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和他的政治，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人格角度，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翻开历史，由丁晓平编选的《陈独秀印象》让我们看一看与陈独秀曾经有过亲密接触或一面之缘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战友或他的对手是怎么说的吧！看一看，陈独秀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而在他们的印象中陈独秀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独秀一生复杂多变，对革命既有贡献，又犯过错误，毛泽东曾说：“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丁晓平编选的《陈独秀印象》由记忆、纪念、述怀、追忆、怀念、述考、传论七部分组成，均由他人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构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家人及外界对陈独秀的印象。

开篇话 据几曾看

第一辑 记忆

 回忆父亲陈独秀

 再忆父亲陈独秀

 父亲陈独秀墓迁葬经过

第二辑 纪念

 追悼三爱

 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

 我和陈独秀

 陈独秀与新思想

 欢迎陈独秀出狱

 D—！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我和陈独秀

第三辑 述怀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和我的父亲

 陈独秀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党

 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

 面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

 陈独秀与鲍罗廷

 陈独秀在莫斯科

 陈独秀不过是一个替罪羊

 仲翁狱中来信

 阴差阳错

 癸酉行笥杂记

第四辑 追忆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怎样转向托派的

 一封陈独秀生前未收到的信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陈独秀与托派

 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第五辑 怀念

 酒旗风暖少年狂

 戴笠胡宗南秘访陈独秀

 江津三晤陈独秀

 陈独秀在津印象

 陈独秀先生与我家的几则往事

 江津时期的陈独秀印象

 路遇陈独秀

 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

 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

 忆儿时参加陈独秀葬仪

 悼独秀同志

 悼陈独秀先生

 悼陈独秀

第六辑 述考

 《独秀文存》序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关于《实庵自传》

 “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谈陈仲甫先生书法

 关于陈独秀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七辑 传论

 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之父”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陈独秀先生评传

编后记 他说，我看

陈独秀将近四十岁时，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搞新文化运动，他写的文章书籍，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家出版商叫汪孟邹（汪原放是他的侄子），是安徽人，胡适、高一涵也是安徽人，他们的文章和书（如《胡适文存》）也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汪某与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病死，就是由汪某料理丧事的。

我父亲被捕过几次，就是在我小时、“五四”运动时和蒋介石统治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逮捕他，记者访问他时，问他找不找律师，他说没有钱，要义务律师，但没有人干。法庭审判他时，有些朋友帮忙，将他的供词改了，对他有利，但他签字时又改正过来。后来柏烈武曾对我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了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判了他十三年徒刑。他开始上诉还让登报，以后就不让登了。章士钊曾替他辩护说，不能判“危害民国罪”，因为改良政治不等于危害民国，如果改良政治是危害民国，那孙中山当初不是改良政治吗？我父亲还不满意，说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不能代表我。后来章士钊给他写个条幅，劝他晚年多看书。他在南京狱中开始受优待，住单间房，有人要会见他，他说会就会，也不要登记。彭述之与他同时被捕，因为他们有活动，看守就严了，有人要见他就要在收发处登记，说明与他是什么关系，要典狱长批准。

我父亲在被捕前还有个老婆，是个工人，很年青，名叫潘丽珍（应为潘兰珍），到他被捕时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潘丽珍经常去监狱看他，一直到武汉、重庆、江津都跟他，到他死后才改嫁，现在不知她还在不在。他在牢里还有许多人找他写字，因为他随四祖父去杭州朋友处（满人、浙江巡抚叫曾子固）玩时，一玩几个月，练过字，书法不错。但许多人找他写字不是欣赏他的字，而是要他写的名字“陈独秀”，因他有名气。他给看守的人也写了不少字，有的看守人员还拿他的字去卖钱，他就不写了。以后给他减刑为八年。他说到了八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不愿办手续就出不去。蒋介石抓他，是因为他虽然是托派，但还要骂蒋，骂蒋、宋、孔、陈“四大菩”，而他们是不能骂的，要骂还得有艺术才行。蒋介石不杀他，是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西安事变后，有人去看他，说蒋介石同意了几个条件，主要是同意抗战和释放政治犯；他说：“同意抗战，蒋介石会答应的，他不是早就说正在积极准备抗战吗？他会拖的。他现在同意释放政治犯，也会拖的。”（就是他还不相信蒋）他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统而不战，这时才认识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是作为政治犯被释放的。释放以后，他到汉口住了将近一年（住在老租界里）。在汉口发表过演说，听的人很多。一九三八年初夏安庆快沦陷时，我与爱人、大女孩、四祖母等人一道去汉口找他，我在汉口看到湖北小报上登了他一篇文章，说延安共产党那边叫他去，他在文章中表示不愿意去。当时，延安与武汉两方面都在争夺青年。我们到汉口不久，就乘船到宜昌，再找人乘船去重庆。我父亲与姑妈后走，从汉口乘船直达重庆。我们到重庆不久，他们也到了。他在重庆住了两三个月（住在石柏街一个公司代理人家里），又到江津县城住了不到一年，就到离县城三十里的乡下鹤山坪一个姓杨的老进士家（进士不在了）去住了，原因是他在重庆看到杨进士的一本书，问到是谁后，经本地人介绍就去了，在那里很清静，对他的高血压病有好处。我到重庆不久，就到江津国立九中（在江南，县城在江北。鹤山坪也在江北）搞总务工作，也代一点课，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他在江津没干什么事，就是搞文字学注释，从坐牢开始到去世以前，都注释文字学。他在江津时想发表文章，拿稿费生活，但重庆不登他的，他就靠老北大的人以同学会名义给他生活费。他最后写的两篇文章是《论世界大战》和《再论世界大战》，登在《大公报》上。潘赞化与他很熟，是好朋友，潘在江津的国立九中（安徽人多）当总务主任时，说他不行了，没有英雄气概了，儿女情长（讲房子等事，过去是不谈的），英雄气短，过不了两三年了。果然，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几号患高血压病死了。他的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编四角号码字典的），但没有出版。一九四七年，我把父亲的棺材、墓迁回到安庆北关，葬在现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离市内二十里），有块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现在已经没有碑了（文革中林业大队种树毁了）。（P5-P7）

编后记

他说，我看——兼论如何避免误读历史

《陈独秀印象》是《陈独秀自述》的姊妹篇。“自述”系自说自话，“印象”乃他言他语。无论是自说自话，还是他言他语，对陈独秀来说，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这二者则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互为通鉴。因此，编辑这样的两部书，自然也是一件十分有意、有益且有趣的事儿。

对于一个1971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人来说，陈独秀这个名字，从我打小记事的时候就如雷贯耳。但那时候，在我的家乡，几乎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说出他的政治和历史，茶余饭后口口相传的也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民间传奇。正是30多年前的道听途说，让我从此在心中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叫独秀的怀宁人。经过十余年的业余研究，五年的写作，我在2013年完成了陈独秀的传记《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从“人格之美”的角度记录了他辉煌又苦难的真我人生。正是在这样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以及他的政治、他的历史，并由此产生了编选《陈独秀自述》和《陈独秀印象》的念头，引导人们更加整体地、立体地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一看他的前世今生。

编选《陈独秀印象》是一件不算太难，但也并非简单的事情。从本书内容上来看，都是先人和前辈留下的文字，并不用耗费我多少脑力，只要我做一个有心人，把阅读到的相关文章收集整理起来就可以了。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出版人，还是作为一个文史学者来说，如果仅仅只是简简单单地把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那就显得有些低级趣味了。为了把这部书编得好看，我还是在编辑的体例上花了一些功夫，说白了就是要有一点独创性，在这里向读者诸君作一个说明。

《陈独秀印象》共分为七辑，以陈独秀人生的时空为坐标系，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或演绎或归纳了他坎坷又峥嵘的一生，可谓是一部以史料见长的、以“他说”为视角的传记。

第一辑《记忆》收入陈独秀之子陈松年的三篇回忆，这也是其直系有血缘关系的最亲密的人的记忆。

第二辑《纪念》，收入了房秩五的《追悼三爱》、汪原放的《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胡适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蔡元培的《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沈尹默的《我和陈独秀》、李达的《陈独秀与新思想》、李大钊的诗歌《欢迎陈独秀出狱》、刘半农的诗歌《D！》、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一涵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和许德珩的《我和陈独秀》，共计十一篇文章，讲述了陈独秀从开办《安徽俗话报》鼓吹革命，到创办《新青年》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以至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并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被捕的经历。  第三辑《述怀》讲述了陈独秀从1920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中国大革命，到1932年被捕入狱的故事，收入了包惠僧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郑季霞的《陈独秀和我的父亲》、刘雅清的《陈独秀介绍我父亲加入共产党》、彭健华的《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许俊基的《面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郑超麟的《陈独秀与鲍罗延》、彭述之的《陈独秀在莫斯科》、陈修良的《陈独秀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汪原放的《仲翁狱中来信》、郑超麟的《阴差阳错》和邓叔存的《癸酉行笥杂记》等十一篇文章。陈独秀的功过是非，皆在其中。

第四辑《追忆》讲述的是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前前后后，收入了托派成员濮清泉、郑超麟、王凡西和陈碧兰等四个人的六篇文章。其中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的往事，内容最为丰富可读。而陈碧兰的《陈独秀怎样转向托派的》、郑超麟的《一封陈独秀生前未收到的信》和《陈独秀与托派》、王凡西的《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和《抗战初期的陈独秀》，则从托派内部的历史视角讲述了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政治论争。

第五辑《怀念》讲述了陈独秀流落重庆江津的生活和他逝世前后的寂寞哀荣。收入了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文强的《戴笠胡宗南秘访陈独秀》、罗宗文的《江津三晤陈独秀》、龚灿滨的《陈独秀在津印象》、杨眉的《陈独秀先生与我家的几则往事》、杨实舜的《江津时期的陈独秀印象》、张定的《路遇陈独秀》、何之瑜的《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高语罕的《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邓敬苏的《忆儿时参加陈独秀葬仪》和三篇悼文，共计十三篇。这些作者有的是陈独秀的学生，有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的是陈独秀的同事，有的则是与陈独秀一面之缘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笔下的陈独秀更加逼真、更加接地气，以巨大的同情心写出了晚年陈独秀的苍凉落寞。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郑超麟（意因）的《悼独秀同志》、胡秋原的《悼陈独秀先生》和彭述之的《悼陈独秀》这三篇悼文，从三个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从“同志”到“先生”再到直呼其名，可见陈独秀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以及文字背后所郁积的浓郁的感情色彩。尤其是郑超麟的《悼独秀同志》和彭述之的《悼陈独秀》，因各自的情感因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评价。

……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吗？历史的阅读与历史的写作一样，需要具备良心、良知来造就良史，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造就知识。何谓知识？笔者认为：知即调查研究，识为辩证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学会用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一这是思想之剑。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辩证法其实并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逻辑，甚至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它不想混淆黑白，不想说一个东西既是这样又不是那样，一个事物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各种道理，灵活地看问题，机动地做事情，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好正确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人文的方法，它要求以我们的价值观去改变历史（改变并不是改写）。简单地说，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另一个角度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一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我们在历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

我在拙著《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的序言中，对历史写作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在全球正在“化”为一体、微观史独领风骚、史学研究“碎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一些人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的今天，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一一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一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一一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

历史的苦难造就了苦难的历史。而苦难又是历史送给我们的一个最不受我们欢迎的礼物——是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历史的陈独秀和陈独秀的历史，也是如此。对历史，我们必须深怀敬畏，珍之惜之。还是那一句话：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本书的编选汲取了唐宝林、任建树、李银德诸位前辈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谢。最后，要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汪晓军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也难以有如此的信心完成《陈独秀自述》和《陈独秀印象》的编选工作。同时，我希望读者诸君喜欢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喜欢《陈独秀自述》和《陈独秀印象》，并从陈独秀以及陈独秀那一代人所贡献给中国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和他们人生所化出的精神营养，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眺望到可以眺望的未来。

丁晓平谨记

201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