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的《心(精)》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一向被誉为透视日本人性格和心魂的最佳读物,迄今畅销不衰。
“我”受先生之托向一位姑娘表白心迹,而“我”也爱着这名姑娘。“我”内心反复搏斗之下,终于没有完成先生嘱托,而只表达了自己的爱慕,并赢得美人归。先生因被朋友背叛而选择了自杀。“我”一边过幸福的生活,一边在自责中度日,妻子对这一切全然不如。“我”为了在歉疚中解脱,并且不使深爱的妻子察觉真相,以自杀了结。
中篇小说《哥儿》是一部诙谐小说,写一名初入社会的富家子弟不谙世故到处碰壁的故事。“哥儿”不懂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因素,处处凭是非观念行事,尽管一再失利,笑话百出,其率真的性情却颇为动人,成为日本文学中的不朽形象。
《心(精)》中收入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心》《哥儿》两部作品。
长篇小说《心》是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K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先生”设计使K自杀,自己如愿以偿。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
《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寓庄于谐,妙趣横生。
墓地前面有块秧田。我从秧田左侧沿一条两旁栽有枫树的宽路前行。蓦地,前端一个茶馆闪出一个很像先生的人。我径直近前,一直走到可以看到对方眼镜框上反射的日光时,冷不防大声叫了声“先生”。先生立时站定,注视我的脸。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先生重复问道。在这万籁俱寂的中午时分,话语带有很特殊的声调。
我一下子答不上来。
“是跟在我后面来的?怎么回事……”莫如说,先生的态度很镇定,声音也很沉静。但其表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阴翳。
我告诉先生我是怎么找来这里的。
“妻说我给谁扫墓?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了么?”
“没有,这个她什么也没说。”
“是吗?——倒也是,不可能说什么,毕竟第一次见到你,没有说的必要。”
先生这才像是明白过来。我则完全不解其意。
先生和我从墓与墓之间穿行,准备上路。在依撒伯拉某某之墓和神仆罗金之墓的旁边,竖立着写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塔形墓标。还有的写着全权公使某某。在雕有安德烈字样的一座不大的墓前,我问先生该怎么念。先生苦笑道:“大概该念作AN·Do·Re吧!”
看来,和我不同,先生对这些墓标各所不同的样式,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滑稽好笑。我指着或长或圆的花岗岩墓碑,一直说个不停。起始,先生默默听着。最后问我:“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死这件事吧?”我没有做声,他也再没说下去。
墓地分界处,有一株遮天蔽日的大银杏树。来到树下,先生抬头看着高耸的树梢,说:“再过几天,可就好看r。满树金黄,周围地面都给金黄的落叶埋得严严实实。”先生每月都必从这树下走过一次。
对面一个平整凸凹地面做新墓地的男子,停下握锹的手看着我们。我们从那里往左拐,很快上了路。
往下我也不是一定想去哪里,只管随先生走去。先生比平时还沉默寡言。但我没觉得怎么别扭,一起慢慢悠悠走着。
“这就回家?”
“嗯,没什么地方要去。”
两人再度沉默,往南走下斜坡。
“先生家的墓地在那边吗?”我又开口了。
“不。”
“有谁的墓呢?亲戚的墓吗?”
“不。”
先生再不多答。我也就此打住。又走了一百多米,先生意外折回原处。
“那里有我朋友的墓。”
“朋友的墓每个月都来看一次?”
“是的。”
这天先生只说到这里。 六
那以后我不时去找先生。每次去先生都在家。随着同先生见面次数的增多,我愈发频繁地出入先生家门。
但先生对我的态度,前后没什么变化,无论最初寒暄之时,还是后来熟识以后。先生总是静静的,有时静得近乎凄寂。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先生有些不可思议,让人不好接近,却又有一种感觉强烈地驱使我非接近他不可。对先生怀有如此感觉的,或许众人中只我这一个。这一直觉后来得到了证实。所以我为自己的先见性直觉感到高兴,感到自信,哪怕别人说我少不更事也好,笑我傻里傻气也好。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一个不能不爱别人的人,却又不能伸出双臂紧紧拥抱想扑入自己怀中之人的人——这人就是先生。
刚才说了,先生始终静静的,不急不躁。但脸上有时候会掠过一丝奇特的阴翳,如黑色的鸟影从窗前划过,稍纵即逝。我最初从先生眉间发现那阴翳,是在杂司谷墓地下意识招呼先生的时候。那异乎寻常的一瞬间,使得我本来快活流淌的心脏血流陡然顿了一下。但仅仅是一时的迟滞,不到五分钟便恢复了平日的流势,把,黯淡的云影完全忘却脑后。及至慢慢回想起来,已是阳春即将逝去的一天傍晚了。
同先生交谈当中,我眼前蓦然浮现出先生特别提醒我注意的大银杏树。算起来,先生每月照例去墓地的日子,正是那以后第三日。而第三日那天我的课中午就结束,别无他事。我向先生这样说道:
“先生,杂司谷那棵银杏,树叶掉光了吧?”
“还不至于光秃。”先生盯着我的脸回答,好一会儿都没移开视线。
我马上接道:
“下次去墓地,我陪您去可以么?我想跟您一起去那里散散步。”
“我是去扫墓,不是去散步。”
“顺便散步岂不正好?”
先生没再应声。良久开口道:
“我真的只是去扫墓的。”
看上去他无论如何都要把扫墓和散步区分开来,不知道是不是不愿与我同去的借口,总之那十分孩子气的态度使我觉得纳闷,也就更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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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职业教师,日本人一般不以“先生”称呼别人,对文学家也是这样。但对夏目漱石是个例外,习惯上称为“漱石先生”,大约同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鲁迅为“鲁迅先生”相若。较之客气,这里边显然含有尊之为师的敬意。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同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但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不仅《鲁迅全集》被一篇不少地译成了日文,《故乡》还被收入了日本中学“国语”(语文)教科书——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日本人估计占不到多数。但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然个中原因多多,很难单纯比较)。人们或许知晓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知道漱石的,除了大学中文、外文系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恐怕成不了阵势。
然而毫无疑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他活跃的20世纪初期(明治与大正之交),日本文坛可谓群星灿烂。就小说家来说就有森欧外、岛崎藤村(亦是诗人)、田山花袋、正宗白鸟、永井荷风等人。但作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说得夸张些,恐怕惟漱石一人而已。难怪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其头像赫然印在日本千元纸钞的正面,人们几乎无日不同这位大作家“打交道”。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庆应三年)生于江户(现东京)一小吏家庭,14岁入二松学舍系统学习“汉籍”(中国古籍),浸润了东方美学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日后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写“汉诗”(汉语古诗)是其终生爱好和精神寄托。“漱石”之名,即出自《晋书·孙楚传》中“漱石枕流”之句。21岁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本科,23岁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英文专业学习。其问因痛感东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差异而陷入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1895年赴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为日后《哥儿》的创作积累了素材。翌年转去熊本县任高等中学讲师。1899年赴英国留学三年,学习英国文学和教学法。回国后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和东京帝大讲授英文,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我是猫》,并一举成名。1907年进入朝日新闻社任小说专栏作家,为《朝日新闻》写连载小说,一直笔耕不辍,直至1916年(大正五年)因胃溃疡去世。是年仅49岁。
漱石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从38岁发表《我是猫》到49岁去世,也就是十年多一点时间,却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他步入文坛之时,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在日本流行,很快发展成为文坛主流。不过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完全同于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缺乏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缺乏直面现实的凌厉气势,缺乏粗犷道劲的如椽文笔,而大多囿于个人生活及其周边环境的狭小天地,乐此不疲地直接暴露其中阴暗丑恶的部位和不无龌龊的个人心理,开后来风靡文坛(直至今日)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先河。具有东西方高度文化素养的漱石从一开始便同自然主义文学背道而驰,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高度、更有责任感而又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同森鸥外一并被称为既反自然主义又有别于“耽美派”和“白桦派”的“高踏派”、“余裕派”,是日本近代文学真正的确立者和一代文学翘楚。随着漱石1916年去世及其《明暗》的中途绝笔,日本近代文学也就落下了帷幕。
以行文风格和主要思想倾向划线,作品可分为明快、“外向”型和沉郁、“内向”型两类。前者集中于创作初期,以《我是猫》(1905)、《哥儿》(1906)为代表,旁及《草枕》(1906)和《虞美人草》(1907)。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主要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和批评,犀利的笔锋直触“文明”的种种弊端和人世的般般丑恶。语言如风行水上,流畅明快;幽默如万泉自涌,酣畅淋漓;妙语随机生发,警句触目皆是,颇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势。后者则分布于创作中期和后期,主要作品有《三四郎》、《其后》、《阿》(前期三部曲)和《彼岸过迄》、《行人》、《心》(后期三部曲),以及绝笔之作《明暗》。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收回伸向社会的笔锋,转而指向人的内心,发掘近代人内心世界的不安、烦恼和苦闷,尤其注重剖析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无奈与孤独。竭力寻觅超越“自我”、自私而委身于“天”的自在和谐之境(“则天去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执着、严肃的人生态度。
这里,从两类作品中各选了一部代表作。《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通篇如坂上走丸,一气流注,而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实为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心》则多少带有现今所说的推理色彩。“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K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先生”设计使K自杀,自己如愿以偿。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小说以徐缓沉静而又撼人心魄的笔致,描写了爱情与友情的碰撞、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冲突,凸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怅惘、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同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人生课题。这部长篇可以说是漱石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说得极端一点,假如没有《哥儿》和《心》,漱石能否“活”到今天还真是个疑问。
日本小说家中,较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我更喜欢另外两个人:一个就是夏目漱石,一个是当代的村上春树。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漱石全集便读了一集又一集;而村上的小说,近年来则译了一本又一本。粗想之下,两人之间虽时隔八十余年,但确有若干共同点。一是态度的认真与坦诚。两人都认真对待人生和社会,不伪善,不矫情,不故弄玄虚,不掩饰自己。二是笔调的幽默与机警。一些作品都富于理性的、机智的、有教养的幽默感。外国有人称村上春树为“当代的夏目漱石”,想必主要着眼于这一点。三是描写对象大多都是都市里的小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以传达其孤独、无奈、充满失落感的心态见长,而且两人同样是游离于文坛主流而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作家。
正因为喜欢,多年来一直想以自己的笔将漱石一两篇代表作翻译出来。数年前承花城出版社好意,始遂夙愿;今日又蒙青岛出版社慨然再度付梓,人生快事,莫过于此。