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龙传》是作者毛静通过查阅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结合对邓子龙史迹留存地的实地考察，撰写的首部全面、真实、系统反映明代名将、民族英雄邓子龙传奇人生与军事成就的学术性传记读物。

该书是江西地方史学者、邓子龙研究权威专家毛静历经二十年史料搜集整理的扛鼎之作，不少史料与遗址的发现均为首次披露，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作者用详尽的文献史料和通俗的语言讲述了邓子龙的一生及其历史文化贡献，其关于邓子龙在朝鲜半岛抗倭事迹的考察记录，更是体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史实。作者还考证研究了邓子龙与努尔哈赤的关系，解开了清朝奉祭邓将军之谜。该书的出版，代表着国内外邓子龙研究的最高水平，将为明朝中后期政治军事史、中韩关系史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邓子龙传》是一本用确实史料文献和历史文化遗迹材料写就的明代历史人物邓子龙一生经历和成就的文化读物。作者通过查阅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结合实地走访一些邓子龙史迹留存地搜集的文献史料撰写而成。作者毛静用通俗的语言和丰富的文献史实以及实地调查的图像资料，讲述了邓子龙的一生及其历史文化贡献，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同时也不乏阅读性。其关于邓子龙在朝鲜半岛抗倭事迹的记录，更是体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史实。

第一章 家世与师友

第二章 征战闽广

 第一节 投笔从戎

 第二节 崭露头角

 第三节 征剿海贼曾一本

 第四节 征剿惠州山寇

第三章 铜鼓石守备时期

 第一节 回调江西

 第二节 李大鸾起事始末

 第三节 设立铜鼓营

第四章 黔楚时期

 第一节 武靖参将

 第二节 五开兵变

 第三节 优游黎靖

第五章 云南御缅

 第一节 缅甸崛起

 第二节 岳凤叛国

 第三节 入滇抗缅

 第四节 姚关之战

 第五节 智擒罕虔

 第六节 三尖山之战

 第七节 刘邓破缅

第六章 锐意封疆

 第一节 百废并举

 第二节 襄成西南第一功

 第三节 李邓恩怨

 第四节 李材之案

 第五节 尚友时贤

第七章 蒙冤受屈

 第一节 姚安兵变

 第二节 不白之冤

 第三节 开创新平

 第四节 解甲归田

第八章 精忠报国

 第一节 侵朝战争

 第二节 起复东征

 第三节 中朝水师并肩作战

 第四节 壮烈殉国

 第五节 英雄身后

附录

 邓子龙与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关系考

 ——兼论孟森先生(《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

 邓子龙大事年表

主要征引书目

第二章 征战闽广

第一节 投笔从戎

罗洪先积极支持邓子龙弃文就武是十分有远见的。首先，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江西是人文荟萃之地，仅以明清两代为例，两朝共举行203次科举考试，共有进士51624人，江西一省就得4988名(其中明代3148人)，占进士总数的9．65％，光状元就有20名(其中明代17人)。由科举所铺设的通天之路固然对莘莘学子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但能如愿以偿成为进士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江西每科乡试有成千上万的考生为此拼杀科场，可谓艰苦卓绝。而且这些人读书时许下的雄心壮志很可能在取得功名后却无法付诸实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对曾经出身于同一阶段的人进行统治和奴役。罗洪先中状元时年仅25岁，他的外舅太仆卿曾直祝贺他。罗洪先淡淡地说：“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可见他对功名利禄有着正确的认识，在罢职之后更绝意仕进。

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嘉靖皇帝日事玄修，殆于政务，大臣营私舞弊，互相倾轧，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不断加深，局势动荡不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甚至发生了明代财政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国用日蹩，大明帝国似乎已到江河日下、盛极而衰的地步。而嘉靖时期最严重的危机“南倭北虏”，一直困扰着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倭扰于南，狄窥于北，调兵转饷，征输四方”。“南倭北虏”对明朝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果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对明朝的破坏是间歇性有规律性的话，而旷日持久的倭寇的侵扰已逐渐发展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嘉靖倭患的来龙去脉进行简单的梳理。

所谓倭寇，就是从事对我国沿海进行武装抢劫、杀人放火的日本海盗集团，其中掺杂着一些不满于“海禁”政策、铤而走险的中国海盗。《三才图会》云：“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九百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

明朝的倭寇问题几乎与整个明朝历史一样长久。早在开国之初倭寇就频频袭扰沿海，由于明朝统治者凭借强大的国力，大力巩固海防，不断打击倭寇势力，其未成气候。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一方，相互混战，不论是战争中的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把贪婪的眼光投向了中国，纠集一些武士、商人、浪人勾结中国沿海奸民奸商到中国进行走私和武装抢劫等海盗活动。“嘉靖倭乱”的最大特点，是中国沿海势族、走私商人和奸民的介入，并逐渐构成倭寇的主要成分。“夫海贼称乱，起于沿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而有之，未尽为倭也。”加上掺杂着纯粹、半纯粹的农民起义，这些人或是与倭寇勾结，或是走向抗倭道路，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给定性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有一点可以提供重要依据：他们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是否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等等。

“嘉靖倭乱”指从三十一年(1552年)到四十三年(1564年)的倭寇侵袭活动。在此之前的1523年曾有过一次“争贡之役”，两个火进的日本朝贡使团的斗殴演变成对中国的泄忿式的杀人越货。自从他们发现昔日强大的大明帝国的海防线如此脆弱之后，大批倭寇接踵而至，“各岛诸倭岁常侵掠，滨海奸民人往往勾之”。主持剿倭工作的巡抚朱纨因“腾疏于朝，显言大姓通倭状”，遭到这些坐收渔利的大族围攻，罗织其罪，使朱纨被迫自杀。一些奸商巨盗“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人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

而明朝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州、温州、宁波、绍兴之间，攻城斩将，杀掳居民无数，东南骚动，嘉靖倭患正式开始。次年三月，海盗汪直勾诸倭大举入侵，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急，四月犯太仓、破上海，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

P15-17

这本小书，是在1998年印行的旧作基础上，略加增删、修订后再版的。

回想那时，我只有20来岁，是真正的“少不更事”，只凭借对邓子龙将军的仰慕与热爱，立志用三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在半年的时间里写稿，赶在将军殉国400周年的时间匆匆写就，作为将军同里后学呈上的一份敬意。那时我只是丰城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没有经费去印这本书，花了2000元钱只印五百本，分送友朋。为了凑齐印刷经费，我还要时不时去打一些零工；为了压缩成本，不得不将版式和字体一缩再缩，直到不影响阅读为止。《邓子龙传》发行以后，社会反响还不错，人们给予我的肯定与鼓励，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感觉所有的苦辛都是值得的。

回想写《邓子龙传》那三年，三天两头坐火车、汽车去省城，与在南昌工作的“发小”胡晋挤一张床，出门就两个馒头，如此抄回一大摞笔记。还记得在老师大旁边的青苑书店看到一本介绍各省古迹的大部头书，里面发现有贵州邓子龙祖父墓的介绍，因为书贵买不起，便将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出门就掏出纸默写在纸上。有时间还跑了邻近的一些邓子龙的征战地，因条件的限制，最远只能到铜鼓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邓子龙传》。

在1998年版《邓子龙传》出版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并没有放弃对邓子龙史料的收集，而是坚持继续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突破。例如完成了省内外几乎所有邓子龙征战地的走访，找到了江西宜丰，湖南辰溪、绥宁，贵州余庆、晴隆等此前不为人知的邓子龙遗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陈吾德、项笃寿、杨寅秋、张辅之、祝世禄、王锡爵等直接或间接与邓子龙有交往人物的史料。最大的发现，可能就是对邓子龙与努尔哈赤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篇小文章，作为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时期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期间，又帮助原籍地杜市镇策划设计邓子龙铜像、邓子龙浮雕文化墙，协助文物部门重修邓子龙墓等工作，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时，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跨人了不惑之年。

到了大学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更多的史料，也有机会与一些高水平的学者交往，才发现自己作品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是研究方法的落后；二是治学视野的狭窄；三是史料运用的笨拙；四是叙事水平的不足。所幸大家匡我不逮，使我能有机会修订和调整，但毕竟能力所限，脱胎换骨已是不可能。这本书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所带来的遗憾与阙漏，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弥补了。

至于本书重版的缘起，是2015年初，在与韩国学术界朴圭植教授和韩国尚道南海郡政府代表团这两次交流时，有关方面建议我将《邓子龙传》重新出版，我听后诚惶诚恐，但想到也许这本书能为中韩友谊能做点什么，于是就将它进行了补充修改。毕竟我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时间又比较仓促，因此，新版的《邓子龙传》肯定有诸多不足，诚恳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

感谢九三学社中央邵鸿常务副主席、学苑出版社孟白社长和洪文雄主任为此付出的努力。

剑川毛静于袁州

2015年元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