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75年(二战日本遗孤自述)》作者王林起于1955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5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1945年失去父母及弟弟妹妹，成为日本在华遗孤。当年初冬，在沈阳得到中国养父母王殿臣、贾凤朝的救助而获得新生。此后有了中国之名：王林起，也有了中国户籍和国籍。1948年随养父母定居于北京丰台，毕业于丰台镇小学，后就读北京十二中学，高中时因病半途退学。1958年至1990年在北京重型电机厂，主要从事金属切削、设备管理、文化宣传等工作。从1981年至今，在中日双方提供协助之下，曾多次到日本探亲。

75年来，在以作者养父母为代表的善良宽容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王林起受到各方面真诚至微的关爱，幸福地迈入到耄耋之年。王林起要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好善事。王林起衷心祝愿中国早日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愿世界不再战争，永保和平，也愿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相处。

《我在中国75年(二战日本遗孤自述)》是二战日本开拓团遗华孤儿王林起的自述。作者以古稀之龄，回忆在中国生活工作的75年，有依偎在父母身边的童年和坐在中国父亲自行车上的时光，也有对1945年失去父母弟妹时的惨状的不堪回首，更多的是对中国父母、中华民族的感恩。

序言 揭开记忆的尘封 陈援

望故乡 但功溥

写在前面 王林起

一、故乡与童年

二、来到异国他乡

 (一)成为伪满洲国的曰本开拓团民

 (二)在“日本国民小学”上学

 (三)接触中国农民

三、厄运降临

 (一)风云突变

 (二)逃难途中

 (三)在沈阳难民所

四、获得重生

 (一)救命恩人

 (二)我的新家

 (三)在北京的新生活

五、工厂岁月

 (一)走进工人队伍

 (二)与金属切削机床为伴

 (三)做兼职宣传员

 (四)养父逝去

 (五)丰台正阳大街143号院

 (六)在“十年动乱”中

 (七)学习画油画

六、回故乡探亲

 (一)同学提醒

 (二)出行前后

 (三)回到故乡

 (四)在东京打工

 (五)访日游览见闻

七、退休生活

 (一)多次探亲

 (二)发挥点余热

 (三)与人和谐相处

 (四)祝愿养母长命百岁

 (五)我与“亲家”

八、我的老伴

九、体验与感悟

 (一)与铁路火车的缘分

 (二)从气功受益

 (三)治病有感

 (四)休闲时间

 (五)我所了解的中日双方政府对日本“遗华孤儿”的关注

 (六)我寄给日方有关人员的信件

 (七)真诚的祈望

我对“回忆录式作文”的态度

后记

一、故乡与童年

根据母亲的三妹，也就是我的梅乃姨母的记忆，加上我在日本的现存户籍资料，我是在1935年8月20日清晨出生于日本国山形县东置赐郡高昌町和田村的。山形县位于日本东北方向的西南部，西临日本海。是个北有鸟海山、东有奥羽山、南有朝日山的多山盆地。那里属于雪大的海洋性气候，山形县的冬季雪大是有名的。到了春夏秋三季，则是山清水秀，雨量充足的农耕佳境，是日本稻米和水果的主产地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山形县也许并不陌生，那是因为在中国一度热播过的电视剧《阿信》的缘故。《阿信》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和拍摄外景地都在山形县。我的故乡高自町在山形县东南角的米泽盆地东端，可遥望奥羽山脉的雪峰。县内最大的河流“最上河”的上游穿过高自町境内。就是小“阿信”乘船去日本滨海城市酒田的河流。从当地发现的五六处古原始人遗址来看，一万年前的日本绳文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居住在高自町。因为当地好山好水，环境优美，适合人类生存，所以高自町的人们都觉得是居住在梦幻般的仙境里。

我的出生地高自町和田村，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东、南、北三面环山的小山村。山不算高，但是山上的土质比较厚，所以满山被以杉树为主、夹杂有红松和其他树种的森林所覆盖。太阳爷爷是上午七八点钟以后才懒洋洋地出现在山头上，因此当地有的人为一生未见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景象而遗憾。我曾见过有人到中国来旅游，主要是想亲眼看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时的壮观。故乡近处的山依春夏秋冬四季，显现白色、绿色、青色、紫色等不同的色彩，尤其是在夏秋季，雨后的白色云带悬浮在半山腰时，甚是好看。村北面有一条叫沙河的小河流通过，河的两岸长满了像是芦苇以及叶子形状各异的多种植物。除了在冬季，河水里还能见到带红色斑纹的小鱼和土绿色小河蟹。有时候能遇见成群野鸭子在游动，黑白相问的小鸟发出清脆的呜叫，在河面上嬉戏。每当清晨和黄昏，常有比我还高的灰鹤光临，但它们非常机警，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它们就展翅高飞了。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洪水泛滥，沿岸的田地和渡桥都出现过被冲毁的情况，所以现在已经把河岸两边用钢筋水泥做了加固，又把我家故居房后的一片空地，开辟为有小亭子，有野炊设施，也有洗手问的休闲公园。在迷你型公园的青草坪里还引进一条小溪流，成为人们白天观景游玩，夜里支起小帐篷休憩的地方。我们家住在村子的北边，靠近河的南岸。记得我们家从河里引来的小溪流通过屋内厨房，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生活用水。溪流又流过房后的两个小池子，池子内养了小鱼和一只大乌龟，是孩子们玩儿水、捉鱼的地方。我家的房屋也是当时日本农村木结构草顶子的传统样式。主屋的右侧有座日语称为“仓”的储物问，房前房后都是自家稻田，有一片杉树和栗子、柿子等果木混成的小树林守候在稻田周围。住房的西边就是当地的和田小学校，我的父母亲都毕业于这所小学。我家姓渡部，因为祖父母都过世很早，所以我未能见到爷爷和奶奶，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照片。我父亲渡部延雄是家中独生子，上面有两位姐姐。他的学历为高中，算是村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据说他年轻时当过职员，从事农业后深度过栽培各种农作物，甚至养过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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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记忆的尘封

一年以前，也是仲春时节，我接到老友王立缘兄的一个电话。他问我：“你记得王林起吗？也是北重厂的？”立缘兄指的是我曾工作过的北京重型电机厂。我在这个厂工作过二十多年。进厂时，这家国营大厂有四千多人，离厂时已经发展到近八千员工。我不可能都认识啊！立缘兄说：“要是说起他的外号你一定有印象。当年大家都叫他‘小日本’。”

哦，还真有印象呢！他个子不高，还真有东瀛人的样子。记得中日恢复邦交后，听说他还真是日本战争遗孤。当时，很多遗孤都在办理归根日本的手续。而这位遗孤却选择了“就留在中国”。由于工作不在一个部门，平目几乎没有接触。直到我离开这家工厂，也没有和王林起有过什么联系。立缘兄说：“此人有很传奇的经历，我希望你能见见他，我们一起聊一聊。”

不久，在立缘兄的安排下，我们三人坐到了一起。一见面，我就认出王林起来了。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岁月在他身上脸上留下了年轮的痕迹。他也能认出我来。立缘要他简单地说说他的经历。原来他是幼年时作为长子，和父母一起被当时的军政府动员背井离乡。来到中国黑龙江的“日本开拓团”的。来华后不久，日军即走向衰败。父亲被强征入伍。很快就传来他被俘后病死于苏联某地的噩耗。侵华日军投降前，这些开拓团的日本老百姓被日本军方遗弃。所以，对于这些日本农民来说，可不是有组织的撤退，而是逃难。在撤离途中，年幼的他目睹了同行老弱妇孺的死亡。经历了弟弟妹妹的死亡与失散。目睹了妈妈的罹难。战争的创伤，深深地刻在一个十岁儿童的心上。

在沈阳难民所期间，饥饿无助又病入膏肓的王林起，带着一个幼小的弟弟，得到一位中国好心大叔的救助，才得以继续生存。可是，这位他连姓名也没记住的大叔，由于自己也无法维持生计，只好把林起和他身边尚存的唯一一个的弟弟骏，又送回难民所。兄弟两人再一次被好心的中国家庭分别领养。林起有幸，找到了一个对他如己出的好家庭，成为养父王殿臣家里的一员。而弟弟骏却因病死在另一个收养的家庭了。

成为中国家庭的一员后，林起才逐渐有了一个青少年应有的生活。这个家庭给了他以王家长子的待遇，供他读书。他也以这个中国家庭一员的身份，有了户籍，成为中国公民。为了分担家庭生活的担子，放弃继续求学考美术学校的愿望，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工作，最终成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的优秀技工。在工厂里，大家都知道老王是个出色的磨工，也是一位有些技艺的“工人画家”，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有着日本血统的战争遗孤。

当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恢复邦交之后，人们才知道王林起是一位日本战争遗孤。他的“小日本”绰号才在这家几千人的大厂中传开。那时的王林起并不在意人家叫他的绰号，许多熟悉他的工友们问过他：中日双方有约定，日本战争遗孤可以申请回到日本去的。王林起回答：“父母去世时我还小，没有多少记忆和线索了。是中国父母把我养大成人的，我回不去了，也不会回去了。”因为这样的答复，使得这家大厂里，许多原本不认识王林起的人对他更有所关注。

一位遗孤的奇迹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多年以后，林起想起了养父生前的唯一愿望是：他有机会到林起日本故乡看一看。而林起本人也产生了重温童年之梦的想法。当一批日本遗孤已经经双方政府合作联系回到日本之后，他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日本故乡联系。

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

首先是历经两年，日本有关部门通知王林起，居然找到了他在山形县东置赐郡高岛町和田村出生和家庭成员的户籍档案，得知他的日本名字叫“渡部宏一”。还找到了他的姑母、姨母等健在的长辈及表兄弟表姐妹。由于符合日本政府关于战争遗孤返回日本的条件，他可以办理回到日本定居或回乡探望的手续。

接下来，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他捡起日语教材，他七八岁时学过的，依稀还有印象的平假名、片假名又和他七十来年使用的汉字一起活跃了起来。五岁时家乡的环境、父母家族的亲人、童年往事，又渐渐回到他的记忆之中。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踏上和田村的土地之时，他童年时的父母亲、他的弟弟妹妹、家乡的民俗甚至童年时唱过的歌谣，都回到了这个曾历经战争磨难的老人脑海中，印迹挥之不去，逝去的亲人似乎又在眼前……

当家乡的姨母和亲人呼唤他回日本定居的时候，在那个不少人都想方设法出国移民的时代，回到日本的渡部宏一却说：“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的生母白石贞，她是白石家的三女；一个是中国的养母贾凤朝。两位母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同等重要。生母在那场为世界人民所诅咒的法西斯发动的战争中遇难了，养母现在年事已高，我应当侍奉她老人家以报答养育之恩。所以，我还要回到中国去。我的中国名字叫王林起。”

现在，王林起说他有两个祖国，出生的祖国是日本，成长成就他的祖国是中国。两个祖国和两个母亲在他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他退休后定居在北京，回过日本几次。由于他苦难的经历和不同于其他战争遗孤的“找回记忆”的特殊情况，许多日本媒体都报道过他。使得他回日本时有机会接触较高层的官员和目中友好人士。面对媒体和政要，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愿：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加强中目人民的友好往来。他提出一份书面建议：日本政府不仅仅要抚恤日本战争遗孤，也应当慰问和感谢那些收养遗孤的中国养父母。2011年6月1日，当时任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先生在使馆官邸，亲手把日本政府向战后收养日本遗华孤儿的中国养父母的感谢信交到养母手中时，他看到养母高兴地笑了，王林起心中由衷地感到欣慰。现已年届八旬的王林起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呼吁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和中日人民友好尽自己微薄之力。

我的朋友王立缘兄建议林起把个人经历写下来，要求我协助他成书出版。我欣然同意，不仅是为了过去的老同事，而且是为了2015年的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活动。现在，王林起的书稿已经完成，定名《我在中国的75年》一书已进入正式出版的程序了。我盼望这本书早日出版，为中国读者，也为日本读者，添一本亲历者实打实的资料。

陈援

2015年5月16日

这篇作文的完成，虽然几年之前就得到亲友同学的关注，但是首先要感谢石景山区侨联主席张文先生，促使我下决心动笔写作。在写文过程中，我有幸获得北京日报专栏作家陈援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真诚鼓励，并在百忙之中不辞劳苦，精心为此文写了序文。还有我的挚友兼上级的但功溥、王立缘，多次不厌其烦地提出写作参考和修改意见。如果没有大家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我再用力也不会写完这篇作文的，我要叩首向他们致谢了。

王林起

2014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