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编著的《1912年颠沛的共和/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呈现的是1911～1927年间，中国由帝制到民国转型的历史。全书为上下两篇：上篇讲述辛亥革命、南北和议以及清帝逊位的过程。核心问题放在通常意义的“革命史”范畴之外，以被革命者——清王朝作为考察对象，讲述革命如何策源、如何形成风暴，而被革命者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接受妥协，并最终和平地过渡到共和的现代中国。下篇讲述民国成立以后，在矛盾中缔造共和的过程。核心问题在于，由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和满蒙贵族妥协而肇建的中华民国，与生俱来地带有诸多紧张和缠结。以短短数月终结了两千余年的帝制，这中间必定存在大量的脱节，权威真空、党派纷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帝制时代的种种遗留、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凡此种种，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历程。

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沈洁编著的《1912年颠沛的共和/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引言

上篇 抵达共和

 第一章 忧、惧之下的逊位与大妥协

一 “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

二 诸王公自革其命

三 “逊位逊给谁?”

 第二章 逃官、节臣与殉清者

一 “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

二 时穷见节义

三 “殉”与“不殉”

 第三章 废科举与辛亥革命

一 军绅政治的开始

二 “学”与“仕”分离

三 由“士”到“国民”

四 “士人社会”的终结

 第四章 谣言与谎言：舆论中的共和革命

一 有关杀戮的谣言及恐慌

二 被制造的谣言与谎言

三 以谣言杀人：贵林之死

四 “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第五章 杀戮：并不共和的“五族共和”

一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二 从“天讨”到革命

三 “满洲人或无死所矣”

下篇 共和以后

 第六章 共和的变质

一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二 “咸与维新”

三 “无分南北”，“不是东西”

四 北洋的分裂与覆灭

 第七章 再造共和

一 被挟持的袁世凯

二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

三 自治传统与联治运动

 第八章 “民国乃敌国也”

一 紫禁城的黄昏

二 大昌孔子之教

三 后科举时代的功名意识

四 遗老：帝国缅想

五 流亡的旗人

 第九章 “再造文明”

一 “迷乱的人心”

二 眼光向下的新文化

三 国学与救国

 第十章 结语：“民国的失传”

武昌起义后，清廷统治虽有分崩离析之势，但各地驻防八旗的兵力，不可小觑。这层原因，南方革命政府当然性命攸关；对袁世凯，实际上也构成掣肘。当时袁世凯身居京城，北洋的军队都派遣在外。近畿禁卫军和原有的旗军虽然已归冯国璋统领，但绝大部分都是旗人，他很不放心。就兵力对比而言，袁世凯在天津、保定一带的军队，并不多于禁卫军人数。当时禁卫军的编制，除步队第三标是直隶、河南、山东人外，其他步队三标、马队三营(内一营为蒙古军队)、炮标及工程、辎重两营，全系旗人，军官则协统良弼(冯国璋接统后调为军谘使)、姚宝来，标统忠和、扎拉芬、崇林等，亦皆满族；队官排长，也以满人占多数。一旦京师禁卫军抵死反抗，袁氏无法保证全身而退。这是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力保皇室安全和优待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就旗军本身论，他们与朝廷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南北谈判过程中，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也要归于消灭，无不激昂反对。所以，皇族虽然已经甘愿退让，但此万余人，如不妥善安置，则京师免不了一战，袁世凯在革命党面前也无以维持北方之威信。正是基于这样的危险，冯国璋在向京师禁卫军官兵宣布变更国体问题时，首先强调的，就是皇太后、皇上的尊号和满族、蒙族的待遇，以及“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旗人代表质问冯国璋的也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皇太后、皇上的安全，总统能够担保吗?第二，我们禁卫军将来归陆军部编制，是不是会取消?总统对于这一点是不是可以担负完全责任?”冯国璋当场以身家性命相担保，保全两宫和全体禁卫军俸饷，并声明自己决不与革命党往来，许诺如发现有言行相违之事，准许本军之人随时枪杀，不许家属报复。于是一场风波才得以平安渡过。①另据禁卫军第二协协统姚宝来的回忆，京畿地区关于清帝逊位的传说愈布愈广，这对旗人，关涉生死存亡。因此，禁卫军全镇官兵，除了步队第四标以外，军心很不稳定。②南方政府此时率先提出优待条件，意义不仅及于皇室，对普通八旗兵丁更是一针安慰剂。这也是为什么成都、杭州等地满城和平光复过程中，最多被提到的即为旗营兵、民性命财产及共和以后的生计保证。

优待条件的另一意义在于维持了蒙藏边地安全，中国领土不致分裂。实际上，在退位问题上，反对最烈的不是满洲贵族，而是蒙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退位条件时，那彦图、贡桑诺布尔等人态度坚决，强烈反对共和，力阻清帝退位。1912年2月8日，蒙古各王公致函袁内阁，声称发电各蒙盟旗，联络君主党之势力，并号召在京蒙古王公等自即日起分日回藩，再筹勤王政策，“绝不让共和”。分裂的危险极为严峻：“我等世受国恩，自知敬君爱国，不明白共和为何物；若君主有时退位，我等当另立门户，不能寄他人篱下，受其挟制。”各蒙盟旗不仅反对共和、拥护帝制，而且准备付诸行动，在各旗举定代表赴京参与要政时，拟带蒙古兵人关，实施兵谏，“以备实行与中华断绝关系”。这意味着，革命所瓦解的，将不仅仅是专制与皇权，还包括清代二百余年满蒙一体的领土与边疆秩序。这一点，无论是革命党一方，还是袁世凯所部北洋都很清楚，因此在议定优待条件时，满洲贵族之外，蒙回藏族的权益均一体保障，这在极大程度上消解了敌对及其对革命后身家性命的顾虑。优待条件与大妥协的确立非常重要，它促成了蒙古王公达成赞成共和政体的共识，“谓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后复公同商议，联电南京，表示并无反对共和之意”。①从这一层面看，“五族共和”的提出与满蒙回藏优待条件的议定，意义重大。它使得民国政府将清朝大一统的帝国秩序继承下来，将北方诸省、内外蒙古、察哈尔、乌梁海、哈萨克部落诸藩吸纳进新的共和国家，成为“民国之一部”。

在“革命：’的意义上，“妥协”通常意谓退却、不彻底。但在辛、壬之际的中国情境中，妥协却导引了一种平衡——皇亲、贵族、袁世凯，皆成为无负和平、齐赴共和的成员。用赵凤昌的话说，就是“清帝以让德留思念于民国，国民以优待竭酬报于清廷，两俱仁至义尽”。历史的悲怆隐没于无言的退场，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也不能不说是历史戏剧丰沛的意义所在。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语义改换所带来的现实的历史变迁：在1912年，“辞”与“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所在。由此，辛亥年的这场大妥协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引导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这不仅在于完成从帝制到共和的转折，还在于这场妥协彻底更新了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来的政治文化当中，鼎革从来都是惨烈的。“死”，构成了一种政治规约。而在辛亥年，他们选择了妥协：皇帝没有为社稷而死，却自愿将家、国拱手；封疆与士夫则更勿须为君而死，走向以“共和”为新制的大义。在家国与种族的种种缠结当中，“坚守”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以及价值支撑，而“妥协”则成为“奉天时”、“循尊养”的正当表达。西方世界的革命与现代转型大多循契约而成，这种由契约精神引领的妥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是鲜见的。中国的君主和士人大都宁愿遵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如果我们将妥协视为议会、宪政的一种基本原则，那么，辛亥年底的这场大妥协即具备了更为特殊的意义，它终结了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恰如其分地诠释并启航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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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问，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 O()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问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人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人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问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柢，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人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问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