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亲历的胡风案（全新修订本）》一书中，“胡风专案”办案人员王文正详细披露了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的来龙去脉：“胡风反党集团”（后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三十万言书”的历史作用，“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披捕、审查的过程。这个三十余载的冤案，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至今值得人们思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据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亲历此案，在王文正口述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全新修订本）》一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后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的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60年过去了，胡风及胡风事件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序章 揭开新中国第一件大冤案的沉重铁盖

第一部 接手惊天大案

 第一章 内部秘密调动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

第二部 “三十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第三章 胡风与周扬恩恩怨怨二十年

 第四章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

第三部 面对沉重的历史

 第六章 令人费解的“胡风分子”

 第七章 审讯“少帅”张中晓

 第八章 尚丁、曾卓的“军统特务”疑案

 第九章 来自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第十章 从朝鲜前线回来的“罪人”

 第十一章 罗洛的命运与爱情

 第十二章 一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悲剧

 第十三章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第十四章 梅志的苦难岁月

尾声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初版后记 寻访“胡案”亲历人

再版之际忆初版

我报到的时候，见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刊，有的是新出版的，有的已经发黄，后来才知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报刊。人们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没有注意我的到来。

开始先看文件，了解案情，使我接触了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这个案子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对胡风实行逮捕。

新华社播发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见于《人民日报》1955年5月19日第一版。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五月十八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七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这是一则极不引人注目的消息。正是这条消息，最早透露了胡风“反党”（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集团称为“胡风反党集团”。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有关注释已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正式将“胡风反党集团”易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注）案件最初的处理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署了逮捕令。

建国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果断而迅速。

可是，令我惊奇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拘捕胡风之前，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之后，全国性对于胡风集团分子的大搜捕就已经展开了。

大搜捕从北京开始，一天之后上海紧跟，接着便形成全国性的行动。仅仅半月之内，各地的“胡风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是，第一个被捕的不是胡风，而是另一个人，名叫牛汉。

牛汉原名史承汉，又名成汉。他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学时与胡风开始信件往来联系的。

20岁的牛汉充满着激情，写出了一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受到胡风的赞扬，很快便确定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

牛汉不仅诗写得好，同时思想也很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946年牛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牛汉到达华北解放区，投入全国解放战争。

牛汉由于爱好文学，就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一本名叫《流火》的刊物。在办刊前，他们以刊物的名义给胡风去信约稿。胡风寄来的稿件，很快就在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直到建国后，牛汉来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才与胡风相识。然后经胡风介绍，认识了当时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

青年人创办一本刊物，请名家在上面发表文章，扩大影响，撑撑门面，这在现在来讲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牛汉却为此引来了灾难。

5月13日，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立即召开有关会议，对牛汉进行“帮助”。

会议由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巴人（王任叔）主持。

大家从不同角度对牛汉提出了“劝告”，希望他能认识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

谁也不会想到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据公安部查明，1951年1月16日，胡风给牛汉写过一封信，信中称：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甚至感觉得给它们发表了出来都不愉快。但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

这里所说的“发表”，是指胡风所写的那首欢庆新中国成立的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还于1952年10月27日给牛汉写有一封信，信的内容中提道：

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份……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胡风在这封信里表示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讥笑和反对。”

获得了胡风如此信件的牛汉，自然难脱干系。

P15－18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六十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将这本曾经引起过反响的图书再次进行精编出版，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初版后发生的几件事情，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那是江南一个柔雨绵绵的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共党史出版社打来的。对方在电话里说，您有一封信，邮到了我们这里，请告知地址我们好转给您。放下电话，我在想：现在通讯如此发达，亲朋好友大都通过手机联系，有谁会写信给我？几天后，这封信转送到我的手里。

我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尊敬的王文正法官、作家沈国凡先生：

我读了你们所著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深受感动，感谢你们能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的大案——开国之初的大冤案作公正的审视和评传。我是书中提到的林祥治的妹妹，……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的“总头目”，出狱后，神经错乱……这位妹妹对于哥哥往事的回忆，字里行间透出难舍的亲情和对于时局的无奈，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在因胡风案所牵连的众多人物中，林祥治只是我这本书中写到的一个“小人物”，占的篇幅也不多，为什么这位读者读后如此感动，并拿起笔来给一位从不相识的作者写这样一封信？读着这位“妹妹”的来信，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2012年，初春的江南桃花吐艳，春草又绿，绵绵的细雨在白墙青瓦的小巷间徘徊。在这“能不忆江南”的季节里，我收到一封经邮局辗转了很长时

间才转到的挂号信，因为工作单位多次变动，信封上贴着邮局的“再投邮件批条”。

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再看看寄信人的笔迹，我感到很奇怪，是谁给我寄来的这封信呢？

我靠在窗前，拆开信封，只见上面写着：

沈国凡同志：您好。我是“苏州一个同志”×××的胞妹。因为鲸哥（“苏州一个同志”）从小随母姓，所以我们不同姓。常在书店、报亭上看到你有关胡风案“苏州一同志”的大作，一直关注您。朋友们看到您的文章，也会向我推荐，我一定去买，在你和王文正合作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书中看到您的简历，知道您在常州，冒昧去信。鲸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的悲惨一生给我心中留下一块最大的创伤。所以我感激每个同情、关心他的同志。您为他写了这么多东西，留下很多宝贵的资料，我永远感谢您……请您回电或短信，告我详细地址和邮编，我的手机是187×××××160

等着您的回音。祝

健康、平安！

原来是我书中所写到的“苏州有一个同志”的妹妹的来信。“苏州有一个同志”因当年《人民日报》编者在公布胡风集团的信件中被提到，因此受到胡风案的牵连。人们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写书之前，我也为此做过很多采访，都无从得知。此次其妹的来信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得晓大名。

我轻轻地推开窗户，牛毛样的细雨在窗外丝丝地飘着，不知何处传来了已故江南民间艺人瞎子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声声如诉如泣，

哀婉凄切的乐曲声令每一丝江南的细雨都透出了寒气。2007年8月15日上午和2012年6月6日下午，我分别对这两个“妹妹”进

行了采访。

现在，我将这两个“妹妹”和她们哥哥的故事，写成了另一本有关“胡风案”的书稿，书名暂时叫做《回眸青史觅故人——两个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胡风分子”》，尽可能真实地还原那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希望到时能顺利出版。

还有这样一位老人，在听朋友说到这本书后，想方设法买到手。看完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想找我谈一谈。可是，她远在千里之外，如何谈？后来，我与夫人一同去东北，路过北京的时候顺便去看望了这位老人。那是一个夏日的黎明，我们走到楼口时，听见钢琴声。上楼轻轻地敲了两下房门，钢琴声停了，一个老人来开门。她笑着将我们让进屋里。我发现在钢琴的旁边，放着我初版时的那本《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于是，我们谈起了这本书，谈起了她在50年前为这件案子所受到的无辜牵连。半个世纪以来，在很多当年的“胡风分子”渐渐年老体衰，对此案的

平反不抱太大希望的时候，她却坚持着，抗争着，奔波着，从满头青丝直到雪染双鬓。我看了她为此付出的心血，那些留存下来的发黄了的纸张，一张一张地叠起来，足足有一尺多厚。还有一个故事。当年的“胡风专案”审讯员王文正，与被审讯者、被怀疑为“胡风分子”和“军统特务”的尚丁，五十多年后因为重病，竟然住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层楼相近的病房里。王文正带我去见尚丁时，刚出门，又回转身去，伸手在他的病床上拿起初版的那本《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此时尚丁的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呼吸困难，面部有些变形，已不能讲话，双方以点头表示。王文正向他举起那本书，然后用手指指我，尚丁会意地向我点头，脸上显出病人难得的笑意……

这本书初版之后也受到不少青年读者的关注。这些人和事，如今回想起来仍深深地打动着我，激励着我。我常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这件半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有着多少铭心刻骨的记忆？他们的这些记忆，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当代史上那个特殊年代所发生的这件特殊事件，对于后人研究那一段特殊历史，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有何意义？这些思考促使我在艰难的采访和出版过程中不惧困难，不畏艰险，不知疲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真实、客观、公正地还原那一段带给我们无尽反思的历史。历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总是这样告诫我们：只有记住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谢谢编者，谢谢读者，谢谢大家，你们给了我“上帝”的恩赐，你们的喜爱、赞誉、推荐与收藏给了这本书最高的奖赏！

沈国凡

写于再版付梓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