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卿编著的《中国血:抗战十四年(1931-1945第4卷战略反攻)》客观、全面和生动地阐述和描写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作品。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进行连续记述,把国名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联性进行叙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本书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记述,比较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官兵在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和各国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支援与配合下,与侵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王纪卿编著的《中国血:抗战十四年(1931-1945第4卷战略反攻)》虽然不是一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纯学术性著作,但却是一部比较客观、全面和生动地阐述和描写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具有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进行连续记述,把国名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联性进行叙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综合了前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打破了各种分域的条条框框,比较全面、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正面战场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以及敌后战场艰苦卓绝和卓有成效的对敌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二是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
薛岳的布局
阿南的部署从8月中旬起就开始执行了。赣北、鄂南山区和江边的居民,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听见村镇旁边的大路上有汽车马达声和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在有月亮的夜晚,还能看见江面上有一队队汽艇来来往往。汽艇不开灯,只有一个黑黑的影子。老百姓心中纳闷:这是什么部队?他们要干什么呢?
军队和民间的谍报人员将他们一夜夜忍着蚊虫叮咬躲在树林或草丛中看到的这些景象写成情报,然后像进行接力赛一般,将情报由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最后,这些情报都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处的参谋们摆到了薛岳的办公桌上。
薛岳对照地图反复思考这些情报的意义: “调兵?日本人把兵都调到湘北,通城不要了?岳阳不要了?不可能!佯动?什么意思?想让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你再从两侧打过来?”
情报当然都是真实的,阿南惟畿也没有搞什么佯动。可惜的是,薛岳没有从情报中看出应有的意义,因此他的兵棋与阿南的兵棋在日军兵力分布上就大相径庭。
如果说薛岳从这些情报中看出了日军的动向,那就是从8月份以来,日军明显有了将要进攻长沙的迹象。
除了上述情报之外,防守新墙河的部队也送来了报告:日军第六师团神田正种师团长到新墙河北岸视察。不过,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判断,这是神田担心第九战区举行反攻而采取的措施。
奇怪的是,薛岳竟然也赞同吴逸志的判断,对此掉以轻心。
过了几天,又有谍报人员报告,日军已经停售武昌至岳阳间的火车客票,而且这个区间的列车增多,运输繁忙。同时,岳阳的日军强征民夫,加宽公路,增设电话线。
这个情报倒是引起了薛岳的警觉,连忙召集高级幕僚人员研究对策。会议取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曰军将向湘北发动进攻。
应该说,薛岳对所有的情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进一步发掘这些情报的价值。他认为,日军在武汉周围可以调动的兵力至多不过四到五个师团;既然日军一定会用两个师团在赣北和鄂南助攻,那么在湘北战场上也就只能剩下两三个师团的兵力了。
薛岳在兵棋推演中,以日军两到三个师团为湘北的假想敌。他认为,以当前第九战区统辖的兵力,加上邻近战区的支援,足以对付这个数量的日军。
薛岳充满必胜的信心,自有他自己的理由。从第一次长沙会战至今,时间过去了两年。在这段不短的时间内,他对日军的进攻有了防御准备。一方面他对各部进行了整训,补充了武器和兵员,使各参战兵团具有较完备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命令各部加强了阵地工事的构筑,这些工事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筑,已经相当坚固。在这一年的4月,他在修正防御方案之后,进行了一次阵地攻防演习,还经实地勘察,确认修改后的方案是可行的。
从这几个方面看,薛岳有理由认为各部战斗力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所以,他此刻对于再次会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9月初,薛岳已经得到准确的情报:日军在湘北增加了一万人的兵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内,作战室灯火通明。薛岳背靠大幅作战地图坐在首位,两旁坐着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和王陵基,吴逸志及高参们坐在薛岳对面。参谋处长赵子立站在薛岳身旁。
赵处长首先向大家报告对敌情的判断,接着说道: “判断敌军将以有力兵团进攻湘北,理由有三点。第一,美日谈判势成僵局,日军若能攻取长沙,或可对国际炫耀其尚有力量,借以获得美国的谅解。而且,德苏战争紧张,此举也可与其同盟国德、意遥相呼应。第二,湖南滨湖各县产米甚丰,秋收方毕,若能掠取远运,可使我军民粮食困难,而陷我军作战于不利。第三,日军既以有力兵团在临湘和岳阳集中,且修筑向我长沙进犯的道路,其由湘北主攻长沙的企图已经明显。”
赵子立说完,坐到了一旁。杨森插话: “日军早就宣传,要对我的防地大云山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现在已有日军集结的迹象。”
薛岳这时站起身,以平静的声调说: “和日军我们已是多次交手,我自以为是能掌握我们的当面之敌了。我的判断是日军这次仍然会从三个方向,至少也会从两个方向进攻长沙。诸位可以回忆一下不久前的上高战役,几路并进的战法与第一次长沙会战如出一辙。”
看到在座的将军们都显出沉思的神态,薛岳拿起解说棒,走向地图,一边指点一边解说: “我认为,日军将以有力一部向三江口、秀才埠、吉安道,或沿赣江向丰城、新淦、吉安道;一部向高安、上高、万载道;一部向修水、铜鼓道或九宫山、修水、铜鼓道;一部向桃树港、龙门厂、献钟道;一部由九岭、平江道指向浏阳、醴陵;主力向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湘江两岸会攻长沙。”
解说棒的尖头在地图上跳跃式地点击着,薛岳每说出一个地名,棒头就准确地指向那里,令与会者无不衷心赞叹他对地图的娴熟。
薛岳判断,日军在江西会沿吉安、万载、铜鼓三路进攻;在鄂南会由献钟、九岭两路进攻;湘北仍然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也就是说,他认为,日军的进攻路线,与第一次长沙会战完全一样。
赵子立拿出4月份制订的作战计划和方案,根据这种判断,基本上不需要进行什么修改。
这两年间,第九战区的部队,除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主力抽调去云南以外,准备参战的各个兵团基本上没有变化。薛岳此刻手中握有九个军,另外还有会战开始之后第六战区和第三战区可以支援的三个军。
最后,薛岳宣布了兵力的部署:
湘北:傅仲芳第九十九军防守湘江至洞庭湖沿岸线,欧震第四军防守新墙河一线,陈沛第三十七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防守汨罗江一线,李玉堂第十军集结衡山整训,作为机动。
鄂南: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及孙渡第五十八军和杨汉域第二十军,防守地带不变。
赣北:部署有韩全朴第七十二军、杨宏光新编第三军、预备第五师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王耀武第七十四军集结于新余、分宜整训,作为机动。
P8-10
1945年,中国人民结束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先辈以反抗外国侵略的空前伟大的胜利,为一段苦难而悲壮的历史画上了辉煌的句点。今天,在我们传承民族历史所产生的诸多感慨中,明显地沉淀着沉重和自豪。沉重,是为我们民族曾经饱受日本法西斯的欺侮、掠夺和蹂躏;自豪,是为中华民族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敢,忍受长时间付出的惨痛代价,迫使一支为世界和平所诅咒的野蛮军队,最终向我们举起了白旗。
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奋勇抗战,终于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了中国的土地。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当年亲历抗战的当事人,撰写了大量忠实记载和评述这场伟大战争的文章,其中不乏从抗战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综述抗日战争的宏著,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两卷本《中国抗日战场正面战场作战记》以及解力夫先生撰写的《抗日战争实录》,堪称这类著作的典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纯学术性的历史著作,而是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历史读本。作者试图综合前人关于抗战的记载,打破各种分域的条条框框,全面地、真实地反映正面战场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以及敌后战场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这种浩大战争场面的描述,是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联性来进行叙写的,而且,作者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和华北的局部抗战,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国性的全面抗战进行连续的记述,试图以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十四年中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是如何英勇地反抗侵略者的。作者严格按照历史的进程,梳理了唐代、明代、清代中国人对目作战的脉络,然后着重书写民国时期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试图把读者带到炮火连天、血火交映的抗日战场,一幕又一幕地观看中国军队抵抗和打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历程。本书记载的惨烈而生动的战争故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民族抗日战争的残酷和中国抗战军人的英勇,无须再加任何的分析和论述。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将中国的抗战放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来观看,因此,本书试图集中地、全面地再现中国抗日官兵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下与侵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战争是残酷的,人们在搏杀中过高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而当硝烟散去之后,总觉得血与火的历史不堪回首。但历史是一个宝盒,打开它,便可能获取智慧。抗战胜利过去近七十年了,中国人一直在思索,这场战争究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大约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太多国耻的烙印和积弱难振的辛酸。国耻饱含着国民的沉痛,是国人不应也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民族的宝贵品质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牢记,那就是:我们身上蕴藏着战胜苦难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我们在六十多年前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这种力量的象征,’而前辈抗战军人不畏强暴、浴血奋战,便是这种力量的明证。诚然,我们在历史上有过腐败的统治,有过屈服于外国侵略的软弱的政府,有过昏庸的官吏和出卖同胞的汉奸,但是,抗战的胜利使我们重获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看到了建设一个强盛国家的希望。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为民族生存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人,他们有的运筹帷幄,有的指挥若定,更多的人在战场上勇猛杀敌。我们的书页之间,倘能再现他们当年的战斗经历和英雄风采,读者倘能从中获得感悟和激励,便是为他们的英灵颁授了一枚新的勋章——它的意义很明显,表达当代中国人对先辈的认同和崇仰。
王纪卿
2013年8月于长沙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