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由张国华编著的这本《我的老师汪曾祺》旨在用可靠的史实，整理他波澜坎坷、历经磨难、淡泊宁静一生的业绩，再现他对人类赋予同情、仁爱之思想和行为。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构建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我的老师汪曾祺》一书的作者张国华师从汪曾祺先生，故称与先生有师生之谊。站在现实的角度，用可靠的史实，整理了汪曾祺波澜坎坷、历经磨难、淡泊宁静一生的业绩，再现他对人类赋予同情、仁爱之思想和行为。可谓情理并重，全景地展示了汪老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文艺生活。全书没有采用一般的传记体例，而是用了散文、随笔的形式描写了汪老淡薄而又瑰丽的一生。

缘起

一 故乡高邮

二 元宵佳节·家世·书香门第

三 基业

四 韶华岁月

五 春城飞花

六 建设中学

七 上海流年

八 午门幽凉

九 走向艺术家们的行列

十 生命的韧性

十一 戏剧人生

十二 文途驿站

十三 闲情逸致

十四 别梦依稀故乡情

十五 湘行记

十六 应邀赴美

十七 汪曾祺与名家

十八 奖掖后学

十九 “幕后英雄”群雕134二十 重访故地

二十一 走近书斋

二十二 文体学家

二十三 透亮的思想

二十四 最后的文字

二十五 挽歌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跋

汪曾祺向往着故乡，向往着故乡的亲人和广大人民。他自1939年离开故乡，40余年没有回过故乡。

陆建华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我总是忘不了他写在《受戒》和《大淖纪事》两篇小说后面的那两句看似平淡实质情浓的话，我在寻思：要是能让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汪曾祺重回家乡，圆一圆他那浓烈的思乡之梦该有多好！”

1981年，陆建华先生开始策划和运作汪曾祺先生回故乡之事。

在当时，陆建华此举，确实是一件不易之事，是需要胆识和眼光的。陆先生说：“虽然报纸上已经大力宣传解放思想，但在高邮，并不是人人都能正确看待文才出众但家庭出身并不好的汪曾祺；再说，邀他回乡，毕竟还有一个如何接待的问题。”

陆建华先生把想请汪曾祺回一趟故乡之事，试着与当时任高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朱唯宁商议，朱唯宁同志听了陆建华的介绍后，当即，很痛快地表态：“我看可以请他回来，让县招待所免费安排食宿。”县政府秘书郑履成同志对邀请汪老回乡之事也很热心。陆建华看到有了以上两位同志的支持，心里居然踏实了很多。稍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汪曾祺的情况介绍，在介绍中还特意强调了汪曾祺是京剧《沙家浜》的主笔。并将情况介绍散发给县里各位领导。这样一来，引起了县里领导对汪曾祺的兴趣。当时的县委书记查长银同志非常重视：“一定请汪老回家看看，到时，县委一班人设宴接待。”

不久，以县政府名义向汪老所在单位——北京京剧院，发出了请汪曾祺回乡访问的邀请函。

汪老欣喜地收到了邀请函，于1981年10月10日，汪曾祺回到了阔别42年之久的故乡——高邮。

陆建华与汪曾祺从未谋面的妹妹汪丽纹、妹婿金家渝，弟弟汪海珊等一些人，到了汽车站迎接汪曾祺先生。焦急地等待的亲人和朋友们终于等来了汪曾祺先生坐的长途汽车，汽车徐徐停稳后，汪曾祺风尘仆仆最后走下车来。汪丽纹立刻迎上前去，激动、深情而又怯生生的问：“你……你是……大哥曾祺？”

汪老看到眼前的一幕，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在场的人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故乡呵，还认得这位秦邮赤子么？亲人们哦，你们怎么连花甲之年的大哥都未见过？怎么这样试探性地问大哥呢？同在一个国度，手足之情为何如此佰生？如此隔离？这难道不是历史和人生的悲哀么？这难道不令人深思么？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作家，而自己的亲人们却不曾相识，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现象。

汪老第一次回故乡，受到了家乡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汪老在心灵上得到了一种安慰和喜悦。欣喜之余，免不了怀旧的思想。故乡，原本是遥远的记忆，追怀、思恋之情油然而生。

一天，汪曾祺在外闲走，去科甲巷的老家旧址看了看。临街铺面的后面，仍有一大片房子。曾听汪老说，在他家的院内办了一家纺织厂。

汪曾祺一个人还去了几趟大淖。现时的大淖显然不是以前的大淖了。《大淖记事》中的那个沙洲已不是长满茅草和芦荻。沙洲上已办了一个种鸭场，用红砖砌了很多房子。当他走过依河而筑的高高矮矮的房屋，从一些曲巷，可寻觅当年的一些痕迹。

通过陆建华先生的鼎力相助，高邮县政府的热情接待，使汪先生圆了他的思乡之梦。这次高邮之行，加深了他对故乡和故乡人民的爱，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自此，他以家乡生活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

第一次回故乡之后，使他与故乡更加亲近了。他于1986年秋天，第二次回到了故乡。

他去看望了已是86岁的任氏娘。任氏娘见着汪曾祺后十分高兴，亲呢地喊“曾祺”，一改过去喊的“大少爷”。汪曾祺很尊敬任氏娘。

这次，汪曾祺去看了看他的母校——县立第五小学。他带了两盒北京的果脯，看望了过去的老师——张道仁和王文英夫妇。并给两位老师分别写了一张字。这幅字勾起了王文英老师对往昔的回忆和对逝去的流金岁月的伤感，她痛哭了一晚。

这次高邮之行，汪曾祺只住了几天，就匆匆告别了故乡。

1991年10月，汪曾祺第三次回到了故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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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位于洞庭湖畔、湘水之阴一个古老小镇上的一间半瓦半茅草顶的陶坊里出生的。祖辈世代以制陶为业，属汪曾祺先生笔下那种捏糖人的、车匠店的、银匠铺的小手工业阶层。先辈们读书的人不多，日日与坛坛罐罐、大缸小瓮打交道，没有留下片纸只字，只在镶有铜月亮的旧柜门反面，由稍识字的家人，记下了一些家里人的年庚月份生辰。但我的祖辈们用聪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拓展了岳州窑文化，为中国陶艺和陶文化写下过灿烂的篇章。

我是在文化荒漠的时代，勉勉强强念完了名义上的高中。在刚读高中时，我于校外师从徐子宏先生的门下，他是研读古汉语的学人，我在徐先生家庭书卷飘香氛围的熏陶下，开始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搭上了最后一趟知青下乡的班车，稍后又参加了亚热带丛林那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从军营返归故里后，我感到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饥荒。

在我求知欲望正浓的时候，父亲身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家庭唯靠祖父以陶业维持生计，家境贫寒。此时，求学之意日切，我顾不得家境如是，想方设法，义无反顾，只身跑到北京，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

我结识汪曾祺先生是缘于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导主任何镇邦先生，何先生给我们开过《文体学》和《长篇小说文体》的课，专章谈到汪曾祺先生的文体，我自此对汪先生有比较深的了解，并深爱他的文风和人品。

第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是1992年。我与诗人叶文福去首都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文学会，在会上见到了汪先生。会后我与他同在一桌吃饭。

后来，汪先生来鲁院给我们开过创作课，我曾多次听过他的演讲。我还曾多次去过他在蒲黄榆的寓所，尔后，又常去过虎坊桥的新舍，聆听过先生的谆谆教诲。

1996年4月我去北京，特意去拜访汪老，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汪老。

汪老住在一栋新建楼群的四楼。我叩门后，汪老开了门，招呼我进去，当时，施松卿师母坐在客厅的一张轮椅上，汪老指着我对师母说：“你还认得么？”

师母凝神地望着我，欠了欠身子，颔首点头。当时，我心里琢磨着：仅几年未见，师母的气色却大不如前。我向师母问好，她却微微摇了摇头。这时，汪老忙向我解释：“去年游雁荡山，回来后中了风。”我这才知道师母半身偏瘫，但口齿仍很清楚。我将从家乡捎带的洞庭银针鱼（又名白小）和湘莲递给汪老，汪老说：“银针有咸淡两种，淡的氽汤、下面，味鲜。炒韭菜，包饺子都好。”还说：“莲有红、白两种，有的莲煮不烂，湘莲是最好的”。

汪老将白小和莲子交给服侍二老的小陈，并吩咐她沏茶。汪老问我喝红茶还是绿茶，我要了一杯绿茶。

穿过客厅便是汪老的书房，倚窗置有一张书案，书案左边和对面是一墙书橱，右边置有两张单人沙发，夹着茶几，茶几上放有一个银制的烟灰缸。我跟着汪老来到书房，汪老立于书案前，在一张四尺一裁为四的宣纸上，挥毫描绘未完工的荷图，我坐在单人沙发上喝茶。汪老说：“这幅画送给你，怎样？”我立起身，步至书案前，回答说：“谢谢汪老！”不一会儿功夫，一幅即绘的着色荷图完成了。汪老在画上题了“国华饰壁”的款，署了名和年月日，最后铃了一方印。这幅荷图布局较满，有四朵妍丽的荷花，吐着黄色的花蕊，茎是枯笔焦墨，生机勃勃。这时，施师母推着轮椅过来了，对我说：“国华，你不要忙着卷起来，等墨干。”我尊师母的吩咐，将画摊放在一张报纸上。

汪老坐在书案前的黑皮转椅上，抽着烟，趁此机会我向他透露了愿望，贸然提出了要写他的传记。他开始说：“我是不值得一写的。”后来，在我的执着要求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欣然同意了。他说：“传记不一定要很长，要有思想。《普罗米修斯传》是写得很好的。”尔后，汪老送了一套五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和一些已出版的著作给我，并一一签了字。我乞求了他的手稿和一些资料，讨教了一些史实，给他拍了一些照片，还与他合了影。

之后，施师母摇着轮椅，从汪老的书案抽屉里，取出一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小品》，师母问我：“国华，这个有吗？”我看了看书，回答说：“没有！”她将书递给汪老，汪老又在书上签了字送我。汪老如此信赖、奖励、提携后学，学生才疏学浅，唯恐有负师望，身感内疚。

不一会儿，师母不知从哪里捧出五只小巧玲珑盒装的日本彩瓷酒杯和一个彩色胶卷送给了我，还拿出日本酒和一些食品叫我带回去。我不沾酒，故推辞了酒和食品。

翌日，我又去了汪老家，再次讨教了有关情况，中午，汪老和师母留和我在家中吃饭，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永诀。1997年初，我给一家杂志社寄出了我正在写作中的《汪曾祺传》的一个章节，过了一段时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给我回了一封信，叫我多选几章，配三、五帧照片，前面加序，请汪老过目后寄给他。我遵嘱给汪老寄去了稿子，5月10日先给汪老通了电话，汪老告诉我，他刚从四川参加笔会回京，12日又要去太湖，约20日返京，叫我赶紧将稿子寄过去，等他从太湖回后就有空看稿子。他还说：“最近事情多，明天要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50天大型活动。”他的日子排得很满。我赶紧将《汪曾祺传》节选本给他寄出，并寄了两包新茶和湘莲。第二天，也就是5月11日我又与汪老通了电话，就写作《汪曾祺传》需要解惑的几个问题，请教了汪老，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宏亮，没有半点不适之感，话语亲切。

在这之先我将《汪曾祺传》写作情况告诉了一家出版社，该社的编辑们表示很愿意出版此书，打算派人来看稿。为了抓紧时间完成《汪曾祺传》，我带着一些资料去了乡下写作。因埋头写作，消息闭塞，待我1997年5月27日从乡下返城时，闻到了一条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我最关注的是汪老在《南方周末》所发的专栏文章。有一家书店（兼卖报纸）的一位女营业员告诉我：“汪曾祺在《南方周末》上再没有文章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南方周末》上登了汪曾祺去世的消息”，因书店最后的一张报纸已卖完，未见着报纸，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赶紧跑回家，拨通了汪老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汪老的二女汪朝，我请她叫汪老接电话。她的声音很沉重，说：“您是谁？您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我说：“我是汪老的学生，在湖南。”汪朝知道我是谁了，她告诉我汪老确实去世了。

当时，我的两耳一鸣，话语梗塞，语无伦次。汪朝的声音也更小了。她说：“《汪曾祺传》的几章稿子收到了，但是汪老已经来不及给你看了。”我说：“湘莲收到没有？”她喃喃地回答说：“还没有收到呢。邮包还在路途中。”

呜呼！我的尊师一一汪曾祺先生真的匆匆地离开了我，离开了广大热爱他的文学青年们。他没有来得及吃我寄去的白湘莲。汪老的逝世，对我来说，是痛心疾首的事。中国文坛也为失去了一位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大师，同样感到遗憾。今晚，窗外雨凄凄，风飕飕，夜深人静，我在孤灯下写着这篇文字，时而凝视着汪老赠我的书籍，扉页上留有他鲜润如初的字迹，而他却匆匆离我而去了。我非常想念他。

《我的老师汪曾祺》旨在用可靠的史实，整理他波澜坎坷、历经磨难、淡泊宁静一生的业绩，再现他对人类赋予同情、仁爱之思想和行为。

虽是弟子，但学识浅薄，唯恐有负师望和读者，也许不能概其全貌，只图达到抛砖引玉之功。冀望方家赐教，不胜感激。

《汪曾祺传》写作于八年之前，仅用了20天时间，未免仓促，笔力欠老辣。写作之前，试图不用一般写传记的体例，采用散文、随笔的形式来叙说主人翁，但显零散。而今看来亦算一次大胆的尝试。不管怎样，感情是真实的，态度是诚恳的，有些材料和内容是鲜为人知的。

近些年来，人们似乎对文学冷淡了些，而流行歌曲和洗足桑拉时髦了起来。

在世风浮燥的情况下，我时常会念记汪曾祺先生，于是乎，我栖于一隅，主攻版本目录学、文学、琴学和文博专业，甚至看些禅方面的书，思想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时常琢磨“有和无”、“动和静”中的禅意。

我似乎悟出了一些事来，外界于我无所诱惑，别无它求。仅剩责任：一是家庭，二是民族。

我远离了文学，远离了现实世界，沉缅于古代书画、碑拓、古籍、古陶瓷和竹木牙角雕的古玩世界里，玩物近乎丧志，但仅存对民族和祖国的虔诚。

我对人事的“唯美主义’’追求似乎全成泡影，仅剩一种精神的幻影或“移情”。

月亮，原本是故乡树梢上童年的记忆，是“平湖秋月”抚出的美妙的音符，霸主的欲望疯抢了我的绝妙世界和人类的胜利果实。

我在努力营造自己的氛围，我想卸却“虚伪”的外衣，让自己更真实一些。面对祖国和世界和平祖露胸怀。

我失望地回首，我所走过的道路像流星一样俏无声迹地划过天空。但我无悔，因为我结识了汪曾祺先生。

2005年12月29日于长沙市博物馆颐心庐

张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