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文化侵华理论溯源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在19世纪初年，即有佐藤信渊提出侵略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内称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使命，“秘策”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包括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
此后，被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又提出了“垦吓夷，收琉球、取朝鲜、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明治维新后，私塾先生、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认为：其一，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以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即他后来提出的“脱亚人欧”；其二，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两国同属“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推而论之，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必要的。
与上述侵华主张不同者，是一种“怀柔形态”的侵华理论。樽井藤吉于1893年发表《大东合邦论》，强调“兴亚”或“振亚”，“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为包装、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性态”的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此后，“单一种族”论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美学理论家冈仓天心，他于1902年发表了《东亚的觉醒》，1903年发表了《东洋的理想》，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指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及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
1916年，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质在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让“外藩”满蒙地区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而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已逐步形成，其侵华“国策”也逐渐实施。日本的文学家们也为侵华的“大东亚战争”鼓噪出力，其代表人物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理论家，因此他从“浪漫主义”的理念出发，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看成是日本人根本的“精神文化”。他在《蒙疆》一书中，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看到八达岭等处飘扬的日本太阳旗，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说什么“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
武者小路实笃原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曾以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采取反战的立场，1915年的作品有写日军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但后来，他逐渐转变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他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私感》，鼓吹叫嚣侵华战争。他在该书中，以“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大东亚战争”等为各章标题，吹捧日本是能够抗衡英美等国的亚洲的最强的国家，日本“国体”优越，国民勤勉，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结论是：日本人强大的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绝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语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得意中的得意。……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P62-64
迄今，《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是笔者从事编辑、研究工作以来接受的第一个较大的综合性课题，由衷感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信任和荣维木先生的推荐。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局部抗战6年，全面抗战8年），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在苏联、美国等的军事、经济援助下，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中华民族的复兴。70年后的今天，回顾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历史进程，英雄辈出，可歌可泣，鼓舞着今天的人们努力工作学习，艰苦奋斗，报效祖国。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抗战时期的军事、外交、经济等一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战时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既反映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思想、文教、文艺的不同特点，又表现了三大区域内抗日救亡的不同特征。比如，沦陷区文学，作品多、地域广（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台湾等地），且每一地域文化思想形态、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所反映的内容参差不齐；但大都反映了各个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概况和民众心声，大都用较为隐晦的手法表达了沦陷区作家的爱国热情，如东北地区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华北地区李克异、梅娘、山丁等的作品；江南地区张爱玲、沈寂的作品等。
篇幅所限，笔者只能集中地撰写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原来准备撰写的局部抗战时期的文化救亡运动、抗战时期的文物、古物南迁等内容只能舍弃。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其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内容极其丰富。笔者想尽可能把近年来抗战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书稿反映出来，但挂一漏万，很难写全。能否把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区域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形态、文化教育概况和文学艺术演变较为清晰、完整地表现出来，确无把握。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付梓印刷之际，衷心感谢团结出版社唐立馨副总编辑、赵晓丽编辑、张晓杰编辑，赵真一编辑，她们先后负责本书的审阅、编辑工作，他们的敬业、严谨值得笔者学习。
李仲明
2014年11月20日
上篇 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
第一章 国统区的文化思想
第一节 哲学思想与论争
（一）关于文化“复古主义”
（二）“新理学”“新心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三）战国策派的唯心主义哲学
第二节 史学思想与论著
（一）历史研究概况
（二）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和史学界的民族主义
（三）两种命运的论战
第三节 文艺理论论争
（一）“与抗战无关论”
（二）“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
（三）国统区的文艺政策
第二章 解放区的文化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热潮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
第三节 延安整风运动概况
（一）延安整风的原因与目的
（二）延安整风的准备时间
（三）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概况
（四）审干和延安整风的关系
（五）抢救运动及责任人
（六）延安整风评价
第三章 沦陷区的文化思想
第一节 日本文化侵华理论溯源
第二节 日伪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控制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笔部队”的文化侵略
第四节 沦陷区的汉奸政权与理论
中篇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
第四章 高校内迁与国统区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文化浩劫
第二节 内迁之路
第三节 弦歌再续
第四节 功业千秋
第五章 解放区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延安的高等教育
第二节 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中小学教育
第三节 冬学、识字组等社会教育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出版、医疗卫生
（一）新闻出版
（二）医疗卫生
第六章 沦陷区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教育
第二节 日本在华北的殖民教育
第三节 日本在江南的殖民教育
（一）日军对中国江南地区中学、小学教育的摧残
（二）日伪在江南地区开办的中小学数量、教育特点
（三）日伪统治时期江南地区高等教育概况
第四节 伪政权时期的留日教育
下篇 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第七章 国统区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历史剧与反映抗战的现代戏剧
第二节 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一）小说创作
（二）诗歌创作
（三）报告文学与翻译文学
第三节 国统区的电影创作
第四节 国统区的音乐创作
第五节 国统区的美术创作
第八章 解放区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
第二节 旧瓶新酒 京剧开了新生面
（一）群众性京剧活动的普及
（二）剧目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三）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与《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创演
第三节 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创作
（一）小说及报告文学创作
（二）诗歌创作
第四节 以木刻版画为代表的解放区美术创作
第五节 《黄河大合唱》与解放区的音乐创作
第六节 解放区的话剧、电影创作
（一）话剧创作
（二）电影创作
第九章 沦陷区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东北沦陷区的文学艺术
（一）东北地区的小说、诗歌
（二）东北地区的戏剧
（三）东北地区的电影、音乐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的文学艺术
（一）华北地区的小说、散文
（二）华北地区的戏剧、诗歌
第三节 上海沦陷区的文学艺术
（一）“孤岛”时期文学创作概况
（二）上海沦陷区文学的小说创作
（三）上海沦陷区的戏剧、散文创作
第四节 日据时期后期台湾的文学艺术
（一）小说创作
（二）诗歌、散文、戏剧创作概况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步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关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13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20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1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由李仲明编著。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在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文化思想方面，国统区以古喻今，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诠释抗战时期哲学、历史的方向和出路；解放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热潮中寻找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道路；沦陷区则有日本“笔部队”的文化侵略和各个伪政权的汉奸卖国理论，毒害沦陷区人民。文化教育方面，国统区的诸多高校内迁西南、西北，弦歌再续，振兴中华；解放区大量进步青年涌入延安，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沦陷区日伪政权旨在培养汉奸奴才，却适得其反。文学艺术方面，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歌颂正面战场的抗战，也反映了大后方民众的苦难和官僚政治的弊端；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作品从秧歌剧、从京剧的创新到木刻的大众化，生气勃勃；沦陷区在大量进步作家被迫奔赴大后方和解放区后，文艺工作者仍在敌占区以隐喻手法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推出的系列学术丛书中的一本。作者李仲明以严谨的史学态度、详实的史料、扎实的研究为基础， 重点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状况：包括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论争和沦陷区日本“笔部队”的文化侵略。对于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传播进行了充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