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编著的这本《亡军的将领》是一部长篇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抓住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二战中意大利阵亡将士遗骨这条主要情节线，将战争中发生的种种故事，巧妙地、得心应手地编织在上面，多层面、多方位地描绘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画面。

一位意大利将军奉命在战后来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的意大利将士遗骨，其中种种艰辛几乎令他精神失常。荒诞而幽默的讲述中，侵略者对战争的反思，战死者对和平的渴望，幸存者终生难释的苦痛，全都跃然纸上。

《亡军的将领》是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成名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迄今已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取得了国际文学界的一致好评。作为阿尼巴尔亚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也是第一位蜚声国际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2005年荣获了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骄傲。

编委会荐语

译序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二部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无章节的一章

 无章节的一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最后一章之前一章

 最后一章

雨夹雪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打湿了用混凝土铺就的飞机场跑道、建筑物和人群。它浇灌平原和山丘，在公路黑黝黝的柏油路面上闪烁出白光。如果不是秋初，除了刚刚到达这里的将军之外，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场单调的雨是一种痛苦的巧合。为了将在最近一次战争中阵亡、散葬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四面八方的军人的遗骨运回国内，这位将军从一个国家来到了阿尔巴尼亚。

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春天就开了头。但是，最后的协议直到八月末才签字，恰好碰上雨季开始了。时逢秋天，这雨可是有个下头呢。这一点将军是晓得的。出发之前，他了解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许多知识，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气候也掌握了一点常识。将军知道，阿尔巴尼亚秋天阴霾多雨。然而，假如他读过的书上真写着阿尔巴尼亚秋天阳光充足，气候干燥，面对这场雨他就不会觉得突然。事情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总是觉得，只有在雨中他的使命才能完成。也许这是受书籍或电影的影响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乘机旅行和阴愁多雨的时日，都给他增加了思乡恋故的心绪。

他从机窗向外望去，长时间地俯瞰群山万壑威严可怕的景色。锋利的山尖，仿佛随时都要划破机腹。处处都是陡峭的土地，将军自言自语地说。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在群峰众谷当中，他将在这儿召集起来的士兵，时而穿破云雾，时而又被云雾淹没，向雨中涌去。霎时间，他觉得完成这一使命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他又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怀着自己肩负这一使命的豪情，竭力同群山那种可怕而充满敌意的景观展开搏斗。在他的国家，成千上万的母亲在等待着她们儿子遗骨的到来。他将把遗骨运回去还给她们，完成他那伟大而神圣的任务。他将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一个阵亡者都不应当被忘记，他们的身躯绝不能留在异国。啊！这可是一项崇高的使命！旅途中，他几次重复出发之前一位伟大而可敬的夫人对他讲的话：“您将像一只高傲而孤独的鹰，在那可诅咒的悲剧性的山峦上空飞翔，您将把我们那些苦难的小伙子，从它们的咽喉里和爪子下拯救出来。”

而现在，旅行即将结束，当把群山甩在后头，先在峡谷里而后又在平原上空飞行的时候，将军觉得轻松自在极了。

飞机在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了，跑道两侧亮起了许多盏时而红时而绿的灯。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士兵出现了，接着又出现一个。在机场建筑物前面，几个穿风雨衣的人向正在停下来的飞机走来。

将军第一个下飞机。他的后边是陪同他的神父。湿润的秋风强有力地扑打在脸上，于是他将衣领竖了起来。

一刻钟以后，他的汽车飞快地向地拉那驰去。

将军把头朝神父那边转过去，神父正默默无声地朝车窗外面张望。他的脸是冷淡的，毫无表情。将军懂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他说，于是便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他又向外边望去。玻璃上满是雨水，因此在他看来，异国土地的外貌便打了卷儿，歪歪扭扭地变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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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天空，升起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连出版了近30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和游记，而且几乎每部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发行。法国文学界赞美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学大家比肩，甚至还多次呼吁他应当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位文学新星就是击败数十名文坛巨匠，于2005年6月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也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仅有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学水平的大作家，卡达莱获此殊荣，只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但据我50余年来对阿尔巴尼亚文学特别是对卡达莱文学生涯的跟踪和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手中无材料只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下结论。

卡达莱之所以能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她具有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涌现出了不少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根基是相当厚实坚牢的；有了这样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伟瑰丽的文学大厦的。第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砺并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文学，她拥有一批被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公认的，能和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伊·卡达莱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

其实，50年前，卡达莱就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个得到党和政府特别关照，享有崇高声誉的骄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7日）的3年前，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方著名的山城纪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第一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早在青少年时代，卡达莱就崭露出诗才，18岁就出版了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又出版了诗集《幻想》（1957）。紧接着，他又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和好评的诗集《我的世纪》（1961）。

这三部诗集以新颖鲜活的想象力和个性突出的诗歌语汇，得到前辈诗人拉·西里奇、法·加塔的夸奖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那里，语言天赋甚高的卡达莱很好地掌握了俄语和法语，从丰富、斑斓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使他一生受益无穷。1961年夏天，国际风云骤变，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有一段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从事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活动。

1963年秋天对卡达莱一生的文学事业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那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季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表了他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这首长篇抒情诗，以超凡独特的想象和联想，描述了慓悍骁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世世代代同枪结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深刻地阐释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千百年来伟大力量的源泉所在。它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当天晚上，卡达莱就接到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电话。领袖的热烈祝贺，给了卡达莱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在诗坛上的地位。

3年后的秋天（1966），在阿尔巴尼亚举国欢庆劳动党成立25周年的前夕，卡达莱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这首诗在内容和创作思路上，都和《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一脉相承。在这首激越磅礴的长诗里，诗人满怀炽热而诚挚的情感，描述了劳动党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壮大的英雄历程。

又过了3年，即1969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前夕，卡达莱又发表了第三部著名的抒情长诗《六十年代》，纵情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霍查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山鹰在高高飞翔》《六十年代》这组三部曲式的抒情长诗，从历史写到现今生活，思想深邃，技艺精湛（特别是前两首），均荣获过共和国一等奖。通常《人民之声报》是不发表诗歌和小说的，但卡达莱的3首长诗却能连续3次以整版的版面在报上隆重推出，这可是文坛上史无前例的盛事。从此卡达莱名声大振，在阿尔巴尼亚诗歌界独领风骚近10年。直到1974年，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诗巨著《母亲，阿尔巴尼亚》问世之后（在此之前，这位诗人还发表了《德沃利，德沃利》《父辈》《共产党人》等家喻户晓的诗篇），卡达莱独领风骚的地位才被阿果里所取代。

卡达莱是一位极力追求艺术表现力的诗人，他给阿尔巴尼亚诗歌带来了不少新主题、新思想、新形象和新语汇，他许多诗作中都有着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卡达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之作，同时，他又是受俄罗斯大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至深的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卡达莱学习了未来派和象征派的表现手法，运用了阿尔巴尼亚诗人少用的诗歌语汇，增强了表现力和新鲜感。比如“时间的牙齿咬住阿尔巴尼亚的腋下”、“歌儿像从枪口里吐出的红玫瑰一样”、“白色的钟摆敲响敌人的丧钟”（把尸体比做钟摆）、“一片带血的羽毛伴随着11月的树叶落到地上”（用带血的羽毛象征烈士）、“房屋像暴风雨中的雄鹰直上云天”（用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征党）等。这些形象的捕捉和运用，显然受到了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后来的两部诗集《太阳之歌》（1968）、《时代》（1972）中。

犹如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小说家一样，卡达莱也是创作小说的强手。而且越到后来越明显：小说创作才能更加充分地显示他的文学天赋和成就。

还在创作使自己名声大振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的时候，卡达莱便开始了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的创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过两次）。这是卡达莱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他全部长篇中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使阿尔巴尼亚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影响。我们知道，意大利法西斯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时，卡达莱年仅3岁，他既没有彼特洛·马尔科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经历，也没有像赛弗切特·穆萨拉依、法特米尔·加塔那样亲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目睹人民的丰功伟绩。这就是说，卡达莱不可能采取以往作家的写法来写民族解放战争。他要像画家、摄影家选取合适的角度那样，精心选取自己的角度。他抓住了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意大利阵亡将士遗骨这条主要情节线，将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听到的种种故事，巧妙地、得心应手地编织在上面。具体落笔时，又不直接去描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全力去展示各种人物对战争的思考和心态。这就是卡达莱描写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角度。他的才华和灵气，也主要在这一点上展露出来。一个将军在一个神父的陪同下，到异国的土地上寻找阵亡者的遗骨，这是一件多么乏味无趣的事情！但是，聪明的卡达莱却让我们看到，围绕着寻找遗骨这件事情，作者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链环上结链环的巧技，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叉、上下贯通，全面地描绘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画面。难怪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国当代作家读罢小说后感慨地说：“《亡军的将领》写得何等轻松从容！作家为没经历过战争而写成战争的作者提供了样本……”

《亡军的将领》问世后，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截至1997年，它共被译成28种文字，印了71版，其中法国社会各界的一片喝彩声，将作为阿尔巴尼亚全民族分外光荣、体面的事件，载入阿尔巴尼亚的史册。请听：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文学。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

——巴黎《费加罗报》，1970年4月12日

毫无疑问，这部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巴黎《最后一分钟报》，1970年3月13日

幽默，含蓄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机敏的语调，不外露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作品都更精致。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法国《罗兰共和报》，1970年5月17日

卡达莱的作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用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了600余次。

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卡达莱及其作品也并不陌生。1964年，我们的老前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主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集《山鹰之歌》中，就选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两首短诗。1967年秋天，卡达莱随莱索尔·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访华，写下了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诗篇《天安门之歌》，由笔者译出后发表在当年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应作家出版社特别约稿，笔者翻译、出版了卡达莱第一部，也是迄今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与此同时，应中央电视台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之约，笔者还翻译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摄制的故事影片《亡军还乡》（上、下集）。影片在央视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

1994年，由飞白先生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库》中，选取了由笔者翻译的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节选）。在2005年第6期的大型文学月刊《飞天》上，发表了由笔者翻译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人五大家”一组诗歌，选登了卡达莱的《斯坎德培的肖像》《老战士之歌》《母亲》（颂诗）3首诗。继重庆出版社于2007年、2008年接连出版卡达莱的代表作《破碎的四月》《亡军的将领》之后，近几年花城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又陆续出版了《石头城纪事》等多部卡达莱作品。笔者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卡达莱作品在我国得到翻译、出版。

郑恩波

2015年9月修订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

——巴黎《费加罗报》

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