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左右，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出现巨大困惑，在这期间，他写出了一篇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这篇文章追溯了他童年时代起一直到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思想发展历程，他以无情的冷峻，对自己灵魂进行发掘以期达到自我完善，并在追述宗教信仰的历程中探索生命的意义。

1880年左右，列夫·托尔斯泰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困惑和抑郁，在这期间，他写出了这部作品。《忏悔录》共分十六卷，追溯作者五十年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重点描述作者在东西方各伟大思想、宗教间的求索过程，以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慰藉。全书思想深刻、内容广博、文风质朴，尤其是对自我的剖析严酷苛刻，是一部难得的伟大心灵史。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做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的喀山大学督学穆辛一普希金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参加舞会，他曾多次用大卫在方舟前面也跳过舞来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当时我对年长的人开的这种玩笑是支持的，还由此得出结论：教义要背，教堂也应该去，但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则大可不必。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脱离了宗教，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着，而大家的生活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多半与之对立。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永远不会与它发生关系，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来不按教义行事。这种教义在某个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地方被信奉着，如果与它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把它当做一种表面的、与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

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业，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不能断定他是否信教。如果说，公开信奉正教与不信教的人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并不对前者有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自称不信教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

小学讲授教义问答，并且让学生上教堂。官吏得交出圣餐的证明。但现在（过去则更多），我们这类人，由于不再学习，又不出任公职，可以生活几十年而从来也不想到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还自称是正教信徒。

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由于信赖而被接受并由外部压力支持着的教义，在与其对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可是一个人往往活得很久，自以为还完整地保持着童年时代接受的教义，实际上它早就踪影全无了。

C聪明而又真诚，他告诉我他怎么会不信教的。他大约已经二十六岁，有一次狩猎宿夜，按照自小养成的习惯开始做晚祷。和他一起去打猎的哥哥躺在草堆上看着他。当C做完了晚祷，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你还一直这样做吗？”后来他们俩也没有再谈下去。从此以后，C就不再做祷告和上教堂了。他就这样三十年不做祷告，不领圣餐，而且也不上教堂。并非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信念，同意他的观一点，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已经做出某种决定，只是因为哥哥讲的这句话好像一个指头向一堵由于本身的重压快要倒塌的墙上戳了一下，它指明了他原来以为被信仰占据的地方已经一无所有，因而他做祷告时的祷词、画十字、行礼膜拜等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一旦了解这一点之后，便不会再这样做了。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