样,打开第一个开关一段时间,比如十分钟后,再打开第二个开关,然后迅速进屋,没亮的电灯连着第三个开关;亮着,且用手触感灯泡最热的,连着的是第一个开关;亮着、不发烫的灯泡,连着的是第二个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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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
坐在阳台上,一支烟,两支烟……虽然我的视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楼房,楼房,以及楼房尽头绿意葱茏的小山,但我握烟的手仍止不住一阵阵微微颤抖,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刚才见到的一切。我宁愿什么都没看到,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已打开了它,也已逐字逐句读完,并立即产生了一种被大当量导弹击中的窒息感——我确信,一个重大的事件,也许足以震惊世界的事件,正在意外降临我的生活。
一刻钟前,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电邮,这封来自美国东部的中文电邮,有着难以置信的内容,发信人是曾与我朝夕相处、后来我又发誓此生不再去提起的迈克尔,一个号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旅游者。2002年6月,我曾作为历史专家,陪同翻译和他走了大半个中国。
和所有“国际型”美国人一样,迈克尔看上去热情、健谈,不拘小节,喜欢争论、装酷。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在新疆、广东游玩期间,我发现他还有着另外一些捉摸不透的性格,比如突然变得阴冷,或者焦躁,有几次居然把我们扔在宾馆,自己独自出去“游山玩水”,几天不见人影。这些奇怪的,事后也没有得到额外解释的举动,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有着更为神秘的身份。
但是,他是老板特别关照要礼貌招待的客人,所以我和翻译虽然有些狐疑,也装着视而不见,倒是他自己最后忍不住——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我们几个月的相处,确实结下了让他感动的友谊——用一种无法作为证据的方式显露自己其实有着另外的特殊身份。
某天,确切地说是2002年10月中旬,在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那个傍晚,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做告别聚餐的时候,他不由分说、以命令的口气要我和翻译尽快离开广州。翻译本来就是北京人,当然会回去,彼时,也恰好有朋友邀请我去北方发展,我已为这个提议犹豫了好几个月,于是也鬼使神差地听从了他的劝告,去了北方。
半个月后,是的,仅仅只是半个月后,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足以让人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广州蔓延……记得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刚在新单位办完入职手续,完全惊呆了,迈克尔那番明显充满画外音的话,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这段话实在太特别了,乃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有些事情,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而是,它必须发生。卡(注:为方便旅途交流我特意取的英文名),相信我,你和罗斯(注:翻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非常的糟糕。我与你们相处这几个月,我已在心里把你们当作了我很好的朋友,这迫使我离开前必须对你们说这些话。相信我,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朋友,我的劝告没有恶意。” 迈克尔说这番话时,脸上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严肃,也许,还有隐约的内疚,乃至惶恐,这让他本来英俊的脸看上去有些古怪,让人本能地感到这番话不同寻常,至少,我脊背当时就突然变得凉飕飕的。
在证实广州确实发生了疫情,并正在扩大之后,我本能地觉得,“热爱中国文化的游客”迈克尔,一定与这次突然发生的疫情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真是一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感觉。我甚至打长途和担任翻译工作的罗斯商量,是不是把迈克尔临别时那个不寻常的细节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以对查找这种病毒的来源有所帮助,但在仔细分析了有关这种病毒的内部报道后,我和罗斯都犹豫了——显然很多人都不希望把这件事和任何阴谋,尤其是他国阴谋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除了那番抒情味道很浓的话外,我俩都没从迈克尔身上发现其他可以作为证据的破绽……看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沉默,并把迈克尔拉入黑名单。
没想到,七年之后,他竟会再次主动给我来信,不但坦承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甚至还围绕这一身份爆出了一系列可能震撼世界的惊天秘闻。从行文看,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很跳跃,在急促中一次挥就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与迈克尔文中所述的处境吻合一因为与CIA分道扬镳,他最近这些年一直处境微妙,不得不东躲西藏。
卡,还记得我这个朋友吗?(邮件名,以下是邮件正文)
亲爱的卡:
我的喜欢忧郁和怀疑的朋友,你还好吗?
我确信你还记得我,也许在你眼里我很特别,很可疑,我一直记得七年前,你偶尔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我想我知道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看上去像一个特工?对吗?
你的猜测其实完全正确,当时,我确实在为CIA服务,但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也许是他们最急于忘记的人之一,我确信,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有天我会像威廉·班尼特那样意外死亡。
知道威廉·班尼特吗?那个退役的陆军中校,他是在作战地图上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画圈的情报专家,最近几天他成了名人,整个世界都在议论他的死亡。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依然处在无比的恐惧中,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恐惧,因为那天我恰好在谋杀现场——威廉-班尼特是在赶来和我见面的途中遭遇不幸的。
被谋杀,也许对威廉·班尼特,或者我而言,并不算是意外,但因为赴我的约而搭上他妻子的命,给我带来了新的内疚。
我急着从纽约赶去弗吉尼亚的劳登郡与处于隐居状态的威廉·班尼特见面,在于新年过后,我们都听到过去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个传说,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以前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为了忘记的需要,那些曾参与针对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特别行动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消失,这些人中,威廉-班尼特、小史迪威和我据说上了被要求“定点清除”的黑名单,原因是我们仨都拒绝与CIA继续合作:威廉·班尼特已决意金盆洗手,远走他乡,不再听命于组织;小史迪威和我更严重,虽然我们至今都对以前执行过的任务守口如瓶,却先后背离了组织,成了“真相调查委员会”的骨干成员。如果你看过那部关于“9·11真相”的录像,或者成沓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伊拉克虐俘照片,你就该对我们的工作有印象。我急着赶去和威廉·班尼特见面,是希望劝说他从隐居的地方站出来,说出他经历的真相,这是我们“拯救美国”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所有善良的美国国民都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是谁在欺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欺骗他们,以及为什么欺骗他们。可是,也许这是上帝导演的一部电影,我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该死的通用),被人抢先了一步。
因为我的姐姐在“9·11”不幸遇难,我本人曾对本·拉登怀有刻骨仇恨,并发誓复仇,这一经历和态度,使我获得了CIA的信任,并得到了我视为荣誉之战的“中国之行”。完成任务归国后不久,我的同事兼好友,同时也是我姐姐生前恋人的小史迪威从阿富汗归来,并带给我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在阿富汗一个偏僻的、专门供美国驻外高级军官疗养的地方,看到了我们的共同仇人——本·拉登,在那里,他不是价值5000万美金的通缉犯,竟是一个可以在病后享受高级待遇的客人。
我的上帝!是小史迪威疯了,还是本·拉登疯了?我俩仔细推演了他见到本·拉登,包括在疗养院期间的所有细节,最后一致同意,不是小史迪威疯了,更不是本·拉登疯了,而可能是:美国疯了。小史迪威甚至认为,我视为骄傲的“中国之行”,其实可能正是美国牵制中国,为武力进攻伊拉克减小阻力和障碍所耍的一个手腕。而被我一路暗中跟踪、疑似“基地组织”成员的人,可能并不是我的敌人,反而是我的“伙伴”!!!
随后发生的事实,让我不得不相信小史迪威的判断很有道理,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疫情,并自顾不暇之际,盟军攻击伊拉克的战斗打响了,日本(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情报机构派员暗中参与了我的“中国之行”)如愿以偿得到了被许诺的果实——合法出兵海外。
在盟军战斗打响伊拉克战争的头一天,小史迪威和我也同时离开了CIA,开始主动接近由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亨特教授领导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人生就是这样荒诞,我记得一年前,我还曾在“9·11”废墟前,与他领导下的几个执着的,向路人举着“我们要真相”、“美国被阴谋击中”等牌子的自愿者差点发生肢体冲突。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偏执狂、阴谋论嗜好者、躲在阴暗角落里撕咬美国墙角的臭虫,不值得被人们尊重。
亨特教授因为针对“9·11”所作的不合时宜的演讲,已令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好在他并不在乎,而是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继续那在旁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拯救美国”的事业。在放弃了偏见之后,我和小史迪威都惊异地发现:“9·11”是一个阴谋的痕迹实在太过明显了!亨特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很多证据,且不说双子塔下地下室化成钢水的钢筋和奇怪的爆炸声,也不去讨论五角大楼那个看不到巨大的机翼痕迹的洞,单是双子塔倒塌的速度(这是无法作假、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个速度几乎是一种自由落体速度——“9·11”事件的真相就完全值得追究了。
如果“9·11”真相真像亨特教授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阴谋策划者究竟要干什么?如果“9·11”是一个阴谋,那么,很显然,这些邪恶的策划者,在实质领导着这个国家,美国将被他们带向何方?他们究竟想从诸如此类的阴谋中得到什么?
当我完全站在了亨特教授一边,试图与外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美国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不能理解、也无法走进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块无法消化的牛排,没有媒体愿意刊载亨特教授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那些“公正”、“客观”的编辑、记者先生们,往往在我话还没说完,就极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先生,很抱歉,我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多少人向我谈起过类似的观点,而我只想告诉你,回家去,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想这个建议对你很有用。”
我,一个接受了这个国家最严格的心理训练,有过良好职业纪录的人,竟被那些成天坐在办公室吹冷风、可能只会摸键盘的浑球说成是一个心理异样者,一个因为抑郁而需要治疗的病人,这是谁的悲哀?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依然正常的“美国”所做出的“正常判断”。于是,我们只好尽可能地把手里的一些资料录制成录像,放到网上。
威廉·班尼特的突然死亡,使我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大增,这促使我必须去做一件事,记录下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并把它交给一个妥当的人。卡,这个人只能是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曾扬扬得意地在你的国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因此,我也必须以一种方式来忏悔,我恳求你能尽快把这些向外公布。我会抓紧时间把七年前我的中国之行的内幕写出来。因为现实因素,我的写作可能是间断的,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如果这种间断超过了十天,我想这最大的可能是意味着,我已经被作为社会病毒清除。这没什么,还记得我说的“有些事,不是你能阻止,也不是我能阻止的,而是,它必须发生”吗?今天它同样适用于我。对于此生,我只有意外,没有遗言,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这些记录当作我的遗言。 你的朋友
迈克尔
×月/××日/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