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文性属火，烈度高，与杂文的文性相合，内蕴的特别之处得以充分发挥，所以惹人注目的文章多为这种顺性之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较为偏爱“高烈度”的杂文，早些年乐朋的作品在报刊上一露头，视线便立刻被虏了过去。

烈度高的文章读着过瘾。这是一种灵魂被强烈激荡产生出来的快感，它能使人的心底翻江倒海，把蓄积的能量释放出来，舒缓情绪。乐朋喜爱“高烈度”的酿制，作品中很难找到温暾的地方，在把读者一次次地带人酣畅淋漓的境地后，他自己的手艺也越来越精纯

请看由乐朋所著的《痛并乐着》。

《痛并乐着》收录了乐朋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杂文、随笔，分为“学海跬步”“史海冲浪”“世海烛影”“艺海荡桨”“海表指顾”等五辑，题材广泛，见解独特。作者不随俗、不从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为社会的改革和进步而不懈努力着、呼喊着。作者文笔老辣，颇具风骨，是当下杂文界中的佼佼者。

“高烈度”乐朋（代序）

学海泛舟

 批判有何不好

 早熟未必是福

 大学之大

 看不懂的哈佛大学

 知识不是工具

 质问与顾问

 “李约瑟难题”乱弹

 耶鲁大学的保守和开放

 门外谈造句

 孔子鲁迅异同论

 教授治校的前世今生

 牢狱绽放文明花

 偏激无他论

 文化繁荣畅想

史海冲浪

 续考贪官寿数

 白铁虽无辜，犹当铸赵构

 谁怕知识分子

 化不开的“天朝体制”情结

 近代史上的两种“国情”论

 自导的苦痛

 荷重的长城

 晚清史事札记（五则）

 关羽的悲剧和闹剧

 牛价鸡蛋

 太监三昧

 张之洞的奇谈怪论

 金莲癖略考

 厚今薄古论溯源

 服装和文化的革新

尘海问津

 天上星多月不明

 “一家两制”说

 专制荼毒与道德堕落

 “红楼”迷局

 无肠公子“留学”

 “耻辱碑”为谁而立？

 一个傻瓜与一百个敌人

 精英治国不宜倡导论

 官学一家亲

 冷对“工程”热

 博士独白与贪官家训

 浮夸生幻觉

 兴衰不由唱

 菜刀被管制了，别的刀呢？

 世袭不好

艺海荡桨

 何苦争演潘金莲

 “明星书”管窥

 “小异”不可小觑

 如此英雄，何立丰碑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沙发里的土豆”

 由俗而雅……

 施蛰存先生的器量

 苦中乐

 娱乐可以，愚弄不行

四海神游

 “成功综合征”

 “赖莎同志”姓什么？

 评乌代的文明观

 林肯式的勇气

 以国家的名义

 总统之“门”

 阿翁，你不可以叫人失望

 华裔奥巴马猜想

 双重标准下的苏联反贪困局

 点石成金

 高尔基的痛苦和厌恶

鸡蛋碰石头（后记）

早熟未必是福

春寒料峭时，暖房草莓就应市了，个儿大，色泽艳，惹人喜爱。10元一斤，买回家一尝，淡而无味。于是我悟到，用生长激素、反季节培育的早熟的瓜果，多半中看不中吃。

后在菜市买过一次黄鳝，又粗又肥，三条就有斤把重。我想，以这般大黄鳝红烧烹饪，味道一准好极了。可是端上桌一吃，方知上当。内行人告诉我说，如今市场上的甲鱼、黄鳝等特种水产品，差不多都是人工饲养的，有的甚至是靠喂养避孕药催肥速生的，闻之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从此对早熟的美味，退避三舍，不敢恭维。

被早熟调侃过两回的我，忽发奇想：人早熟会怎样？文化早熟又会怎样？当人早熟与文化早熟融为一体时，那会出现怎样的景况？

我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只好姑且存疑。但是，听了美籍博士黄全愈的一席话，便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黄先生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中学生屡获世界奥林匹克竞赛奖，美国中学生则很少获奖，但中国至今尚未培养出诺贝尔奖的人才，相反美国却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在起点领先却输在终点？

才浅识薄的我对黄博士的发问给不出圆满的答案。我所能回答的或许只有一句话：中国的孩子早熟，而早熟的孩子往往缺乏发展后劲。

中国孩子在智力开发中的早熟，有目共睹。1岁学认字，2岁做算术，3岁背唐诗，4岁读英语，诸如此类的早期教育现象，我们这里习以为常；中小学的教材很深，作业繁多，考试芜杂，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奥训班，使中国孩子在各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大显身手，金奖、银奖、铜奖，年年都是大包大揽，让中国的孩子及其家长、教师出足风头；就是外出留洋，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在美国高校的读书成绩，也总比那些洋字号的同学强些。我们的教育，也每每因此感到光荣和自豪！说中国的孩子智力早熟，大概是不错的。

只可惜，早熟未必是福。一如古人云，“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因为这种智力早熟，是在加量加压下开发的，忽视了悟性、创造力的培养；这种智力早熟，更忽视了非智力因素，如个性、独立性、百折不挠的毅力、标新立异的品格等等。孩子们处在这种教育体制、文化氛围下，习惯于墨守成规，重复书本，成为只擅长做“标准答案”的“标准人”。创造精神、创新能力，一天天地萎缩，发展的后劲，随着其早熟度的递增日渐衰减。

所以我想，中国孩子早熟，起点领先终点输，也许就输在过度的智力开发上，输在抹杀创造力的应试教育体制和“定于一尊”的文化环境上。我们的应试教育的弊病，把孩子当作知识的容器，搞拔苗助长，犹如对瓜果大量使用激素，只能导致孩子的早熟，而素质品位降低，创造力弱化。

今年适逢诺贝尔基金设立100周年。诺贝尔奖作为公认的最权威的世界大奖，代表了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文化，100年来已有30个国家的60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奖得主460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仅有6位，少得可怜，而且这6位都是外籍华人，没有一位是工作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这与我们荣获那么多中学生奥赛奖，形成巨大的反差！反观美国，中学生奥赛得奖者寥寥，可在诺贝尔奖排行榜上，竞占了总数的四成以上，名列榜首。与我们的起点领先终点输相反，他们却是起点落后终点赢。我们还不该反思对孩子的教育吗？

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企盼已久的诺贝尔奖，更为了勃兴民族的创造力，改革催人早熟的体制缺陷和人文环境，已然是一天也耽搁不起了。

（原载于2000年7月11日《人民政协报》）（P5-P6）

“高烈度”乐朋（代序）

阿敏

借酒的烈度作比，乐朋的杂文大约有60度。

杂文的文性属火，烈度高，与杂文的文性相合，内蕴的特别之处得以充分发挥，所以惹人注目的文章多为这种顺性之作，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较为偏爱“高烈度”的杂文，早些年乐朋的作品在报刊上一露头，视线便立刻被虏了过去。

烈度高的文章读着过瘾。这是一种灵魂被强烈激荡产生出来的快感，它能使人的心底翻江倒海，把蓄积的能量释放出来，舒缓情绪。乐朋喜爱“高烈度”的酿制，作品中很难找到温暾的地方，在把读者一次次地带人酣畅淋漓的境地后，他自己的手艺也越来越精纯。他的五本杂文集，就如五坛酒，一坛好似一坛，香醇可口，余味久长。

他在《乐朋杂文》的自序中说：“我欣赏郑板桥之说，‘作文以生辣为先’。本真的杂文，须具‘直摅血性’的品格。”生辣、本真、血性，就是他的创作理念，是他的“高烈度”的制作工艺。为什么要写生辣、本真、血性的杂文？这当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责任”二字。他出生于1944年，像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在经受长期的训导、鼓励后，已固化成一种任何力量都难以撼动的东西。当他看到某些丑恶已呈肆无忌惮横行之势，而作为社会良心之一的杂文，刚性少之又少，无伤其毛，很需要下点猛药，他就给自己的杂文定下了那样的基调。在杂文界中，觉察到杂文这般窘境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但真正行动起来，执戟上阵的却不多。在软性杂文更“适宜”被报刊发表的情况下，乐朋写“血性”的文字，无疑是在牺牲发表率。

谈到杂文作家，常会提起“社会责任”四个字。这是一种褒奖，是给整个杂文界的。具体到每个人，这个杂文家和那个杂文家，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是大有区别的。有的人限于胆量，有的人限于见识，这“社会责任”就有了高低大小之分。乐朋给自己的“责任”定得就比较大，鸡毛蒜皮的事情他是不大去理会的，他只关注他认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说，他的判断是精准的，那些他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确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许多矛盾产生、扩大、激化的穴位。他刺中了那个穴位。

乐朋是个看上去颇为儒雅的人，他的文字却充满着激情，甚至还有一点野性的味道。他推崇“说真话、写真情、显真我”的杂文，厌恶“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思维方式和“八股式的蛙噪”。在这“三真”中，最突出、最能显示他风格的，就是“显真我”。他对“显真我”作了这样的诠释：张扬个性，敢于展现人格的独立和风格的独特。这很像“夫子自道”，也可看作他是在“求其友声”，呼唤多出现一些“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同道。展现人格的独立，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品格，然后才谈得上“展现”；本就没有个性，也就无从去“张扬”。无疑，乐朋是有资格“张扬”一下的。他时常有意放纵自己的笔端，宁肯降低自己作品的发表机会，也要“我手写我心”。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在《江苏政协》杂志供职，对什么样的文章容易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容易被枪毙的“规矩”，心里非常清楚，可他至今不改初衷，不愿拿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做交易。

有一件事也很能从侧面体现他为了“显真我”是如何不惜代价的。他在成都、南京两地工作几十年，在单位均有“写作快手”、“一支笔”的称号。一般说来，这样的人很容易被领导赏识，得到提拔。特别是在某些“规格”很高的机关，写材料把自己写成高干，司空见惯。所以领导让谁写东西，是可以和看重谁、抬举谁画等号的。而乐朋偏偏就不识这种“抬举”。凡是他认为不属于本职工作范围的材料，多大的领导找他，他都不予“伺候”。别人说他“骄矜”也好，“傲物”也罢，他都不怕：一不想升官，二不想发财，三不做违法乱纪的事，谁奈我何！

乐朋其实还是理性的，只不过他的理性出于逻辑，而“通用”的理性常常屈服于世俗。他不“伺候”本职工作以外的材料，用世俗化了的理性衡量无疑是抗命，是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而在乐朋看来却是理该如此，他不愿让自己的理性偏离逻辑轨道。这两种理性间的冲突也很明显地发生在他的杂文写作与发表的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摭谭》《回望犬儒》《以国家的名义》《“三防”臆说》等篇什都是与“世俗理性”不大合拍的东西，他的不少杂文中“理该如此”的理性论述，虽然很精彩，但都遭到过编辑不同程度的删改。

苏东坡自论其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说的是作文的审美取舍，实则也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处世准则——“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估势而作抉择。乐朋显然偏重于“行于所当行”。他要让人明白，生活中有很多所谓“不可不止”的东西，其实是违背理性逻辑存在的。他就是要用认定的“当行”的道理去碰一碰所谓“不可不止”的东西，试探一下它的坚固程度。他内心里真正渴望的，是“濯缨”、“濯足”任我两便的自由。

乐朋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到退休，所从事的工作一直与文字有关。生活中一大爱好就是读书，这从他的作品中便可以反映出他涉猎的广泛。他的文字“烈度”虽高却不呛人，深刻、耐读，就得益于他的旁征博引和艺术打扮。

乐朋的真名叫杨岳鹏，“乐朋”是其谐音，又巧合了《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的两字。我与他相识虽久却谋面不多，下次去南京，一定要到他家里，让他“乐乎”一下，讨些酒喝——就要60度的“高烈度”，整它个“不知东方之既白”。

（原载于《杂文月刊》2007年第4期，作者系该刊副总编辑）

鸡蛋碰石头（后记）

鸡蛋碰石头，文雅的说法是，以卵击石。

从古及今，以卵击石都被讥为不自量力，愚蠢可笑。如墨子所说，以卵投石，“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与以卵击石相近的，还有蚍蜉撼树、螳臂当车、飞蛾扑火种种。意思差不多，微小、弱势的向庞大、强势的叫板、挑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罢了。

但大千世界的奇妙在于，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事例，绝非罕见。小老鼠钻进大象耳朵里，照样把庞然巨象制服。藐视微小，讥笑弱势，岂非不智？

而且，强大的事物，无不由弱小起步，发展壮大而成。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不过区区十数人，跟强大的旧国家机器相比，它是何等的渺小、孱弱！积数十年之奋斗，它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创立新中国，现今成为拥有八千万之众的世界第一大党。追溯得更远些，马克思、恩格斯，两个手无寸铁的智者，以其革命思想颠覆了资本主义旧秩序，开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人类理想的闪光！西哲云，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但人的伟大、有力，就在其有思想，有不断创新的智慧，因而不再脆弱，无比坚强。人世间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不是机关枪、迫击炮，而是思想，特别是合乎人类理性的新思想。新思想、新观念，是人类进化、进步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小人物的思想，在萌发之初不免弱小，很不起眼，可它撒下的精神种子，却会滋长，开花，结果。小人物也能改变大世界。我们没有理由去讥笑以卵击石的不自量力。

若把现实和时弊喻为硕大坚硬的石头，那么杂文和杂文家，无疑便是脆弱不堪的鸡蛋。鸡蛋碰石头，用杂文抨击时弊，不免有头破血流之虞。而真正的杂文家，大抵跟撼树的蚂蚁、挡车的螳螂、扑火的飞蛾相似，像个舍身饲虎的行者。延安时期的丁玲、王实味，1956年的胡风、巴人，直到稍后的邓、吴、廖“三家村”，杂文家上演了无数次的鸡蛋碰石头；他们或为“反革命”，或身陷囹圄，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正是他们，绍光鲁迅的韧战风骨，展现思想的力量和杂文的生生不息，斑驳绚丽。

以势利视之，击石之卵，幼稚可笑；可对它的执著，它的勇气，它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人们为什么不觉得可贵而多些同情、尊重，反要依附强势，去加以嘲笑、凌辱呢？杂文家多半是傻蛋。而中国却困在傻蛋太少，聪明人太多。

当小人物能够改变国家未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发达、强盛。为感受思想的力量，我选择了杂文；于今年届七秩，老眼昏花，依然相信——

以卵击石，痛并乐着。

2013年8月27日于秦淮河畔

杂文作为一种义学样式，最适宜于做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载体。在这个精心选择的载体上，乐朋纵横捭闻、游刃有余，笔下流淌出令人称道的精彩见解。

——著名杂文家、《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

从乐胴的杂文作品中可以看到，坚定的普世观念，坚固的民主意识。坚实的多维视角，坚挺的文化品位。所以，用“坚毅”二字形容他运笔的个性，可也！

——资深编辑、著名杂文家朱大路

乐朋的《痛并乐着》，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笔力千钧，辛辣老到，颇得鲁迅之风骨。在乐朋这个年龄段的作者中，也许他足小逊色丁任何大家的。

——资深编辑、出版策划人向继东

无论乐朋作品涉猎的题材多么宽泛，他都在为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呐喊，为人民民主之有序推进加力，为国人独市人格之重塑淬火，为实现人本的现代化而思考。

——资深报人、著名杂文家阮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