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除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鲁迅而外，鲁迅身上的颜色还曾被涂成了红色和灰色。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红色”二字，并不是象征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而是专指对鲁迅的神化和拔高。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屡见不鲜，其表现就是把鲁迅的一言一行都摆在绝对正确的位置，让鲁迅为某种狭隘的功利目的或现行政策服务。比如：学习鲁迅，只生一个孩子；学习鲁迅，搞好植树造林；学习鲁迅，评《水浒》，批孔子，批判党内走资派……鲁迅有一篇杂文，叫《骂杀与捧杀》，收入《花边文学》，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一度被神化，被说得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为了加深大家对一度神化和拔高鲁迅的印象，我从2010年新推出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略举几个例子。这本书的作者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重印本书的主编是鲁迅之子周海婴。主编在序言中说，出版这部手稿本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因为《鲁迅回忆录》这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和“上级拍板”，有些内容已有悖作者原意。那么，这部符合许广平原意的手稿本对鲁迅是如何描写的呢？
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道：“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鲁迅就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中宣部的一个公务员了，哪里还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呢？好在修订时，这句话被删掉了。
二、书中第三章是《鲁迅的讲演与讲课》。许广平赞扬鲁迅讲话技巧高超。她对鲁迅说：“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许广平在书中写道，鲁迅默许她的这番话。我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鲁迅真的默许这番话，那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不复存在了。鲁迅至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党政部门的官方发言人。好在公开出版时，这句话也被删掉了。
三、在《党的一名小兵》这一章，许广平谈到鲁迅跟红军将领陈赓的著名会见。许广平说，当时陈赓“描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简图来说明事实，他报道了不屈的英雄们经历过千山万水，克服过无数困难的神奇事迹，令鲁迅听之不厌，还想有机会再继续一次。”我断言上述回忆同样背离史实，因为鲁迅与陈赓的会见是1932年夏秋，有人说是1933年春。红军长征则开始于1934年8月，结束于1935年10月。鲁迅跟陈赓会fiLM，长征尚未开始，那么陈赓将军怎么可能用穿越的手法生动描绘红军将士经历千山万水的“神奇事迹”呢？
四、在《瞿秋白与鲁迅》一章的结尾，许广平在谈到鲁迅尊重党的决定，并借“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鲁迅尊重党，并非绝对服从党的任何领导人的一切意见。鲁迅抵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李立三的建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鲁迅更不是科学算命大师，他怎么能预见他死后刚巧十三年中国革命就会获得胜利？
我觉得，以上表述都是往鲁迅身上涂饰红色，而不是鲁迅的本色。我这样讲，并非苛责于我敬重的许广平先生。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应该归结于她当时的写作环境。作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不可避免会承受不少为一般人所难以体会的压力。她唯恐跟不上那个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唯恐给已故鲁迅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了紧跟形势，反倒事与愿违，写出了这些经受不起历史检验的文字。
我在前面说过，我讲演题目中的“红色”二字，并不是指鲁迅固有的革命性。在当下，在有些人的心目中，“革命”二字已经跟“血腥”、“暴力”、“破坏”、“极左”捆绑在一起，避之唯恐不远。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要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从意识形态虚构中释放出来。这其实表现出对“革命”这个概念的极大误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革命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行动，正如《易经》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鲁迅还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包含了暴力行为，而且包含了一切合理的变革。所以，革命决不是只让人死不让人活的事情，“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所谓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来自于鲁迅本身的“人民本位”立场。“人民本位”，这是鲁迅的政治理念，精神信仰，也是他自觉肩负的一种时代担当。鲁迅青年时期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这里的“轩辕”指的就是广大同胞，就是人民大众。他在前期杂文中号召扫荡食人者，掀掉人肉筵席，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大众。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他晚年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正是他认为，当时的革命政党是在“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正是基于这种“人民本位”立场，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革命和变革他都支持，而妨碍人民大众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旧势力，他认为应该“全都踏倒在地”。这就是鲁迅身卜固有的革命件。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