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2800-1万年前的事儿）

在文字符号发明之前，人类族群的历史主要依靠口述，口述的内容，一是靠前辈口传下来的故事，二是靠当时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三是靠讲故事的人的记忆、口才和情感。

传统中国历史记述四五千年之前的事情，跟人类其他族群一样，这些“历史”充满许多神话与想象的传说，传达模模糊糊的信息。

2000年前，当司马迁写作第一套中国通史——《史记》的时候，他当然无法考证传说里的故事内容的真实性，司马迁只能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传闻，比较系统地把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传说整理成文字。实际上，在司马迁之前的1000多年里，许多当年的“知识分子”已经记录下各种传说，分散在各类文书里，给司马迁提供了些许判断的依据。

西汉中期之后（公元1世纪左右），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比较科学的文献考据方法，其实就是下死功夫去做资料的统计和对比，包括中国文字的演变，因此还原了许多古籍经典的原来面貌。

司马迁记载的“三皇五帝”，现代人迄今未找到任何物证，无法证实黄帝或神农或伏羲，到底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当然不能批评2000年前的历史记述者不够精确，这跟嘲笑古人不会用电话一样荒谬，那时候，他们还不懂考古发掘。

人们曾经一度怀疑夏代和商代的存在，但20世纪之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里与商王朝相关的大部分记载。对夏王朝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已确定了夏代的存在，只是还未能确定夏王朝都城的位置。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物已经出土很多，许多事件的确切年代还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不知道那时候古人纪年的方法，但估计误差应该也就是50年以内，对大于3000年前的史料求证而言，是没有问题的。

2000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考据，并且懂得收藏古董，却始终没有发展出考古学。这跟李约瑟提的“中国人为什么只有科技，没有科学”是同一类的课题。

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东迁之后，叫作“东周”，中国实际进入“城邦”时代（春秋战国），文物、记录、书籍相对留存较多，年代确切，史料也丰富。

但东周之前的中国人的历史，记述模糊，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史书的框框，以现代考古的众多发现为主，重新描绘这段遥远年代的中国人的历史。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兴起（约9000年前）

“智人”老祖宗们，千辛万苦，先后落户到了中国大地，扩散在相当辽阔的土地上。到了1万年前左右，各地站住了脚跟的东亚老祖宗后裔们，明显感觉到气候暖和多了，那时在沿海生活的，必定感觉更强烈，因为海面不断伸进陆地，就是那时期的“海侵”现象，地球暖化呗，海平面比从前大概高出150米（我们需要怀疑，人类真有这个数量级的力道，让地球暖化？恐怕是资本化的大企业或政治炒作。环保，绝对应该，但扯地球暖化，未免高估“智人”的能力了）。

海侵，当然不是瞬间发生，是连续数千年地球升温的结果。这结果，当然也不会仅只反映在海平面上升这个单一现象上。全球气候变化一定相当诡异，至少不是那个时段各地老祖宗们习惯的，或他们被教导的、被传说的那种气候，气候变得更潮湿更多雨，虽然植被与猎物更充沛，但暴雨、山洪大概牺牲了不少老祖宗。于是，又一个几乎全球同步的自然现象发生了——洪水。对洪水的恐惧，深烙在人类许多族群的神话与传说里……

估计，好日子必定带来族群人口膨胀，每个群落的人口数也增加，也许达到千人的数量级。人群所需要的人际沟通与协调更加频繁，刺激人的智力、技艺、语言、组织、管理、计划、算术等的提高，软体能力大大增长。语言强化了沟通，等于把众人的脑力联网、积分，工艺的学习与传承，更加容易，出现了半定居或定居的聚落，从而发展成为后来的“文明城邦”。

目前中国最早的聚落证据，有9000多年的历史，出现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湘北，洞庭湖周边），距湖北、四川不远。土台与环壕的聚落地，有住屋柱洞、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及墓葬遗存，还出土了编织的芦席和烧制的陶器，并且出现了驯化的牛、猪、鸡家畜和家禽。这些都是原始农业、定居部落的表现，大量野生兽骨和野果采集的存在则表明，老祖宗在迈向农业的过渡生活中仍然有浓郁的拾猎痕迹。

同时，伊拉克北部的两河流域（就是两条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出现了村落遗址。西方老祖宗也经历类似的，从拾猎迈向农业的过渡时期。只不过，他们种大麦、小麦，家畜为山羊、绵羊。那里气候远比湖南干燥，当地的欧贝德人很快就懂得了开发灌溉渠道。

“定居”“农业”，显然需要先决条件：除了煮食必备的陶器之外，还必须有驯化了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这又是个漫长的摸索，需要许多代人做好铺垫，而湘桂赣的原始先人早已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欧贝德人的原始先人，也是在大约1万年前驯化了动物和栽培植物，而野生小麦的原型还是中亚来的（人类最早的种植，也许发生在中亚的“绿洲”地区，并且欧亚大草原一直是连通的）。

农业，是1万年前人类的“高新科技”。标志着我们“智人”与所有其他原始人真正分道扬镳，跟石器拾猎时代的生活告别，进入定居的陶石农业时代。

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亚欧洲老祖宗们，同时迈向农业定居，巧合吗？当然不是。

逻辑上来说，智力的演化，需要人群数量大到一定程度，数量级有了，概率总会带来量子飞跃的机会。人是群居动物，很需要相互“脑力激荡”的。

而老天爷给的暖气候，带来了机遇的时间点。直立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群落，估计始终没能壮大到超过100人的门槛，这或许才是他们灭绝的直接原因。靠脑力谋生的“人”，碰到了瓶颈：智力开发，需要人数的巨大。

群落人口数不增长，智力发展会相对迟滞，“智人”的丛林部落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

农业起源不单亚欧洲同步，即便在中国大地，南北方也几乎同步：8000-9000年前这时段，河南（郑州、洛阳一带——中原）、陕西（南邻四川的汉中——关中）、河北（邯郸，冀晋豫交界区）、山东（鲁东的淄博——后李、大汶口）都出现原始农作物——粟。家畜和家禽有猪、鸡，甚至有驯化的鸽子。这些就是后来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浙江杭州南边，萧山跨湖桥出土的人工稻作谷粒，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独木舟，历史更在9000年以上。实际上，宁波到杭州之间的绍兴嵊州，也有9000年前的聚落痕迹，随后的1000年，宁波、嘉兴、杭州等地的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涌现的，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农业部落。这些，连同湖南彭头山地区，就是后来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在4000-9000年前，正是中国人群从拾猎生存转型到农业社会的时段，也就是司马迁《史记》上记述的“三皇五帝”时代。别忘了，司马迁虽然忠实于历史记述，限于当时他能活动到达的汉王朝领地，他能听得到的传说，主要也就只限于距他2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农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

要知道那时候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比如，黄河流域派人到彭头山学习，或彭头山派人到华北各地传授经验，那是不灵的，老祖宗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是彭头山的人扩散到华北，那就更加难以想象，先要适应气候，还要培育粟种，那时的1000年不够用啊。

农业“高新科技”在那时遍地开花（印度也有），是因为必须各自开发种植的、豢养的东西。如此这般“巧合”，还是老话：人道是天道的一部分，人性中的理智是共通的，老祖宗们遗传下来同样的脑袋，各自把智力演绎于身边的应用罢了。

中国初始农业的遗迹，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大致标示为五大“文化圈”，代表5000年之前平行发展于中国各地的农业文明（考古界的命名，通常是率先被发掘的地点沾光，年代更久远而被发现较晚的地点“吃亏”，但这些仅只是标记而已）。

这些早期文明，可以当作是“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中国史前史”的数据和印象部分。那时的气候比现在暖和5-10摄氏度，但人们还没搞清楚地球温度这方面的规律。

其中，仰韶—大汶口文化圈：黄河中下游，粟为主要作物，西边也种稷黍。

马家浜文化圈：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种稻类，多粳稻。

大溪文化圈：长江中上游，两湖、四川，种稻类，多籼稻。

红山文化圈：辽河上游，特殊的玉器文化，以拾猎为主，但6000年前也种粟了。

大坌坑文化圈：东南沿海，特殊的绳纹陶器文化，但5000年前即开始消亡。绳纹部落，或许跟“棕标”有关。后来发展为几何印纹陶器，影响及于南方各地，以江苏南京附近的“湖熟文化”为代表，时期基本上与北方彩陶平行。

从遗迹分布可以看出来，5000年前的代表性遗址，不复出现于红山与大坌坑区域。换言之，4000-5000年前的这个时段，发生了某些历史事件，促成了此后相对一致的“中国特色”。但一段时间的空白，并不表示灭绝，因为他们在随后的3000-4000年前时段，以更精彩的形式呈现，比如，绳纹演变出各式几何印纹陶器，广布几乎整个长江水域。

根据考古界对遗物的比较和考证，4000-900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下列状况：

一、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在6000-8000年前大行其道，大汶口彩陶辐射状传播到了晋、陕、豫、鄂、苏淮、辽东。

代表作：1.6000多年前，开始了夫妻合葬，确证进入父系社会。

2.多座5000-6000年前城址，城、郭、壕、门，形制明确，成为中式规范。

3.陶、玉进入专业分工阶段，薄黑陶工艺达到极致。

4.大汶口彩陶纹饰，迅速流行到河南的仰韶文化圈里，并散布南北，成为当时的文化“时尚”。

大汶口文化，按年代依次为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P016-020）

历史从来不缺精彩的片段：一帝千古，王朝短命的秦；盛世传天下的汉和唐；铁骑如风的元；封建末代的清。然而不曾有一本书能把中国历史从洞穴中的猿人写到今天电脑前的你我。

美籍华人李乃义新书，为我们奉上了可以如愿的阅读饕餮盛宴。——佚名

这是我读过的八本中国史中最好的一本。——美国伯克利大学 陈治平

为什么谈“中国人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呢？

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吗？

中国人难道不就是活在中国的人吗？

跟“中国人”一样有点儿年纪的“伊朗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甚或年轻点儿的“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不都是现今存活在那里的人群吗7历史上，从前生活在那里的人群跟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群是什么关系？那真成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话题了。

人们说“x x人”显然不只是地方标签，还是族群标签。

犹太人或许是最有名的例子。

犹太人曾经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的一个部落国家，2000年前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在流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血缘混融，并未妨碍他们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犹太教的宗教经典同时也是记载他们祖辈的历史经典，神话结合历史的宗教信仰，历代相传强化了犹太族群的意识和认同，使得他们在各个人群中区分出来，有了独特的标签。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虽各有国籍，但依然是“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大致相对集中在以色列（800万）和美国（600万）。

人群是会迁徙的，今天的美国人多数是欧洲人迁移到美洲的后裔。从前的美洲有过许多国家，那时候的“美国人”可不是今天的“美国人”的德行。很早很早以前的中国也有过许多国家，那时候的“中国人”自然也不是今天的“中国特色”。界定这些人群的标签跟形成他们的历史相关，时间、空间、过程都是因素。所有人们的德行的背后，直接就是“历史”积淀在人们身上的结果。“历史”符合现代对“演化”的定义；人群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群社会的演化途径；而人类自然也是地球上诸多演化的生物之一。

演化当然是动态的，适应环境嘛。地质在变，气候在变，人群为了生存，适存的生活技艺和生活方式也在变，人群影响下的生态环境更在变。人群的社会演化，诸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伦理、制度，这些集成人群的“软体”，最终反映的正是人脑的意识和认知，包括文化和认同的标签。

简单地说，古人是时间上的外国人；今天的外国人，则是空间上的“外国人”（这些是吾友沈之珍先生说的，很贴切）。

现代中国人提倡跟国际接轨，要了解外国人，向外国人学习。100年来，现代中国人也学会了科学、男女平等、技术、工业、高铁、银行、“两弹一星”等。当然也学会了“急功近利”等。

这里头，无所谓“好”与“坏”，“好”“坏”是人们针对当下境遇的主观反应。我们只是点出来，互相学习、互相沟通是人类的法宝。人类的大脑是通的，一学就会。

公元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海啸”，全球的人的脑袋立马开始思考：演化、运行了500年的人类资本制度，合理化人性私欲，体制化法治社会，刺激的科技创新几近极致，怎么还闹成这样？下一步，该怎么办？回顾人类史，可供参考的大型社会制度的演化案例并不多……

现代的中国人或地球人，能够找到的最多而又相对完整的人群社会演化数据，大概只有中国人的历史记述。从前的中国存在过不同的社会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急功近利，但也支撑起一个庞大而相对稳定的社会。

公元16世纪近代西方霸权兴起之前，公元15世纪初的中国明朝曾经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海权国家；郑和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完全不以工商贸易为目的，赚钱、利润不是那时中国人最专注的事。而历史数据显示，急功近利的西方社会的演化比中国社会成功，就在公元16世纪开始，至少成功地催生了许多迄今为止的人类智慧的极致，科学、艺术等。这又是怎么回事？

金融海啸促使全世界人的大脑再次打开“中国人的历史”这个数据库。公元20世纪以来，这个数据库被翻开过好几回。

第一回，是公元20世纪初的中国人自己打开的。五四运动是那时中国知识分子“跟国际接轨”的一次激情的尝试。今天人们说的普通话、写的中文，都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结果，真正促进了中国人的人际沟通（包括跟外国人），并且使得西洋律法、技术、商贸、制度等软体能够平易近人地普及到中国社会。白话文无疑是中国人“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也是成功的；“科学”“民主”蔚然成风，迄今仍不失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造目标。

作为一个文化运动，五四的成果就不那么完美了。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大抵是反传统、反“儒”的知识分子，“科学”“民主”是那时候的新潮“时尚”。多数人连“科学”“民主”“儒家”到底是什么都闹不清楚。他们讨论“文化”课题，像鲁迅先生那样表现出深度与真实度的似乎比较少。当时流行全面“疑古”，揪出了许多传统中国历史记述自相矛盾的地方，全盘否定传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负面心态成为“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社会代价。

那时候，留过洋、跟国际接过轨、真正把“科学”领回中国的有过许多人。我们提两个跟五四运动没大关系而值得纪念的人物为代表：一个是考古界的李济，一个是物理界的叶企孙。疑古嘛，科学的正解是卷起袖子去田野做考古发掘，李济发掘出殷商王朝存在的证据，科学地确定了中国人的一段早期历史，激励了中国人一连串的考古发现，龙山、仰韶、山顶洞人等。科学嘛，科学的正解是把科学的逻辑与知识输进中国人的大脑，叶企孙放弃在美国的物理研究，回到清华大学办物理系，毕生倡导“科学救国”，远离政治，现代中国“两弹一星”真正的科技元勋大半都是叶企孙栽培出来的……李济和叶企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可是很“儒”式的，一点儿也不西式）。李济证实了传统的中国历史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可信。叶企孙证明了，科学是个人类理性的方法学，人类都学得会，中国人只要肯学，一定学得会、做得到，难如登天的“两弹一星”中国人不也都“国产化”了，而且还是在各种条件都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

第二回，是20世纪早期偏后一点儿的英国人打开的。时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的中国人颠沛流离；一个被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剑桥学者李约瑟倒因此有机会深人中国民间考古。他骇然发现这个古老的民族，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惊人的科技发明，深深传播到从前的世界各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他后来回到剑桥大学任教时编著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提出了有名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有科技而无科学？”迄今仍然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大疑问，题目本身直指人性。

这一回，欧洲知识分子认识到，人类科技昌明的今天，急功近利这个习性已经达到足以危害全球的地步。然而，人类史上的社会，似乎仅只中国从前的社会，不全以“利润”作为社会制度平台。当然，中国社会未必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人群环境；现实地说，就在200年前，中国社会还是与西方社会竞争的失败者。但是，且打开这个数据库瞧瞧从前中国人是怎么个习性的吧，或许中国人的历史可以提供一些新鲜点子。

“中国人”这个标签，显然不全是“面子”或“礼教”的标志而已。

现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或“中国文化”吗？

时间已到了公元21世纪，全世界积累了太多新的发现与认识，是前人记述历史的时候并不知道的。结合传统中国史料的数据人们也该理性地重新认识中国人的历史，以及“中国人”了。

首先，全球所有人群的历史记述，相当一部分都是记载各国的政治史或统治史或经济史，围绕着“利权”二字在转，描绘的不是政权就是金权。传统的中国历史记述自然也不例外。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真实的中……会看到许多中国社会演化在这方面的具体数据或情况。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天道演化出入类的智慧“纯属巧合”。演化跟物理一样没有目的，只有规则：质能不灭、粒子、元素、分子、数量级、概率……基因复制，也只是地球物理环境中自然衍生出来的、仅只适用于那里的一条游戏规则。地球上生物复制的历程中发生过几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无数巧合的因缘际会才演化出当今人类的智慧和族群，人群的社会与文化显然也是适存的习性。但是，过去5000年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所建立的习性，专注于竞争下的人际内斗；最近500年更只专注于“利润”与“消费”，这些制度和文化能够更好地保证人群面对大自然环境的改变吗？比如，再一次超级火山喷发之类（对地球而言，这些事必然会发生）。现在的人类社会软体足以确保人类物种安然渡过吗？

所谓“智慧”认知、沟通、计划、设计、推理、预见等能力，那是人类自己说的。大自然只是给人类演化出一个可以具备习性的大脑，让人类可以通过意识、认知、知识、制度、文化来自我开发，并塑造自己、人群、周边环境。

大自然并没给任何生物打保票，大自然从来不打包票。

适存不适存，生存或灭绝都是你家的事。这些就是当下人类的认识，“现代知识”。

人群的意识、思维、认知、知识、制度、文化之间很难孤立“自由地”开发，都有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影响和轨迹可寻。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说明中国人的文化在时间上的演化状态，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有着周代城邦世界的比较多元的风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呈现着儒文化的比较单一的风貌，但这无碍中国各个人群的基因和文化的混同，有所变化是当然的。

现代美国人的历史虽然短，但也给人类提供了新兴社会的演化实例。

大家都知道，现代美国人的组成主成分是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大抵，航海和地理的知识使得美洲成为当年逃避欧洲王权或神权压迫的避难所。而新教在欧洲有许多门派，包括比较接近现代思想的“教友会”……

公元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一群英国人成立了教友会，主张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祭师（不需通过任何祭师跟神沟通），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反对发誓，反对奴隶制教友会这些思想自然是当时英国社会黑暗面的一个应对，立刻招致当时英国王权与神权的镇压，信徒受到迫害，与清教徒一起移民到美洲，但也受到清教徒的迫害（当时波士顿照样烧杀教友会“异端”，可见人们从思想到行为的力量有多大、发展有多怪异），大批教徒避迁到纽约州附近。

后来，教友会信徒之一成为美国开国后的首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跟当地原住民（印第安人）签立和约，号称是美国唯一迄今仍被遵守的此类和约。由于适存的思想不一样，教友会后来的信徒也分裂成几个门派，现在全球共约12万信众，其中90％跟其他新教教派一样，也有教堂和祭师；10％信徒则仍坚持教友们在家中、没有仪式、沉静地聚会，但允许“真正”受到感召的人说几句话。教友会不大，思想和行为都相当独特，恰巧碰到美洲的机遇，尽管也遭受过同类相残，能适存下来，并发挥一定影响，不能不是美国式新社会、新思维的成就。

教友会是林肯解放黑奴的忠实支持者，是最早接受女权和演化论的基督教派，也是最早组织类似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援的人群。教友会很有一些进步的思想，类似公元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大社会”理念。美国人曾对自己的国会成员做过调查，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分拆成一句句问题，大约90％的成员的思想一致接受“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但只要一面对“政党”或“左右”的标签，立马你死我活起来。可见意识与思维习性，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大。

现代人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可以超越不同文化习性的时空因素，从“人”的角度来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演变，对了解其他人群与文明无疑是很好的参考。

此外，人群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学习，使得“文化”“习性”可以在人群之间“复制”并流传下去，无论是所谓的好还是所谓的坏，都意味着，文化似乎也有类似基因的特征。

现代科学已经相当了解基因的传递与适存，也许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我们也能摸索出文化基因的传递与适存的方向。

第一章 中国人的来源（7万年之前的事儿）

 老祖宗的事儿

 老祖宗们迁徙的故事

 古旱时期的“中国人”

 中国老祖宗们的生存故事

第二章 “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2800—1万年前的事儿）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兴起

 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

 夏、商、周三代的故事

 夏、商、周三代时期其他的中国古老文明

 从文明到文化

第三章 春秋战国——东周的城邦世界（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东周时代所形成的中国式文明

第四章 大一统的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短暂统一的秦代

 楚汉相争

 夯实大一统基础的西汉

 两汉间的新政权

 凝结汉式儒文化的东汉

 汉代的中国文化基调

第五章 大混血的三国、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

 三国时期

 两晋时期。

 南北朝时期

 新型中国人的中国文化

第六章 大开放的隋、唐、五代十国（公元581—960年）

 隋代 科举和大运河的源点

 唐代 不修长城的朝代

 五代十国 辽、宋崛起的序幕

 不一样的经济

 不一样的唐文化

 中国人的盛唐情怀

第七章 经济化的宋、辽、金（公元907—1279年）

 重文轻武的两宋

 辽代（契丹） 紧抓燕云十六州

 西夏 谜一样的国度

 金代 东北走出的政权

 两宋的政治

 两宋的经济

 宋文化

第八章 全球化的蒙古、元帝国（公元1206—1368年）

 蒙古帝国 世界的征服者

 元代 来自草原的王朝

 蒙古人启动了“全球化”

第九章 结晶化的明、清（公元1368—1911年）

 明代 走向封建制的顶峰

 清代 封建王朝的终结

 20世纪之前的申国人

第十章 现代的中国（公元1912年—至今）

 民国时代

 共和国时代

写在最后

《一个海外华人讲的中国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李乃义是一个具备现代高科技背景的华人，有当代科学素养和深厚的文史功底。他意图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自己的考据分析，来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同时是少有的从人类走出非洲一直写到今天的历史读物。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我们熟悉的史书内容。作者没有为一个朝代、一个人或者一件历史事件作传，而是立足大数据、抓住每个朝代的根本——“人”这一因素来重新为读者解读历史。

读者们不妨跟随作者的思绪、数据以及陈述重走人类起源的历程，重新发现中国人自身的故事。作者相信，本书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更符合现今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考古发现和史料考据，其独到之处，较之史学大师之作亦不遑多让。

由美国李乃义所著的《一个海外华人讲的中国人的故事》以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现代科学发现和各国资料以一贯化的陈述，主要包括：中国史前史、先秦时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和现代的中国等所有历史阶段的内容。

本书对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历史特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总是能抓到时代的主要脉搏，向我们讲述不一样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