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1953-1964上中下政治顶峰)》作者谢尔盖·赫鲁晓夫按照时间顺序描绘了赫鲁晓夫执政十年国家生活的宏伟画面：激进的经济改革；文化、科学、教育中大刀阔斧的变革；人所共知的胜利以及令人遗憾的失误；内政斗争和“铁幕”的开始破除，成千上万无辜流放者从斯大林集中营归来……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作者将自己的回忆和档案史料有机结合，展现出一幅苏联20世纪中期栩栩如生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画卷。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成为权力中心，从1953年到1964年，执政苏联11载。在这十余年中，赫鲁晓夫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锐意改革；东部垦荒，种植玉米，实施农产品采购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开放克里姆林宫，释放政治犯，秘密召开震惊世界的苏共“二十大”，实施去斯大林化：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成绩与失误并存，这些丰富的政治场景和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的变革交融在一起，再现人所共知的胜利以及令人遗憾的失误。《赫鲁晓夫(1953-1964上中下政治顶峰)》系谢尔盖·赫鲁晓夫所撰“父亲三部曲”最后一部，作者将自己的回忆和档案史料有机结合，展现出一幅苏联20世纪中期栩栩如生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画卷。

关于“父亲三部曲”的写作过程

引 子

第一编 开端

开端之开端

前往莫斯科

重返乌克兰

战后乌克兰

是谁解放了基辅?又是如何解放的

战后的忙碌

重返莫斯科

在斯大林的餐桌旁

如何解决莫斯科人的吃饭问题

玉米，开端

青贮料和榴莲什么味儿

城乡差别

以工厂流水线的方式建造住宅

第二编 起步(1953—1956)

1953年

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葬礼

朋友和邻居

拉夫连季·贝利亚的114天

要闻日志

拉夫连季·贝利亚的，4天(结尾

六十年后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新的任命

与粮食有关的操心事

要闻日志

九月全会

关于改革和改革家

要闻日志

1954年

垦荒

再谈荒地

阿尔扎马斯，博布鲁伊斯克，克里木 2，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应当害怕核战争吗

控制论

要闻日志

赴垦区检查

价廉的面包

白色的金子

解冻

要闻日志

全国住宅化

1955年

马歇尔·麦克达菲

免去马林科夫职务

新任政府首脑

均势还是必要的充足

不单靠面包和土豆

《寻觅火柴》

文化部长尼·亚·米哈伊洛夫

要闻日志

最后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

亲爱的铁托同志

我年满二十

值得用钞票生炉子吗

莫斯科的十字路口

莫斯科的环城公路

克里木的儿轨电车

并未获得专利的发明

斯大林的利瓦季亚

美国农场主罗斯威尔·加斯特

“当它拥有普通食品时，就不需要黄金……”

在加斯特家做客

草场散发出干草的气息

多多盖房，建筑装饰从简

第三编 上升

1956年

反思

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

代表大会前的检阅

“秘密报告”

公开的秘密

平反昭雪

“把斯大林还给我们”

从华沙到北京

是功还是过

谎言就得是荒诞不经……

“裴多菲综合症”

要黄油，不要大炮

从“西伯利亚牌”到“萨拉托夫牌”

核动力学

图波列夫院士和库尔恰托夫院士

俄罗斯联邦中央局

李森科院士

要闻日志

纪念活动泛滥成灾

有学问的小暴君的仆从之死

要闻日志

环绕欧洲

要闻日志

垦荒地的收成

棉花与棉农

粮食：供人食用还是喂猪

玉米向北方发展

“不仅仅是为了面包……”

肖斯塔科维奇的纪念会

新的剧院

鸠山一郎和对日和平条约

列宁奖金

要闻日志

谁“埋葬”谁

电视采访

亨利·夏皮罗、马尔温·卡尔布，等等

“诚实的五年计划”

朱可夫的第四颗金星

权力走廊

伊朗的国王，英国的伊丽莎白和比利时的伊丽莎白

预先的结论

1957年

《一个人的遭遇》

对匈牙利的闪电式访问

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

要闻日志

从纵向管理到横向管理

没有部委的政府、人员与职务

谈点历史

国民经济委员会逐渐成形

丰收奖

父亲的“独断专行”

垦荒金星奖章

分裂

谢苗诺夫卡野餐会

赶上美国

证据与伪证

婚礼

前夜

始于6月18日，星期二

6月22日，星期六，一切均告结束

是朱可夫元帅还是……波拿巴将军

拉夫连季耶夫院士、科学城和科学委员会

科罗廖夫的诺贝尔

飞吧鸽子，飞吧……

再谈住房

米哈伊尔·杰维亚塔耶夫

“以我的名义……”

要闻日志

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一个七年计划

谢苗诺夫院士和全国化学化

又遇旱灾

国家是谁?……

基里琴科、格列奇科元帅和草帽

1958年

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交由农民支配

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

奶牛场还是宅旁院落

“个人崇拜”

在沙皇制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谁不是天才

要闻日志

范克菜本

“共青团这批人”

世界博览会

保罗·罗伯逊和赛勒斯·伊顿

要闻日志

住宅合作社

世界建筑师代表大会

无需过分和装饰

全面燃气化

权力归人民

学校与生活

癌症、斯巴达克和帕斯捷尔纳克

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

要闻日志

基里琴科、米高扬、伊格纳托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变化

刑法典

中央全会还是生产会议

赫鲁晓夫的第一个五年

第四编重新部署(1959—1961)

1959年

异想天开

七年计划

出路何在

人民的司法

在利瓦季亚过生日

要闻日志

达格·哈马舍尔德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皮聪达海角

要闻日志

关于送礼的有害做法

《消息报》晚刊

编辑组

来自奥斯坦基诺的电视

科学院

戈利丹斯基院士讲的一则笑话

涅斯梅亚诺夫的鱼子

优待

工龄补贴与北方津贴

利瓦·霍拉姆与通用汽车公司

要闻日志

鳞翅目还是普通蝴蝶

经济互助委员会

首届莫斯科电影节

要闻日志

为劳动忘我精神

铁米尔套与《战舰波将金号》

国家安全

1960年

一切都好，然而……

在尼赫鲁和戴高乐那里做客

“友好输油管道”

要闻日志

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希特

要闻日志

新阿尔巴特、“布拉格餐厅”及其他……

科兹洛夫和米高扬

猎取野猪

从戴维营到车里雅宾斯克

无税预算

第一位苏联社会学家

价格+利润：改革

大伏尔加河上的“火箭”

炼钢中的新事物

发明与发明家

参观廖里赫父子等人的画展

要闻日志

又一次谢苗诺夫斯科耶会晤

要闻日志

伏尔加河——里海

为何我国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业部

再谈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1961年

新芦布

只要亲自照料不到……

科兹洛夫“当家”

法比申科和罗科托夫

科兹洛夫“当家”

要闻日志

“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家事

共产主义

重提斯大林

人人均应有任期……

科兹洛夫耍弄花招

可怕的两驾马车

要闻日志

一堂“外交课”

瓦希商路运河

往后怎么生活

第五编向改革转变(1962—1964)

1962年

在明斯克的讲话

如何装满粮仓

用生产管理局取代区党委

要闻日志

微电子学的曙光

从统一水平价格到新切尔卡斯克悲剧

信誉

日常连轴转

来自阿什哈巴德的账单

与查希尔国王一起度假

利别尔曼，赫鲁晓夫，扎夏德科

向地区进一步放权和指靠年轻人

破釜沉舟

超级大国的包袱

“图书珍宝岛”

赫鲁晓夫宪法

要闻日志

“南斯拉夫模式”

各界生活状况

问题，问题，问题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伊利乔夫和马涅日风波

1963年

新年伊始，父亲一切如常

经济学中的数学

为冬令餐桌提供新鲜菜蔬

五年里搞成了什么“化学试验?”

“五层赫鲁晓夫楼时代”的终结

要闻日志

“纵向”与“横向”之间的对决

万一……可怎么办

尘暴

从化学到农业化学 ，

奥维尔·弗里曼和美国产鸡肉

“国营农场始终未向本场工人供应鲜肉和牛奶”

水利灌溉与水稻种植 ，

用西红柿和过磷酸钙取代火箭简和光气

“时代不同了”

东风……

约翰-加尔布雷思

“一模一样，只是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旅游者和国门钥匙

判罪还是奖赏

要闻日志

“该做出决定的时刻”

1964年

最后一个新年

这还不是阴谋……

要闻日志

要闻日志

莫斯科的路灯为谁照明

要闻日志

“斯堪的纳维亚奇迹”

“让我们把科学院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谁拥有科学，谁就拥有未来”

八年制学校

用saeЦ替换3αЯЦ

“笼统地说谁都管，具体地说谁都不管……”

退休金，工资，双休日

“我们现在无需卡得更紧……”

为什么是一个党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离经叛道”

命中注定的王车易位

要闻日志

一切权力归经理

1964年7月24日，对未来的估算

告别……

巴拉耶夫同纳里瓦伊科继续争论

1964年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要闻日志

西伯利亚大石油

安东宁·诺沃提尼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里哈德·佐尔格，瓦西里·波里克，弗里茨·施梅克尔

要闻日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军队

要闻日志

我们夸夸其谈，而自己却做不到

加柳科夫给我来电话……

十月度假

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局

赫鲁晓夫之后

尾声

结语

前往莫斯科

时光荏苒，父亲当工程师的梦想却丝毫未减，只是梦想成真的时间却一拖再拖。1929年父亲到了关键时刻，他年满35岁，按照当时的法律，超过这个年龄，高等学校即不予录取。父亲决定采取行动。他前往哈尔科夫，设法求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恳求让他去莫斯科上学，而且是推荐他去工业学院。

尽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推荐，父亲在莫斯科工业学院还是遭到了冷遇，理由是他“担任经济领导工作的资历”不足，建议他去上党中央马列主义进修班。父亲在回忆录中说道：“您上那儿去吧，这个学院是给管理人员和厂长办的。”学院招收的是管理部门负责人、革命后当上厂长的工人。要求他们务必突击掌握知识，成为职业经理人。父亲从事的是党的工作，可以暂缓一步。可是他已经作出决定，他当时的个性也很强。“我只得去麻烦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请中央帮帮我。卡冈诺维奇当时任中央书记。我如愿以偿，卡冈诺维奇帮了忙，于是我就成了工业学院的学员。”父亲感到很自豪。

父亲进了工业学院，但要说胜利还言之过早，又是他的天性害了他：’积极，有一种什么事情都爱掺和、想当头头的癖好。父亲成了学院党委书记，一头扎进了同斯大林的反对派的斗争中，哪儿还顾得上学业?不过他倒是竭尽全力，可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把次要的扔掉了。什么是次要的，由父亲自己决定，毫不犹豫地把外语也算作生活中没有实际意义的科目。外语这玩意儿谁用得着，什么时候用得着?

1989年4月，正值父亲90周年诞辰(正好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被遗忘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可以安全地提说赫鲁晓夫了)，在电影宫举办了纪念赫鲁晓夫晚会。主办者找来了仍然健在的见证人，其中也有阿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费多罗丽。她曾在工业学院教授英语，说得委婉一点，她并没有因父亲的“成绩”感到异常高兴。她很幽默地讲到自己的学生。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把字母表背了下来，可她又下不了狠心给父亲打两分，毕竟是学院党委书记嘛。校长办公室来了个独辟蹊径：干脆把英语从毕业证的附页中划掉。

凡是父亲认为重要的科目，如数学、物理、制图，他的成绩都不错，甚至优秀。然而没有让他完成学业，中途就抽调出来同斯大林的反对派作斗争。当时党员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父亲先后担任莫斯科鲍曼区和红普列斯尼亚区的党委书记。

于是他只得告别拿到工程师证书的梦想，去上另外的大学。他在莫斯科党的仕途上步步高升，从区党委书记做到莫斯科市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不断地向生活中相遇的人学习知识。在鲍曼区，父亲结识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同这位生性固执的学者打交道，别提有多难了!当时要求父亲保证在区内工厂生产轰炸机。他前往无线电街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同人们见面认识。图波列夫一上来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我只管设计飞行器，至于您往上面挂什么，挂女人的裙子、机枪还是炸弹，与我无关。”图波列夫这是在耍滑头，想考验考验父亲。父亲经受了这个考验，同图波列夫找到了共同语言。好像是TB-3型轰炸机如期交货。两人从此友好相处直至终老。

然后是修建莫斯科地下铁道。斯大林让当时已是卡冈诺维奇副手、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父亲负责修建工作，大概是因为他原来当过矿工吧。虽说在煤矿上当钳工和在莫斯科的流沙上修建隧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父亲喜欢讲述他当初如何在工地上度过日日夜夜，每天早上步行经过地铁隧道去莫斯科市委上班，晚上又原路返回家中。当时人人都为自动扶梯的问题殚精竭虑。如今自动扶梯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1930年代初期，可是为自动扶梯打了一场硬仗。包括工程负责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罗捷尔特在内的许多资深工程师，都主张用电梯将乘客从地面运送至站台，如同伦敦地铁一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工程师马科夫斯基认为使用电梯的主意是不明智的，建议订购德国的自动扶梯。这种自动扶梯刚刚开始出现，在罗捷尔特眼里，那简直就是怪物。  马科夫斯基绕开罗捷尔特，寻求父亲的支持。父亲接见了他，经过详细询问，对此深信不疑，站到了马科夫斯基一边。罗捷尔特大发雷霆：毛头小伙子和这个“大老粗”管不着他。便找卡冈诺维奇告状。卡冈诺维奇一时不知所措：“应当找政治局，找斯大林(斯大林曾断言莫斯科地铁应当如何修建)，而罗捷尔特表示反对，斯大林也可能不支持我们(赫鲁晓夫和马科夫斯基)。”

父亲坚持己见。斯大林站在他和马科夫斯基一边。如若不是父亲的直觉，那就谁也不会知道马科夫斯基的建议，地铁就会多年都没有自动扶梯。当然，自动扶梯早晚会有的，可是常言说得好，贵在雪中送炭。

父亲还设法采纳了马科夫斯基的另一条建议：不再采用露天掘壕的德国方式建造地铁，而是像伦敦那样借助所谓掩护支架、大口径隧洞全断面掘进机来铺设隧道。采取这样的施工方式，开掘后留下的几乎就是现成的隧道了，然后再用铸铁弧形拼板加固墙面。如今到处都使用这样的建造方式，可当初很少有人支持马科夫斯基的新办法。父亲只得为此而战斗。

父亲并非只管地铁，城市还面临许多其他的大事小情。1932年，据父亲说：“……莫斯科闹饥荒，我作为党委第二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去探讨让工人阶级吃饱的办法。”

……

P28-30

关于“父亲三部曲”的写作过程

《改革家》是“父亲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逻辑上它是第一部，但就写作的年代而言便是最后一部了。其中有着自己的逻辑。

第一本书《国家级养老金领取者》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这是名副其实的回忆录，讲述了我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一生中的最后七年，他所经历的政治监禁、回忆录写作、去世和葬礼。当时我很想一吐为快，讲一讲不久前还是禁止提及的话题。

我突然发现，我居然成功了。原先我除了学术报告和公务汇报外，什么也没有写过，可这次一下子就出一本书，一下子就成功了。此书已译成英文、中文、德文、日文、朝鲜文、挪威文、荷兰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在有些国家成为畅销书。

《国家级养老金领取者》的增补第二版于2001年由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改用了一个与内容不大相称的书名——《赫鲁晓夫》。

在此书成功的鼓舞下，我又着手写一本新书，不仅讲父亲和他的事业，也讲我自己，讲我的那些搞导弹的同事。回忆录逐渐扩展成为详细的叙述，讲到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形成，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他的国家安全构想，他同设计师和科学家、同将军和海军将领、同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新书卷帙浩繁，七百多页，回忆录和历史研究各占一半。在写作过程中，我自己对于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豁然开朗，事件具有了相互依存关系，摆出了逻辑链条。我愈来愈觉得自己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而是成了历史学者，研究超级大国的历史学者。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呢?

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不过是宣传上的神话而已。有些人则认为超级大国地位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的斯大林①执政时期。对第一种看法无需争论：既然苏联不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冷战的历史就失去内容了。我对第二种看法则无法苟同。

1945年战胜希特勒，迫使我们的盟国、首先是美国正视苏联，正视斯大林，然而是在战争所划定的、于雅尔塔商定的苏军占领的地理空间之内。在这个地理空间之外，苏联的影响就等于零。斯大林试图改变让他感到恼火的力量配置，却徒劳无益，屡屡受挫。比方说，战争刚刚结束，斯大林就打算将苏军已经占领数年的伊朗、阿塞拜疆并人苏联版图，却事与愿违，美国施加压力，他只得撤出本国的军队。

斯大林也未能控制边境附近历史上属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律上却属于土耳其的领土。土耳其曾经同情和帮助希特勒，实际上对必遭损失已是忍气吞声，甚至将本国部队撤离边境。然而美国介入了，斯大林只好后退。

斯大林在西边也不走运。战争刚刚结束，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摇摆不定的西欧倾向莫斯科。共产党人在法国，特别是意大利，几乎已经掌权，他们进入政府，很少有人对他们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稳操胜券表示怀疑。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们的追随者保住权力。斯大林却不敢从中阻挠。

当年斯大林在巴尔干半岛未下决心援助希腊的起义者。他怕美国。起义被镇压下去。

斯大林试图冲出盟国划出的圆圈，借助武力冲出去。看来，他始终未能意识到，在新的核世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以骑兵攻击对付坦克楔形部队一样毫无意义。

1948年，斯大林宣布对盟国占领的西柏林实行封锁。他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粮食、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给，就无法坚持，就会投降，正如当初希特勒手下的保卢斯元帅在苏军围困下，在斯大林格勒举手投降一样。斯大林失算了，美国建立了空中桥梁，用飞机向柏林空投供应品，西柏林屹立不倒。斯大林只得认输，取消封锁。

最后，在斯大林赞同下发动的朝鲜战争以失败告终。

无论如何，斯大林治下的俄国是个强国，不过是地区强国，而不是超级大国。

父亲改弦更张。他一上来就摒弃了将战争作为加强苏联在世界的地位的做法，着手架设被斯大林烧毁的联结西方的桥梁，但与此同时，又不允许任何人损害本国的利益。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①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父亲和杜勒斯都清楚地意识到何处是这个边界，自己不越界，也不让对方越界。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反应适度、谈判中坚定不移和决策时具有清醒的实用主义。只要美国企图在苏联利益范围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父亲就分秒必争地作出回应。其结果是屡屡爆发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柏林危机，中东危机，远东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这是危险的战略，然而又是在同追求超级大国地位的对手相互对峙中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稍一放过，就会置身于不受重视的地位。危机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但也教会双方领导人协同动作，相互忍让，让他们懂得在新世界中共处的规则。苏美两国领导人以及西方和东方其他国家领导人逐渐相互磨合。世界不是马上、而是逐渐习惯于苏美两国的平等伙伴关系。

能否确定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具体时间呢?我认为可以。苏联是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化解时成为超级大国的。这场危机是历史上第一次向美国人表明，不仅其他国家易受伤害，而且美国也易受伤害，只要他们发动战争，就必定遭到报复。20世纪前半叶，美国在两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盾牌掩护下平安度过，他们像罗马人一样，置身于大斗兽场的看台上坐山观虎斗，注视着欧洲战场上的战斗，选择时机，狠狠地给其中的一方以致命的一击。甚至在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也毫无变化。1962年10月，美国突然意识到他们再也不是看客，而是同危险游戏的其他参与国平起平坐，成了潜在的牺牲品。这条新闻使普通美国人大惊失色，1962年之后，尽管中央情报局报告说美国在核潜力方面遥遥领先，他们已经不敢认为苏联同美国相差悬殊了。正好在那个时候，美国的社会舆论才承认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三十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他们又取消了俄罗斯的超级大国称号。

新书第一版于1994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出版，正值父亲百年诞辰，书名起得不是很好：《尼基塔·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有人联想到导弹工艺的极化，有人则联想到唯一记住的危机即加勒比海危机。再版时我进行了修订，更名为《超级大国的崛起》。由时代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并于2003年出了增补第三版。除俄罗斯外，该书还在美国、中国和德国出版。

不能不指出，2002年档案学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佩日科夫和亚历山大·达尼洛夫借用了“导弹与危机”作为他们关于战后斯大林时期的一本书的书名。这不仅不道德，而且实际上也不准确，我上面已经提到。

2000年我着手写关于父亲的第三本书《改革家》。其实我早已在构思，却总是顾不上。始于1990年代的俄罗斯变革当时在我的脑子里甚至也遮盖了赫鲁晓夫时代。雾气渐渐消散，盖达尔改革的“建设性”愈来愈暴露无遗。我失去了对盖达尔改革的兴趣，又返回“自己”那个俄罗斯历史时期。

在我之前，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在出版关于父亲的大部分书籍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对他的改革感兴趣的人为数不多。那是在人家的国家进行的人家的改革。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始终是个国际舞台上的危险对手，至于他是如何努力提高苏联经济的效率，改造农业，给人们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宅，始终不在美国人的兴趣范围之内。而在苏联，起初勃列日涅夫禁止谈论赫鲁晓夫，甚至禁止提他的名字。在苏维埃政权之后，俄罗斯人，包括历史学家，起初是无暇顾及历史，后来他们则热衷于所谓的“斯大林时代”。

关于父亲的俄国书籍屈指可数，顶多是像讲笑话一般地浅薄，往往是耸人听闻，胡编乱造。书的作者“吮吸着”现成的子虚乌有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学家”没有查档案的习惯。结果，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知识并没有超出笑话的范围。

这本新书和前几本一样，包括一定比例的个人回忆，然而我最初的构思是在书中复原1953—1964年这个时期，与其说是根据个人的记忆，不如说是根据档案材料，根据已经公布的文献、回忆录，而且往往是对父亲不怀好意的人的回忆录(这种人活到当代的比怀有善意者多)。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写的。逐年叙述改革经济和政权本身的尝试，父亲和装配式建筑的发明人、农业改革、玉米史诗，原原本本地叙述实际发生的事情，父亲和他的学者朋友，拉夫连季耶夫、谢苗诺夫等人，夺权斗争和围绕政权的阴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和其他许多人对我说来并不是象征和肖像，而是活生生的人。

那么，什么是赫鲁晓夫时代呢?很难回答。由于进行了1953～1958年的第一波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局部分权，划分成若干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展中出现了某种顶峰，1959年国家开始停滞不前。父亲用了三年(1959—1961年)的时间来寻求出路，从1962年开始，他设想了新的更加激进的改革。改革建立在三个擎天柱上：将生产者、工业和农业企业从自上而下的琐碎呵护下解放出来；将三者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结为国家部分利润提成，换言之就是纳税；在国家改组方面，归结为社会民主化，支配权由党流动到各级苏维埃。父亲实现意图的时间不够了，然而，在他1964年10月去职后所谓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中哪怕些微意图的实现，也足以证明父亲选择的道路之正确无误。

如果将赫鲁晓夫时代的优点和缺点汇总到一起，那么无论变革期间有多少代价和纠纷，父亲的改革还是效果显著。无论苏联的统计还是反苏的统计都表明：在20世纪，俄国人从未有过比“赫鲁晓夫十年”更好的生活。我不能断言当时人人都过得好，然而他们从未有过更好的日子。人的寿命也足以证明：1964—1965年人的寿命达到峰值，超过美国人的寿命，然后就开始下降。事实就是如此。然而，尽管事实俱在，父亲的改革即便在学术界，也不知为什么认为是不成功的。

父亲辞世二十年之后的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中国付诸实施的实际上就是父亲在苏联的未竟事业。而我国在经历了短暂的1964—1968年过渡时期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原因何在?我在本书中也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看来，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在1954—1965年达到高潮之后的衰落，并非历史上计划好的，并非不可避免。国家还可以继续往上发展，假如……假如取代父亲的领导人不终止改革，而是继续改革，继续朝着分权经济(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尊重规律的经济，朝着民主前进的话。然而他们宁愿选择“稳定”，陷入由来已久的俄国式消沉，陷入停滞，将上一代人的积蓄挥霍一空。清醒之后的酒醉状态是很可怕的，社会要求瞬间的变化，立即毁掉原先建成的一切。当然，人人都希望更好一些，然而……俄罗斯不知多少次碰到不幸的“然而”了……

数百年来，改革一反改革(或者停滞)的周期如同厄运一样同俄罗斯相伴相随。我们见证了最后一个周期，它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同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那个周期相比，只有细节上、主要是意识形态性质方面的差异。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被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稳定”、停滞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觉醒、不满情绪的涟漪和作为后果的革命和破坏。20世纪末新一轮“改革一反改革”周期给国家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1991—1993年的反革命，衰退，崩溃。

近年来，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通常将1917年事件、十月革命称之为反革命，而把1991年反革命称之为革命。这样掌权者听起来舒服一些。然而，如果不感情用事的话，革命在制度上是除旧布新，1917年就废除了私有制，而反革命则恢复了已被革命废除的社会中相互关系原则。

21世纪初，俄罗斯进入了又一个周期，她从反革命动荡的废墟中走出来，试着启动新的改革，将寡头奸商经济改造成高效经济，在社会的相互关系中采取民主原则。这里最要紧的是切勿重蹈覆辙。

弄清1953—1964这十年的种种波折，对我说来颇非易事。

我这个业余历史学者闯入了持有毕业证的历史学家警惕地守卫着的领地。他们对于外来者是毫不留情的。我也未能幸免，我碰到的不仅是不友善态度，而且还暗示我为自己父亲立传不够客观，且未经授权。有一本书甚至把我封为自我辩解史学的创始人。话说得尖刻，却不很客观。国务活动家子女和其他亲属的回忆录同其他任何史料一样地宝贵，而且其中的细节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是通篇胡编乱造的谢尔戈·贝利亚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或者安德烈·马林科夫那本十分官样文章的《回忆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如果认真阅读，其中也有不少有用的信息。任何历史都是由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解读构成的。亲情改变不了事实。解读就另当别论了，其中表现出每个作家和读者的个人主义。我常常反躬自问：我有多么客观?我想我并不客观，而且哪怕是最超脱的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癖好。谁的逻辑体系更有说服力，只有读者才能作出判断。

至于说到如何使用事实，那么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人的个性。有人毫无顾忌地把手伸向别人的口袋，另外一个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待历史也是如此：有的人毫不犹豫地悄悄把事实塞进去，有的人则对事实持崇敬的态度。我属于后者。

总的说来，历史科学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公正呢?很难回答。历史自古以来就与神话共存，过去和现在都往往以虚假叙述来偷换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取悦于当政者。请看两例。公元7世纪登上英国王位的都铎王朝，立刻改写英国历史，将他们之前的约克王朝说成恶魔，将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1453一1485)说成嗜杀成性的败类。此后数百年来都是如此。直到前不久，英国人才艰难地开始弄清真相。

在俄国，历史不止一次地修改和改写。1560年代伊凡雷帝在根据他的命令编撰的《皇室系谱》中，完全随心所欲、按照莫斯科维亚的意图来重新剪裁从基辅罗斯至弗拉基米尔罗斯的历史。

罗曼诺夫王朝和留里克王朝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1613年米哈伊尔登上俄国王位后，他们不仅重新倒腾了历史，而且严令禁止“外人”染指。历史不再是知识的源泉，而是成了政治工具。因此俄罗斯真正的历史学家屈指可数，他们是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19世纪后半叶之前，严令禁止在通俗易懂的刊物上登载历史文章，以免蛊惑人心。

斯大林同志以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这一代人的必读书)超过了都铎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他完全抹杀了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现实和事实，使整整一代人失去历史。

当代也有按照自己的看法创造新神话的爱好者。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有目的的神话制造没有赶上最好的时代，我希望，历史终将在俄罗斯获得真正科学地位的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

通晓真正的历史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未来将由往昔产生。我国未来的“质量”完全取决于我国历史的“质量”，取决于我国历史的完全相符性。历史人物，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已经逝去，父辈和祖辈对于如何书写他们、如何评判他们，已经无动于衷。我们作为他们最亲近的后人，不久也将跟随父母双亲而去。未来的一代，他们才真正关心不受歪曲的历史。他们要生活，而他们生活得如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往昔的理解。不断地改写历史，俄罗斯人的每个新一代在自己并不希望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挖掉自己生活的历史根系，一切从头再来。然而没有根系，那是怎样的生活啊?

我希望我的书会对人们有所帮助，希望可以让他们避免犯错误，哪怕起一点作用也好。

在准备出版三部曲时，我尽量删去重复的部分，但并未全部删掉，因为三本书中的每一本书不仅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也自成一体。从前写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和《国家级退休金领取者》，我又加上了当初成书时无法接触的材料。随着档案的不断开放，书中加上了新的内容，把那些从前仅凭记忆的事实弄得更加准确。可以对事件的先后顺序进行检查了。记忆中的日期全部乱套，只有查阅文献方可把年月日捋出个头绪。对某些事件的描述也可以搞得更加准确了。《退休金领取者》一书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堪称丑闻的谢米恰斯内去职，我原来是根据莫斯科纷纷扬扬的传闻写的。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于是我就将据实记述同“原来的版本”放到一起。耐人寻味的是，两者的差别主要在细节方面。凡有更改和补充，我都突出前几版缺少的段落。以便读者更好地弄清我写作中的复杂情况。

我想对所有帮助我写作本书的人表示感谢。首先是我的妻子瓦莲京娜．戈连科，她一遍又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没完没了的书稿，挑出差错，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尽心尽力。尤其要指出我的儿子(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无可估量的支持，他给我提供材料，自告奋勇与莫斯科的出版人安排出版事宜。特别要感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富尔先科院士，遗憾的是他已过世，感谢他在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方面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十分感谢我的朋友尤拉·潘诺夫，他随时随地提供帮助，尤其是在电脑操作和在浩如烟海的网站上寻找信息方面。如果没有时代出版社全体同人、尤其是阿拉。米哈伊洛夫娜·格拉特科娃和拉里莎·弗拉基米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始终如一的善意，我将一事无成。拉里莎·弗拉基米罗夫娜仔细校订原文，消灭差错，精益求精。我很感谢托马斯·沃特逊大学的艾米莉娅·约特卡和我的儿媳列诺奇卡，她们将书中照片一一编号，并将照片整旧如新。我要感谢这里提到的我的友人，感谢他们的支持、坚韧精神以及对作者及其劳动的赏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