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国西北各省天气大旱，陕西、甘肃、河北赈济委员会向美国购买棉花种子200吨，分发灾区赶季节播种。第一批100吨棉种计2500包未经消毒，将于1929年2月运抵上海。此事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前美籍院长获悉，电告该校。植物病理学家邹秉文(当时已担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等知道此事后，深虑国外病虫传人，将贻害无穷，应立即进行熏蒸消毒，然后才能转运西北。他们一面设法扣留运抵上海的第一批棉种，一面向上海实业界募集熏蒸棉种所需经费。
由于棉种的熏蒸消毒工作技术性强，邹秉文当即指定江苏昆虫局的吴福桢去上海担此重任。吴福桢深知，此事关系到数省的植棉安全，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项任务完成好。于是，他精心筹划，在没有专用熏蒸室和有关设备、药剂，缺乏熟练工人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100吨棉种的熏蒸任务，工作人员安全，棉种发育正常，使西北各有关植棉区及时收到了业经消毒的棉花良种。吴福桢为推广棉花良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处理由国外进口的植物种子、防止病虫传播的记录。
吴福桢于1930年撰文《18年春美国运华棉种熏蒸纪实》对此事进行了回忆。文中写道：“药料的选择。棉籽熏蒸，根据世界各国之经验，计有两种药料可用：其一为氰化钠，其二为二硫化碳。前者在华容易购备，且无着火危险。唯有一缺点，即透入性不强。今有大批棉籽，若透人性不强，则熏杀功效难于周密。后者用以熏毒棉种，虽有富于可燃性之缺点，但透人性甚强，故大量熏毒而缺乏特别设备时最为相宜。于是在可能避免危险之范围内，决定采用二硫化碳，以图效果确实。”
找熏蒸的房屋，颇费一番周折。文中写道：“决定用二硫化碳为熏毒材料，则所用房屋应有下列条件：一、其大能容50～100吨之棉籽。二、要与他屋分离，熏毒时无失火波及之危险。三、屋要完整，易于封闭。于是四出搜集，在复旦大学附近，发现旧洋房一座，颇为相宜，唯未得主权者允诺。后经人介绍，小沙渡福新面粉厂附近有堆栈一座，空无所用，商得主人同意，允暂借用。该屋容积大小及式样，均极合适，且与他屋不相毗连。房屋问题，因即解决。于是乃择房屋两处，一处栈房，一处办公室，又一小室。……接着在上海各处购得二硫化碳272磅。房屋之窗户及门隙，除必须出入之一门外，概用稀薄浆糊以报纸糊闭，以免漏气。”
“熏毒自3月24日上午12时起，至3月28日下午3时止，共计99小时。”
关于熏毒过程，吴福桢是这样记述的：“雇临时工人约20人，先告以用药时火燃之危险，凡到此工作之人不准吸烟，当即将工人身畔之香烟及洋火，均行搜去。并令其进室内熏药时，须以毛巾裹口，以棉絮塞鼻，在工作时勿作深呼吸。棉堆积厚约167厘米，不令太高，平堆于室内，各室一律。先备竹筒百个，长约133厘米，穿其节而削尖其一端，以83.5厘米插入棉堆中，50厘米露于堆面。竹筒之用，乃将药灌人棉堆之中层，使之匀布，以免下层棉籽熏毒不足。灌药时，1人灌药，1人以棉花塞其口，使药液向下透入，而不向空中散发。散药时，毒气四溢，触鼻难耐，尤以眼睛之感觉最为难受。此时间越短越好，时间一长，工人必有晕倒之虞。幸各事布置周密，不到3分钟即已毕事，立即关门。关门后即由工人在外面用报纸、浆糊将门密封。此时，即告结束。”
“3月28日下午3时，将熏室完全打开，以通空气。启户时，毒气依然触鼻难当。约隔2小时，乃将覆盖棉籽之上麻袋揭去，使下层毒气逐渐散发，是夜门户均未关闭。29日雇工20名，将棉籽翻转，将大部分棉籽搬出室外，一部分即在室内翻转。此时，棉籽堆中之毒气，得完全散去。3月31日装包时已不觉有何气味。4月1日当即点交西北输运棉籽委员，并力嘱沿途当心火烛。”
上述可见吴福桢为完成此次熏蒸消毒美国棉种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思，竭尽全力了。P18-20
2008年，我的同窗世交(双方父亲也是同学)金作怡向“20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编委会推荐我父亲吴福桢，很快就收到了编委会的约稿函。
父亲辞世已19年，家存资料不足，幸有他生前的同事、朋友、领导、众亲属和子女的朋友鼎力相助，积极提供文字资料和照片，为本书作出了雪中送炭的贡献。
父亲在宁夏工作近20年，资料很少，只得向父亲的最得力助手、最佳合作者和亲密朋友高兆宁先生求助，年逾八旬且刚做完两次手术的高先生立即提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写出两万多字，内容翔实，文字生动优美，读来如临其境，如见我父，倍感亲切。高先生是宁夏农林科学院昆虫学家，研究员，尤其擅长生物绘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研人员，衷心感谢高先生的情谊和辛劳，衷心感谢高先生的绣笔锦文。
农业出版社资深编辑莫容老师与我父相识于1982年《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编委会的成立大会。作为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与昆虫卷编委会的责任编辑，他俩接触频繁，商讨工作和业务、共同的志趣和敬业精神使他们成为十分和谐的合作者和情深意笃的忘年交，由此还衍生了一段著书立说写《斗蟋》与书评的佳话。当莫容老师在京郊养老院得知要为昊老写传记时，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工作，迅速写出怀念文章，字字珠玑，句句情浓，相知相悦之情跃然纸上，读来赏心悦目。
父亲曾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自治区科协主席。我们希望获得他在自治区政协和自治区科协的有关材料，遂求助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现已退休在京多年的黄璜同志。虽然他在任时父亲已离开宁夏，但他听了我们的诉求后，当场在我们的求助信上批示：“请项宗西同志全力支持”。自治区政协项主席立即组织人员认真查找。工作人员只能用手工方式一页页、一本本翻阅查找，辛苦多日，终于找到了父亲在自治区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和他任自治区科协主席期间的有关材料和照片，填补了父亲这一段工作情况的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昌鉴同志亲自批示有关部门查找我父的材料。多年前的资料是传统的老方式保存的，工作人员只得用手工方式操作，终于使我们获得了父亲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两次提案全文以及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
衷心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和辛勤劳作的工作人员。
20世纪50年代曾与我父亲共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专家方悴农、黄季方热情地向我们详细讲述了父亲当年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已退休多年的前所长林举儒同志亲自审阅了本书中父亲晚年在植保所工作十余年数万字的章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的李月华老师多次采访父亲后，撰写了父亲的传记，刊登在《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一卷)》和《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上，内容翔实丰富，文笔清新流畅，为我们撰写本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我们只知道父亲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但史料却一无所有。幸有我们的同窗张韵远、陈小灿牵线，使我们得到中山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昆虫研究所梁铬球教授的热情相助。他在百忙之中查阅了中山大学编年史，又求助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张维球教授。张教授立即将自己收存的《中国近代昆虫学史》一书托人带给梁教授。梁教授从书上找出有关吴福桢的内容15页，复印后把有吴福桢名字的16处用红笔一一划出，寄给我们。同时，还写上他已经联系好了的另三位可咨询教授的地址、电话等。如此殚心竭虑、细致入微地为他人操劳，实难能可贵。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播音部资深编辑、我们的朋友王慧琴曾对我父亲进行了专访并撰稿，介绍了父亲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有父亲亲自对在中国台湾省的老同事、老朋友讲话的录音，在对台播音部的《伟大祖国》栏目中多次向中国台湾省播出。父亲去世后，王慧琴又立即撰写了讣告，连续向中国台湾省播放了5次。她还把讣告的录音带送给我们。十几年来，每当我们聆听这段播音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不仅悲痛父亲永远离去，同时也感激王慧琴为父亲付出的辛劳。
中央宣传部年过八旬的离休干部马志光同志是我们的朋友，这位老当益壮、热心助人的图书资料专家亲自为我们上网查找父亲的史料，又为我们联系到中央宣传部图书馆去查阅多年前的报纸。
在撰写父亲传记的全过程中，金作怡始终关心并热心相助，她不仅提供了她父亲和我们父亲当年的照片，还从父亲的老朋友子女处搜集到我父30年代的工作照并向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和植保所有关部门查询我父亲的史料。
我们的亲属对本书也十分关切，主动热情地提供各种帮助。
父亲的外甥岳国芳、甥媳吴企英远在济南，他们翻箱倒柜找出我祖父和多张我父的照片，外甥认真回忆并详细讲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父亲(我们的姑父)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我们的母亲和我们四姐妹历经艰险从老家逃难到成都的全过程；讲述了抗战期间父亲在重庆创办病虫药械制造实验厂时四处奔波选择厂址的经过。还讲到1964年父亲应邀到新疆考察和讲学的详情(当时外甥和甥媳正在新疆工作)。
父亲远在南京的侄孙女吴玲，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从家里找到许多老照片和书稿，又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前身是父亲生前工作多年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查找有关资料和照片，并3次专程送到北京。
温暖的亲情使我们既感动又高兴。
本书完稿之际，谨向所有热心提供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深深的感谢。书中的文字是吴福桢一生的真实记述，由著者全权负责，与编委会和出版社无干。部分照片清晰度差，特向读者致歉。
书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吴锡华
2010年3月18日
第一章 少年立志 为民除虫害
第一节 景色秀美 书墨淡香的出生地
第二节 一心向学 立志学植保
第三节 南京高师农科首届学生
第四节 幸遇名师张巨伯
第五节 学业未毕 实地治虫
第六节 第一个治虫现场会
第七节 赴美深造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治虫30年
第一节 棉虫防治的奠基人
《棉铃虫金刚钻之研究报告》
《地老虎之研究》
熏蒸消毒美国棉种
《中国棉作五大害虫》
《中国棉虫分布调查》
为《中国棉虫之研究与防治》作序
第二节 治蝗先驱
两次治蝗实战
宣传科学 破除迷信
播讲治蝗知识
全国蝗患情况调查
第三节 使用药械治虫的首创者
三管齐下治虫害
《重要杀虫药剂及国产喷雾器之应用》
第四节 在中央农业实验所17年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植物病虫害系主任
《中国农业害虫之防治及研究情况》
不懈治虫 支持抗战
总结抗战胜利前的防虫治虫工作
主持全国病虫防治研讨会
第五节 创建病虫药械制造实验厂
选厂址渝郊良心桥
“农业的兵工厂”
抗战胜利 由渝迁沪
厂徽
挚友朱凤美
第六节 家人重聚南京
第七节 广育人才 桃李满园
第三章 从六足学会到中华昆虫学会
第一节 六足学会创始人之一
第二节 各大学、各地昆虫学会
第三节 任中华昆虫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长
第四节 在中华昆虫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发表论文
第五节 创办《中华昆虫学会通讯》
第四章 喜迎新中国诞生
第一节 坚留大陆 不去台湾
第二节 科普佳作《昆虫与人类》
《昆虫世界乎？人类世界乎？》
《昆虫善于适生》
《昆虫为人类之大敌》
《昆虫为人类之益友》
《昆虫之命运》
第三节 专著《中国的飞蝗》
“我国蝗患自古称烈”
盛赞解放区的治蝗经验
飞蝗的分布与地势、温度、雨量有关
人工治蝗法
药剂治蝗法
根本治蝗之道
第四节 中华昆虫学会改名为中国昆虫学会
第五节 在中国昆虫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第六节 感慨新旧社会的对比
第七节 痛悼恩师张巨伯
以科学方法在田间研究害虫的第一人
我国昆虫研究团体的创建者
中国在大学教授昆虫科学第一人
第八节 盛赞邹秉文
“东南三杰”之一
雄才大略 功勋卓著
师生情义深
第九节 奉调中央农业部植保局
第十节 被错划“右派” 下放宁夏
第五章 宁夏工作二十载
第一节 支援“老、少、边”建设
先读《朔方志》 熟悉风土情
边研究 边建系
申请立项 开展农业昆虫基本调查
调查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第二节 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委员
第三节 艰苦的调查研究历程
林木害虫大发生
乘羊皮筏子横渡黄河
“革命虫”——虱子
南有柑橘实蝇 北有枸杞实蝇
一场虚惊
六盘山上高峰
“养虫”是研究害虫的重要手段
显微镜下的“昆虫世界”
“社会主义大协作”
第四节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来访
第五节 为宁夏引进泰国良种西瓜
第六节 关心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
第七节 《科学研究人员的修养与
工作方法》(摘要)
“首先要立大志”
“百折不回 锲而不舍”
“广博与精深”
专心致志
“正确对待偶然性”
“过好基础知识、操作技术、外文这三关”
“同道之间的互相合作”
第八节 科学考察与讲学
赴内蒙古考察
赴新疆考察
在新疆讲学
新疆农业昆虫区系特点
治虫成绩与技术
植物检疫
对药械治虫的几点建议
第九节 创建“宁夏农业昆虫标本馆”
第十节 编著《宁夏农业昆虫图志》两集
第十一节 落寞中的温暖
第十二节 科学的春天
出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全国科学大会
《八十高龄戴红花》
第十三节 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主席
第六章 重返北京发挥余热
第一节 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
第二节 蜚蠊——最古老的害虫
蜚蠊与人类的关系
中国常见室内蜚蠊种类
蜚蠊的防治
发现新的蜚蠊种属
第三节 “蟋蟀——祖先最有研究的昆虫”
“2500年前的《蟋蟀》篇”
以呜叫声鉴定蟋蟀种类
相继发现中国新纪录和新种
评风靡一时的斗蟋热
盛赞《斗蟋》
第四节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
编委会主任
条目撰稿人
编辑人员多辛劳
第五节 参加《西藏昆虫》的编写和鉴定
第六节 参加《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昆虫》的鉴定
第七节 《云南森林昆虫》
第八节 出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
提案改善植保所科研条件
提案建立植物保护标本馆
呼吁改善农业科研条件
第九节 在农工民主党表彰大会上讲话
第十节 新闻媒体的报道
《访“虫王”》
《植物医生》
《兰幽香飘远松寒不改容》
《他一生钻研昆虫》
获“国际名人荣誉证书”
第十一节 重返南京访故土
第十二节 喜迎九十华诞
第十三节 参加第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第十四节 最后的题词和最后一篇文稿
第十五节 世纪之交金善宝
第七章 大爱无垠
第一节 尊父爱母
第二节 深爱贤妻
第三节 手足情深
第四节 舐犊爱浓
第八章 轶事趣闻
第一节 知虫胜于知儿女
第二节 忍俊不禁
第三节 不翼而飞的袜子
第四节 老顽童
第五节 路不拾遗
第六节 原来如此
第七节 手绢与炉箅的亲密接触
第八节 一棵天价大白菜
第九节 之手者也的英语
第九章 最后的日子
附录
附录1 追思·怀念
附录2 吴福桢获得的表彰与奖励
附录3 吴福桢生平年表
附录4 吴福桢著作、报告目录
后记
吴福桢于建国后，历任华东病虫防治研究所所长，宁夏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昆虫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二届理事、第三届顾问。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农业昆虫分类与害虫防治的研究。1959年起，用十年时间基本查清了宁夏农业昆虫的种类、分布及生活习性；发现国内昆虫新种三十个、世界新种八个，填补了我国昆虫资源调查的空白。参加《中国经济昆虫志》的编写工作，著有《宁夏农业昆虫图志》。
吴福桢之女吴锡华及高兆宁编著的这本《吴福桢》主要是描述了一代著名昆虫学家吴福桢成长的人生历程，描写了一位老人精彩的一生。
吴福桢是我国治蝗先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深入农村，指导和带领农民治理蝗患；30一40年代组织全国蝗情调查。先后发表全国蝗情报告5篇；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专著《中国的飞蝗》。
吴福桢之女吴锡华及高兆宁编著的这本《吴福桢》主要是描述了吴福桢从少年到老年，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对昆虫研究事业的热爱，对良师挚友的情意，对家人的关怀，对生活的热爱。字里行间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一代著名昆虫学家成长的人生历程，描写了一位老人精彩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